这本书太震撼！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不容错过！

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值得每个喜欢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的网友都看一看。

李维汉的这本回忆录《回忆与研究》，我其实很早就知道了，大概也知道这本书的含金量非常高，但一直没有机会找来看看。

最近，终于下决心腾出时间来好好看看。说实话，看完之后的感觉，一言以蔽之，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李维汉，他在党内还有一个名字叫罗迈，如果你不是对党史有研究或感兴趣，恐怕知道他名字的不会太多。

其实，李维汉是我党隐藏的一位大佬，其早期革命的资历非常之深，也是我党在统一战线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李维汉给自己的回忆录定下的写作原则是：一是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正确处理个人同党、同群众、同所在单位集体领导的关系；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的本来面目；三是重视总结经验，包括正面的、有益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需要引为鉴戒的经验；四是对个人的活动持分析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

所以，和大多数革命元勋的回忆录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李维汉的回忆录既有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事实，更有自己在时隔多年之后回顾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坚持实事求是，不溢美，不隐恶，不揽功，不诿过，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严谨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李维汉在回忆党的八七会议时，实事求是地指出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东西，看来“宁左勿右”的思想由来已久。

李维汉指出，大革命失败之后，当时留在党内的同志，看到革命被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断送了，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拼命的精神，他自己也多少受到了当时弥漫的“左”的情绪的影响。

特别是在革命干部中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具有赴汤蹈火的革命决心，却还缺少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这种“左”倾情绪更容易滋生起来。在八七会议上，这种情绪是有反映的。会议的文件中就有“左”的东西。
我自己就有一种“左”的情绪。那时“左”比右好的观点就已发生，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1927年11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同时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

李维汉承认，自己虽然不是王明小宗派里的人，但自己却犯了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错误，在1933年在中央苏区写的那篇《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毛、谢、古，说他们是宗派活动，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他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

这本回忆录的第一篇文章是《回忆新民学会》。

熟悉中共党史的都知道，新民学会的来头有多大，那是毛泽东和蔡和森这两位我党早期领袖早在1918年初，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在湖南长沙创办的一个最初旨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进步社团，而李维汉就是早期新民学会的会员，他当时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之后，留校在附小教书。

据李维汉会议，1918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新民学会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后叫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萧旭东(子昇)、萧植藩(子障)、陈绍休(赞周)、罗璈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芹)、周名弟(晓三)、陈书农(启民)、叶瑞龄(兆桢)、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和笙)等十四人。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

因此，李维汉很早就和未来的共产党一大代表、共和国领袖毛泽东有了交集，并且从此相知相交，李维汉自然也就成了最早集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我党重要骨干。

多说一句，那个后来在湘鄂西苏区大搞肃反的夏曦，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他大概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加入进来的。

而回忆录的最后一篇文章，则是《建国以来十五年统战工作的回顾与再认识》，这其实是李维汉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统战工作，借此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可以说凝聚着李维汉几十年从事党的统战工作的智慧和心血，是回忆录中非常宝贵、非常有价值的部分。

在这一部分，李维汉用了不少的篇幅回忆了自己在1962年和1964年受到的两次错误的批判。

1962年下半年，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两年多的努力，认真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逐步得到克服，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时，党内“左”的思想重新抬头。

毛泽东同志在当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十中全会错误地批判了所谓的“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错误地批判了邓子恢等同志。也有同志在会上批评中央统战部，说“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

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到1964 年期间，在毛泽东同志“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央统战部对李维汉开展了两场批判，给他强加了种种“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罪名，颠倒了理论政策的是非，使统战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更加发展。

第一场批判从1962年10 月开始，在所谓政策思想检查的名义下，在部务会议范围内进行。对1956年以来李维汉在政策研究过程中提出过的一些理论政策性意见，如争取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使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实际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简称五年消灭阶级)；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简称社会主义政党）和使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左派在政治立场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际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简称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我国各民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等，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

会议开了四十多次，历时半年多。作为这场批判的结果，是1963 年5 月27 日将《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简称专题报告）报送中央，而告一段落。

毛泽东同志审阅了这个《专题报告》，对报告的第一部分“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作了具体修改，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说得更长了，把几十年改为“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这就使理论上“左”的失误更加发展了。

1964年5 月中旬到6 月17 日，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出赫鲁晓夫和出了赫鲁晓大怎么办的问题。8月间，中央统战部召开部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由此又开始了对李维汉的第二次批判，给他扣上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罪名，是非更加颠倒。

1964年12 月25 日，中央决定撤掉李维汉的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随后在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的会议上，撤掉了他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的职务。

在第二次批判期间，李维汉在部务会议上作过两次检查。最后被迫违心地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严重错误。当时李维汉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已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如果硬顶着不检查，被开除党籍，再为党做工作的机会就没有了。

这两场批判，都是“左”倾错误在统战工作方面的集中表现。两场批判把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李维汉在主持起草文件过程中对统战工作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和新见解，统统说成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对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

正如习仲勋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李维汉同志的这本回忆录《回忆与研究》，是作者在他耄耋高龄、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写成的一部力作，也是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几年来，他（指李维汉）竭尽余力，争分夺秒，以超人的毅力坚持工作，直至病逝前三个月，还插着氧气管在病榻上修改文稿，他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精神感人至深。
可惜的是，终因心力交瘁，他未能把回忆录全都写完；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宗教工作部分，他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宝贵的经验写出来，这对他确是一极大的遗憾，对我们党也是一大损失。

但即便如此，也丝毫不影响李维汉的这本回忆录的价值，现在《回忆与研究》被公认为研究中共早期历史、白区工作史、统一战线史的必读权威著作，大量学者在进行党史、国史的研究中反复引用其史料与观点，便是最好的例证。

最后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李维汉和夫人还为国家培养了一个副国级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