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一战华工史料汇编》《山东文史资料》《被遗忘的大军：一战华工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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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的一个清晨,法国马赛港的码头上挤满了刚刚下船的山东汉子。他们穿着打满补丁的棉袄,扛着用布包裹的简陋行李,脸上写满了对陌生土地的困惑。
这些人来自山东的烟台、威海、青岛、蓬莱等地,被招工人员许诺去法国做工,每月工资五法郎,包吃包住,三年期满就能回家。
码头上的法国官员用生硬的中文喊着名字,让他们排队登记。没有人知道,等待他们的并不是什么轻松的挖煤工作。
更没有人能想到,这场远渡重洋的劳工之旅,最终会以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收场,而这个结局,竟然让法国当局颇为头疼,甚至在内部文件中明确表示了不满...
【一】招工骗局：十四万人的"发财梦"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英法联军与德国在西线战场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战争的消耗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到1915年底,英法两国都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大量青壮年男性被征召入伍,后方的工厂、农场、码头都缺少工人。
1916年1月,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招募华工的请求。当时的中国虽然没有正式参战,但北洋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争取发言权。
1916年5月,英国方面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经过几个月的谈判,英法两国与北洋政府达成了协议。
招工工作很快在山东各地展开。英国方面委托"惠民公司"负责,法国方面则由法国驻华使馆和相关机构共同招募。
招工点主要设在山东威海卫、青岛、烟台等地,这些地方人口密集,而且有港口便于运输。
招工广告贴满了大街小巷。广告上用大字写着："赴法做工,月薪五法郎,管吃管住,三年期满送回原籍,另有奖金若干。"在广告旁边还配有图片,画着高大的厂房、整齐的宿舍和笑容满面的工人。
五法郎在当时相当于十几块大洋,这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是一笔巨款。
当时山东农村的生活水平很低,一个壮劳力在地里干一年,也就能挣个三五块大洋。招工广告一出,立刻引起了轰动。
来自蓬莱县的张明德听说这个消息后,心动了。他家里有三亩薄田,一年到头也打不出多少粮食。
父母年纪大了,弟弟还小,全家人的生活都压在他肩上。如果能去法国干三年,挣回几百块大洋,不但能盖新房,还能给弟弟娶媳妇。
烟台府的王福生也动了心思。他刚刚成婚不久,妻子怀着身孕。家里穷,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听说去法国能挣大钱,他和妻子商量了一夜,最后决定去试试。
即墨县的李广田当时才二十二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听村里人说,法国是个好地方,遍地都是机会。去那里干三年,回来就能过上好日子。
招工处的场面每天都很火爆。一大早,门口就排起了长队。负责招工的人穿着体面的西装,操着半生不熟的洋话,一遍遍重复着招工条件。
他们拿着皮尺和听诊器,给报名的人量身高、听心跳、看牙齿,只有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才能被录取。
招工合同是用中法两种文字写的。合同上明确写着："受雇者前往法国从事挖煤、修路、搬运等工作,每月工资五法郎,另有伙食津贴和奖金。合同期为三年,期满后雇主负责送回原籍。"
大多数报名的人并不识字,招工人员就用通俗的话解释给他们听。"就是去法国挖煤,煤矿里的活儿,不累。工钱一个月五法郎,够你们全家吃一年的。干三年就能回家,到时候给你们发一大笔奖金。"
很多人听了这些话,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或者按下了手印。有些人甚至连法国在哪里都不知道,只知道那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那里能挣到钱。
签完合同后,这些人被集中起来,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等待统一出发。
每天有人给他们讲一些基本的规矩,比如上船后要听从管理,不能随便走动,到了法国要服从安排等等。
从1916年5月到1918年11月,前后有超过十四万名华工被招募到欧洲,其中去法国的约有九万六千人,去英国的约有五万四千人。
这些人绝大部分来自山东,也有一小部分来自河北、江苏等地。他们的年龄大多在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正是干活的好年纪。
这些华工被分成若干批次,从青岛、威海等港口出发。每批人数从几百到几千不等。他们登上轮船,开始了漫长的海上航程。
船舱里的条件很差。几百个人挤在狭窄的空间里,空气浑浊,臭气熏天。很多人晕船,吐得一塌糊涂。吃的是发霉的馒头和咸菜,喝的是带着铁锈味的水。
航程通常要持续两个月左右。轮船从中国出发,经过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最后抵达法国马赛港或者英国利物浦港。
有些批次为了避开德国潜艇,还要绕道苏伊士运河,航程更长。
在这漫长的两个月里,不少人因为疾病、晕船、营养不良而死去。他们的尸体被简单地包裹起来,扔进大海。活下来的人,眼睁睁看着同乡被扔进海里,心中的恐惧和不安越来越强烈。
张明德在船上病了半个月,发高烧,浑身无力。幸好身体底子好,挺了过来。王福生一路上都在想着家里的妻子,不知道孩子生下来没有。
李广田年轻,身体好,倒是没怎么生病,但也被船舱里的环境折磨得够呛。
终于,经过两个月的颠簸,轮船抵达了法国马赛港。那是1917年2月的一个清晨,天空灰蒙蒙的,海风吹在脸上冷得刺骨。华工们从船舱里爬出来,第一次踏上了欧洲的土地。
码头上已经有法国官员在等着他们。这些官员穿着军装,拿着名册,用生硬的中文喊着名字。华工们排着队,一个个登记,然后被分配到不同的营房。
张明德被分到了第三营,王福生在第五营,李广田在第七营。他们还来不及适应新环境,就被告知要立刻出发前往工作地点。那些招工时承诺的"挖煤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
【二】战场炼狱：所谓"挖煤"的真相
1917年3月,第一批抵达法国的华工被送往索姆河地区。这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的核心区域,英法联军与德军在这里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惨烈战斗。
火车在夜里行驶,车窗外漆黑一片。华工们挤在闷罐车厢里,不知道要去哪里。有人问押送的法国士兵,对方只是摆摆手,用法语说了一堆听不懂的话。
天亮的时候,火车停了。华工们被赶下车,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煤矿,而是一片满目疮痍的战场。
大地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到处是被炸毁的房屋和烧焦的树木。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一股说不出的腐臭味。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震得地面都在颤抖。
一个会说中文的法国军官走过来,指着远处的战壕说："你们的工作就是挖战壕、修工事、搬运物资。战争还没结束,这里很危险,你们要小心。"
华工们这才明白过来,所谓的"挖煤"根本就是骗人的。他们被骗到了战场上,要在枪林弹雨中干活。
很多人当场就慌了,有人大喊着要回家,有人坐在地上哭。可是没有用,法国士兵端着枪站在旁边,谁也跑不了。
张明德站在人群中,拳头握得紧紧的。他想起了家里的父母和弟弟,想起了临别时母亲红着眼睛说的话："儿啊,到了那边好好干活,赚了钱早点回来。"可现在,连活着回去都成了问题。
王福生脸色煞白,腿都在发抖。他是个老实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那些炮声、那些尸体、那些血腥味,让他几乎要晕过去。
李广田虽然年轻,但也被吓得不轻。他原以为来法国能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没想到见识到的却是地狱。
华工们被分成若干小队,每队二十到三十人不等。每个小队配备一个翻译和一个法国监工。翻译大多是在中国学过中文的法国人或者华侨,中文说得磕磕绊绊,但基本能够交流。
第一天的工作是挖战壕。法国士兵给每个人发了一把铁锹和一把十字镐,然后指着一块空地说,要在这里挖一条长三百米、深两米的战壕。
华工们拿起工具开始干活。北方人干农活习惯了,挖土倒是不陌生。可战场上的土地和农田完全不一样,到处是石块、弹片、碎骨头,挖起来费劲得很。
更要命的是,战壕必须挖得笔直,深度和宽度都有严格要求。法国监工拿着皮尺不停地量,稍有不合格就让返工。一天下来,华工们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手上全是血泡。
吃饭的时候,每人发一块黑面包和一碗土豆汤。黑面包硬得像石头,咬一口都费劲。土豆汤里除了几块土豆,连点油星都看不到。这就是所谓的"包吃包住"。
住的地方是临时搭建的木板房,十几个人挤一间。屋里没有床,只有地上铺着一层稻草。晚上睡觉的时候,冷风从木板缝里钻进来,冻得人直打哆嗦。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有人来敲门,催着华工们起床干活。洗漱的地方就是一个简陋的水槽,几十个人用同一盆水。早饭还是黑面包,这次连汤都没有。
接下来的日子,华工们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工作。挖战壕、修工事、搬运弹药箱、铺设铁轨、修补道路。这些工作又累又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丢掉性命。
炮弹经常落在附近。有时候正干着活,突然听到一声尖啸,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华工们被训练成听到炮弹声就立刻趴下,等爆炸过后再爬起来继续干活。
死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有人被炮弹炸死,有人被流弹击中,有人在搬运弹药时发生意外,有人因为过度劳累而猝死。
每次有人死了,法国士兵就简单地把尸体拖到一边,用白布裹起来,然后继续催促其他人干活。
张明德亲眼看到一个同乡被炮弹炸死。那个人叫刘德顺,也是蓬莱县的,两个人在船上就认识了。
那天他们正在一起挖战壕,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不远处,刘德顺没来得及躲,被弹片击中了头部,当场就没了气息。张明德抱着刘德顺的尸体,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王福生在搬运弹药的时候被砸伤了脚,肿得像个馒头。可是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只能忍着。监工看他走路一瘸一拐,就骂他偷懒,还用鞭子抽了他几下。
李广田因为年轻力壮,被分配去做最重的活——搬运炮弹。那些炮弹一个就有几十斤重,一天要搬几百个。没几天,他的肩膀就被磨破了皮,血和衣服粘在一起,疼得钻心。
除了工作危险,疾病也是华工们面临的大敌。战场上的卫生条件极差,到处是污水和粪便。很多人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而生病。痢疾、伤寒、肺炎在华工中大规模流行。
法国方面虽然设立了简易医疗站,但条件很差,药品严重不足。轻伤轻病的人根本得不到治疗,只有快要死的人才能住进医院。即便住进医院,也未必能活下来。
到1917年底,仅索姆河地区就有超过三千名华工死亡。他们被埋在附近的墓地里,墓碑上只刻着简单的编号,连名字都没有。这些人远离故土,客死他乡,连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埋在哪里。
张明德曾经想过逃跑,可是没有用。战场周围都是法国士兵把守,就算逃出去,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也活不下去。
很多尝试逃跑的华工被抓回来后,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有的被关禁闭,有的被鞭打,还有的直接被送到最危险的战场前线。
除了在战场后方干活,还有一部分华工被派去清理战场。这是最恐怖的工作。
战斗结束后,战场上到处是尸体,有的已经腐烂,有的被炸得支离破碎。华工们要把这些尸体收拾起来,装进麻袋,运到埋葬地点。
王福生被分配去干这个活。第一次看到那些尸体,他吐得昏天黑地,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可是监工不管这些,逼着他继续干。渐渐地,他也麻木了,看到尸体不再害怕,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动作。
有些华工被派去排除哑弹。战场上有很多炮弹没有爆炸,埋在泥土里,随时可能引爆。
华工们要把这些哑弹挖出来,小心翼翼地搬运到安全地带。这种工作的危险系数极高,稍有不慎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李广田干过几次这样的活。每次他都提心吊胆,手心里全是汗。
有一次,一个华工在挖哑弹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引信,哑弹当场爆炸,那个华工和周围的几个人都被炸死了,鲜血和碎肉溅得到处都是。
到1918年春天,战争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德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季攻势,英法联军节节败退。华工们的工作量骤然增加,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连续干一天一夜。
累死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干着干着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有人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和营养不良,身体彻底垮了,在病床上熬了几天就死了。
张明德在这段时间里瘦了一大圈,原本结实的身体变得皮包骨头。王福生的脚伤一直没好,走路时每一步都钻心地疼。李广田的肩膀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那是长期搬运重物磨出来的。
可即便如此,华工们还是咬着牙坚持着。他们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家。唯一支撑他们的,就是对家人的思念和活下去的本能。
【三】战争尾声：等待遣返的日子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德国代表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车厢里签署了停战协定。
消息传到前线,英法联军的士兵们欢呼雀跃,相互拥抱庆祝。
华工们也听到了这个消息。虽然不太明白具体是怎么回事,但他们知道,战争终于结束了。这意味着他们不用再在炮火中提心吊胆地干活,也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张明德那天晚上激动得睡不着觉。他在心里算着,离开家已经快两年了,也不知道父母身体还好不好,弟弟长高了没有。
按照合同,战争结束后就应该送他们回国,估计再有几个月就能见到家人了。
王福生想着妻子和孩子。临走的时候妻子怀着孕,现在孩子应该已经一岁多了,会不会叫爸爸了。他恨不得马上飞回去,抱抱自己的孩子。
李广田相对年轻,没有太多牵挂,但也想回家。他想念家乡的土地,想念那些熟悉的面孔,想念母亲做的饭菜。
可是,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华工们能够立刻回家。事实上,英法两国政府并没有立刻组织遣返工作。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到处需要劳动力。这些华工正好派上用场。
战争结束后,华工们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需要在炮火中干活,而是被派去做战后重建工作。
清理战场、填平战壕、修复道路、重建房屋、清除地雷,这些都成了华工们的新任务。
这些工作虽然不像战时那么危险,但依然很繁重。战争把法国北部地区炸得满目疮痍,重建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
华工们每天依然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工资还是原来的五法郎,待遇没有任何改善。
更让人气愤的是,战争结束后,很多当初招工时的承诺都没有兑现。说好的奖金没有发,说好的三年期满也没有严格执行。
一些华工想要回国,可是法国方面以各种理由拖延,说船只不够,说手续没办好,总之就是不让走。
张明德等了几个月,看看没有回国的迹象,就去找法国管事的人。可是那些人根本不理他,说现在正在安排,让他们继续干活,等通知。
王福生也去找过几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他的脚伤一直没好,走路时还是一瘸一拐的,可是监工依然逼着他干活,说轻伤不算伤,能动就得干。
一直到1919年春天,法国方面才开始组织第一批华工遣返。这批人数只有几千人,主要是那些身体有严重疾病或者伤残的人。张明德、王福生、李广田都没有在名单上。
遣返的程序很复杂。首先要登记,填写各种表格,然后体检,确认身体状况,接着等待分配船只,最后才能上船。整个过程往往要持续几个月。
那些能够回国的华工都激动万分。他们收拾好简陋的行李,一步三回头地告别那些还要留下来的同伴。张明德看着那些幸运儿登上火车,心里既羡慕又失落。
1919年夏天,第二批遣返开始。这次的人数比较多,约有一万多人。张明德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几乎不敢相信,反复确认了好几遍,直到法国官员不耐烦地催促,他才敢相信这是真的。
王福生和李广田也在这一批名单中。三个人激动得抱在一起,眼泪都流了出来。这两年多的时间,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看到太多的死亡,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
在等待登船的日子里,华工们的心情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马上就能见到家人,忐忑的是不知道家里的情况怎么样,这两年多有没有发生什么变故。
可是,就在准备登船的前几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张明德突然接到通知,说他暂时不能回国,需要留下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
原因是他身体好,技术熟练,法国方面需要他继续参加重建工作。
张明德当场就急了。他去找管事的法国官员理论,说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战争结束就应该让他们回国,凭什么不让他走。
可是那个官员只是冷冷地说,这是上面的决定,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不服从安排,就取消他回国的资格,永远留在法国。
张明德气得浑身发抖,可是又能怎么办。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福生和李广田登上火车,前往马赛港。
临别时,王福生拉着张明德的手说,等回国了一定去他家里看看父母,告诉他们他还活着,很快就能回去。
李广田也安慰他,说再等等,下一批肯定就能走了。
送走了王福生和李广田,张明德回到营房,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同屋的几个人也都是被留下来的,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一脸的沮丧。
接下来的几个月,张明德继续在法国北部地区干活。他被分配去修复一段被炸毁的铁路,每天要抬枕木、铺铁轨、固定螺丝,活又脏又累。
到了1919年秋天,法国方面开始组织第三批遣返。张明德这次终于在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几乎是跳着去登记的,生怕又出什么变故。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犹豫了。
1919年10月的一个下午,张明德在修铁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法国女人。
那个女人叫安娜,三十岁左右,丈夫在战争中阵亡,留下她和两个孩子。安娜家里有一小块葡萄园,可她一个女人根本管不过来。
她听说华工干活卖力气,就来工地上想雇一个人帮忙。监工把张明德介绍给了她。安娜看张明德身材高大,干活利索,当场就决定雇用他。
那天下午,张明德跟着安娜去了她家的葡萄园,帮她修剪葡萄藤,翻地,浇水。一直干到天黑,安娜给他做了晚饭,还给了他两法郎的工钱。
接下来的几天,张明德每天收工后都会去安娜家的葡萄园帮忙。两个人虽然语言不通,但通过手势和表情也能进行简单的交流。
安娜对他很好,总是给他做好吃的,还帮他洗补衣服。渐渐地,张明德发现自己对安娜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