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8年，他的学生在美国被导师追问：「周毓麟去哪了？」——没有人能回答。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能够爆炸，有一道死关卡了整整九个月。
这个数学家用一套方程式撬开了它，然后从学术界消失了二十年。
01
1923年2月，上海大沽路。
这条弄堂不宽，两侧石库门挨着石库门，早晨有卖豆腐脑的小贩推车经过，铜铃声从弄堂这头传到那头。
周世铭住在这里，钱庄的普通职员，每天出门前把长衫捋得平整，夹着账本去上班。
他的儿子，取名毓麟。
周毓麟两岁多时，父亲闲下来爱出算术题考孩子。
有一天出了道进位加法，小毓麟扳着手指算，十根指头掰了又掰，急得叫起来：
「谁借我几个指头？」
一屋子人笑了。周世铭没笑，盯着儿子看了一会儿——这孩子在真正思考进位，不是撒娇。
往后几年，父亲换着花样出题。
有一回出了道鸡兔同笼，小毓麟很快算出来了。
父亲把数字升级，问头和脚各一百，他就站在那里皱眉，一声不吭想了很久，答不上来。
上了初中，学了一元一次方程，放学回家书包还没放下，小毓麟就冲着屋子喊：
「鸡兔同笼我会算了！」
他把方程式写给父亲看。父亲看不懂，认认真真看完，点了点头。
1938年，周毓麟进入大同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
这所学校有个特点，除国文课外其余全用英文教材，数理化课程分量极重。
周毓麟数学物理分数一路拔尖，课本里的内容不够，自己翻参考书推导定理。
高中三年，他编了三本几何小册子，从定理到例题，连插图都画得工整细致，装订也细致精美。
小册子的前言里，他写了一句话：
数学使我着迷，着迷到无法自拔，它对我的影响，罄竹难书。
这是一个十七岁少年写的，不是抒情，是陈述。
1941年夏，高中毕业，周毓麟要填报志愿。同班好友朱葆德拉着他劝：
「数学这碗饭不好吃，出来最多当个中学教师，坐冷板凳。学工科，好找工作。数学嘛，业余搞搞就行了。」
周毓麟听完，还是报了大同大学数学系。
进大学后，他把数学系课程读完，又把物理系课程读了一遍。数学和物理在他眼里从来就是一件事。
1945年6月，周毓麟毕业，赶上战后就业最乱的一段时间。几经周折，他去南京临时大学数理补习班做了助教。这份工作没多久就撤了。
1946年，他回到上海，听说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正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讲课，他二话不说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在门口问能不能旁听。
周毓麟就这样去了研究所旁听。
02
陈省身在国际数学界是顶尖人物，研究微分几何。
他在中研院数学所讲课，同期旁听的有吴文俊、张素诚、叶彦谦，后来都成了中国数学界的重要人物。
周毓麟每次去，坐前排，一堂课不落。听课时从不记笔记，下课后凭记忆把推导过程默写出来，写不下去就从头再推。
一个月后，陈省身在走廊里遇到他，停下来问：
「我讲的东西，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陈省身问他大学数学学得怎样，周毓麟说别的功课有时拖后腿，但数学每年总平均在九十分以上。
陈省身又问做过研究没有，周毓麟说没有，想了想补了一句：高中时出于兴趣编过三本几何小册子。
陈省身让他把小册子带来看。
周毓麟第二天就带来了。小册子不大，定理到证明结构清晰，批注密密麻麻，有些地方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来。
两周后，陈省身通知周毓麟到数学所上班。
这个安排在所里引起了议论——周毓麟既非名校毕业，又没发表过论文，就这么进来了。
陈省身没有解释，周毓麟也不管闲话，低头做自己的事。
他负责管理图书馆。这份工作旁人看来无聊，周毓麟觉得是便宜——整个所里最新的数学期刊全在他手边。
他高中学过打字，给图书馆打目录卡片，也给自己要研究的资料打出来。
每天跟着陈省身学习之外，其余时间全在图书馆看书，没有节假日的概念。
陈省身教拓扑学。「拓扑」这个中文译名就是他起的，他还开玩笑说，搞数学要像和尚托钵化缘，坐得住，耐得烦，潜心苦修。
周毓麟跟着学，沉了进去。
有一次陈省身找他谈话，指出他推导过程里几处错误，有些很隐蔽，不是粗心，是理解上的偏差。
周毓麟回去从头推了一遍，第二天再来听课，陈省身讲的东西突然清晰了许多。
他后来跟学生回忆那次谈话，说谈完之后感觉开了窍——此后遇到再难的题目，心里总有一个底：只要肯下功夫，给我一年，总能摸到门道。
1948年，周毓麟在《清华大学科学报告》上发表第一篇论文，题目是《关于可微流形的可定向性》，与陈省身联名。
同年在南京举行的全国数学大会上，他报告了关于实二次超曲面同调性质的研究，台下有人认真记笔记。
那年他二十五岁。
03
1948年下半年，局势急转。
中央研究院决定迁往台湾，数学所开始打包。同事们纷纷收拾行李，有人去台湾，有人联系美国的学校。
陈省身打算去美国，要带周毓麟一起，路费和留学费用都帮他打点好了。
周毓麟谢绝了。
他没有长篇大论，只说了一句：
「我的事业在国内。」
说完继续收拾图书馆的东西。陈省身劝了几次，回答始终一样。陈省身了解这个学生的性格，知道说定了不会变，最终没有再坚持。
1949年9月30日，周毓麟携妻子徐明月坐火车北上，到了清华园。次日，新中国成立。
他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做助教，继续研究拓扑学。
1952年院系调整，转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讲师。华罗庚、段学复都看过他的论文，评价很高。
他在北大教书，同时做拓扑学研究，独立发表了一篇四十多页的同伦群研究论文，在当时国内是相当扎实的工作。
1954年，一个新的任务打断了他的计划。
国家选派一批学者赴苏联留学，北大推荐了周毓麟。通知里写明学习方向：偏微分方程。
偏微分方程和拓扑学差得很远。周毓麟在拓扑学上已做出成果，换跑道意味着从头开始。
他没有提出异议。国家认为偏微分方程对工程建设更有用，他就学偏微分方程。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学了一年俄语，1954年9月动身赴苏，到了莫斯科大学。
04
莫斯科大学主楼矗立在列宁山上，是斯大林时代留下的建筑，高大、对称，走廊很长。
周毓麟的导师是奥列依尼克，苏联女数学家，非线性偏微分方程领域的顶尖人物。她头一次带中国学生，不确定能不能跟上进度，第一次考试前一周就来问周毓麟准备得怎么样了。
考试结果让她放了心。
课程排得很紧，差不多两三个月学完一门，接着考试。周毓麟的习惯和在上海时一样，每天第一个到图书馆，最后一个走。他在莫斯科几乎没有娱乐，周末也在图书馆，把要看的文献一篇一篇读完，做笔记，推公式。
有一次考试，出了一道偏微分方程里的难题。周毓麟在草稿纸上试了几条路，都走不通。快到时间了，他想到了拓扑学里的不动点定理，试着用这个定理来处理。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他把推导写完，递上去，答案对了。
主考老师把这份答卷单独拿给奥列依尼克看。奥列依尼克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把周毓麟叫来，让他当面再推一次。
周毓麟当场推完。
这个证法让奥列依尼克记住了——这个中国学生带着自己原来的积累，走了一条完全意想不到的路径，钻进了一个新领域。
周毓麟在莫斯科大学期间，与奥列依尼克合作研究渗流方程，发现了一个重要性质：渗流方程的解，关于扰动的传播速度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在当时出人意料，物理和工程上都有应用价值。论文发表后，国际数学界将其列为这个领域的经典性工作，往后几十年里反复被人引用。
1957年，周毓麟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同年2月，他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年夏天，他坐国际列车回北京，回到北京大学，开设非线性偏微分方程专门化课程。他带着一批学生，把这个领域的最新成果从头讲起。1959年，他把讲稿整理成讲义，书名叫《非线性椭圆型方程与非线性抛物型方程理论选讲》，把当时国际上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研究最核心的框架写了出来。这标志着中国在这个领域追上了世界水平。
这段时间是周毓麟后来说的「非常幸福」的日子。看着学生从懵懂到开窍，他觉得做了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
1960年5月的一个上午，这种状态结束了。
05
那天上午，周毓麟上完课走出教室，走廊里站着一个人等他。
来传调令的。
上级决定调他参加一项国防工作，当天下午报到，地点是二机部所属的北京第九研究所。
周毓麟只问了一句：
「什么性质的工作？」
「保密工作。」
他没再问，回办公室把手头几份资料交给同事，交代几句，提起包，下午出门了。妻子当时身怀有孕，他安顿好家里，赶到九所报到。
到了那里，他才慢慢明白这是什么地方。
九所，正式名称是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中国核武器研究的理论中心。所里有个说法：二机部的核心在九所，九所的核心在理论部，理论部是「龙头的三次方」。
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随即加快核武器研制，1949年引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多次以核武器威胁中国。1955年，中央决策层正式启动核武器研制计划。1957年，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提供技术援助。但到1960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单方面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图纸和资料，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核武器研制必须自力更生。
中央从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抽调专家，组建自己的核武器研究队伍。九所向上级提出了108个人的调动指标，最终包括周毓麟在内的105人服从了调令。
此时，邓稼先已率领一批年轻骨干在这里工作了将近两年。这支队伍由十六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组成，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高校挑选而来，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两年来碰到数学难关，只能几个人凑在一起讨论，有时讨论一整夜也没有结果。
周毓麟是他们等来的第一个数学家。
朱建士、傅樱这些人，第一天见到他就把积压的问题拿出来问。周毓麟放下手头资料，坐下来，在纸上一步一步推，讲到哪里停一下，问：
「明白了吗？」
不明白，就再推一遍。
那时候他们跟着周毓麟学激波运动，学得很投入。傅樱的妻子那时怀孕，同事们开玩笑，说给未出世的孩子取名「周激波」，后来生下来是个女儿，名字没用上。
九所理论部有「八大主任」，邓稼先领衔，四位物理学家，四位数学家。四位数学家是：周毓麟、秦元勋、江泽培、何桂莲。
周毓麟和秦元勋有个奇特的巧合：两人同年同月同日生，调入九所前都研究过拓扑学和微分方程——一个研究点集拓扑，一个研究组合拓扑；一个研究常微分方程，一个研究偏微分方程。
性格上两人差得很远。秦元勋思维活跃，话多，走路快，一会儿一个新想法。周毓麟话少，每天准时八点到办公室，末班车才离开，回家后还工作到十二点。他的衬衫总是有棱有角没有褶皱，笔记本上的字工整得像印刷体，就连草稿纸也写得比别人誊清的还整齐。
年轻人私下传了一句话：
「跟着两个老周走，没有错。」
一个是周光召，一个是周毓麟。
06
调入九所之前，理论部已在做一项关键工作：用数学方法模拟原子弹起爆后的物质运动过程。
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是用炸药驱动内爆，把核材料压缩到临界状态，引发链式反应。这个过程中，炸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从外向内传播，物质的压力、密度、速度在极短时间内剧烈变化。要设计出能正常起爆的原子弹，必须算清楚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细节。
邓稼先把十六名年轻人分成三组：力学组、数学组、动态方程组。四台手摇计算器，后来换成半自动的电动计算器，三班倒轮流运算，用的方法叫「特征线法」——沿着特征线追踪物质运动的轨迹，一点一点算出整个过程。
计算从1960年初开始。第一次结果出来，整体过得去，但有一处对不上——炸药爆炸后内爆过程中产生的压力，算出来的数值，比苏联专家曾经提供的一个关键数据小了好几倍。
这个差距引发了严重的问题。
那个苏联数据的来历，要追溯到1957年。当年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后，苏方派出三名高级别核武器专家来北京，做了一场报告。报告讲到中途，苏联专家突然宣布：不许记笔记。
在场的核物理专家钱三强把关键数据记在了脑子里。报告结束后，他凭记忆加上其他人的零散记录整理出来，其中就包括这个关于内爆压力的数字。
这个数字随后成了中国原子弹研制的重要参照。
但十六个人算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始终和这个数字对不上，差了好几倍。
到底是中国人算错了，还是苏联数据本身有问题？
第一次计算完成，发现差距，重新算。第二次，第三次，每次结果大同小异，差距仍在。计算进行到第九次，历时九个月，史称「九次计算」，结论始终悬而未决。
傅樱记得那段日子：所有人都绷着，三班倒，手摇计算器转个不停，算出来的一长串数字要逐个核对，核对完了发现还是对不上，从头再算。算错一个数字，整列结果都要重来。
九个月里，这十六个年轻人几乎没有休息日。
07
九次计算的结果摆在那里，二机部党委研究了对策，决定另开一条路：让周毓麟带领计算组，用「差分法」来重算流体力学方程。
周毓麟接手了一道真正的死关。
流体力学方程难，难在它有「间断」。炸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使物质的压力和密度在极短距离内突然跳变，这在数学上叫间断。差分法的基本前提是函数连续，可以用离散的网格点来近似——遇到间断，网格计算直接崩溃。
特征线法可以追踪间断，但无法上机运算，只能人工手算，算一个模型要一个月。
周毓麟大范围调研，把所有能找到的计算数学文献翻了一遍，英文的、俄文的都看。
1960年底，他找到一本书：美国数学家R·D·里奇特迈尔写的《初值问题的差分方法》。这本书总结了美国研制原子弹时用到的计算方法，专门讨论了机器计算冲击波的问题，还涉及中子计算的内容。
他从头读到尾，在里面看到了冯·诺依曼提出的一个方法：「人为黏性法」。
这个方法的核心：冲击波的间断没法直接算，那就让它不间断。在方程里人为加入一个黏性项，给方程增加一点阻尼，让原来的间断解变得光滑，成为可以连续计算的抛物型方程。抛物型方程有光滑解，差分法可以处理，机器可以运算。
关键在于那个人为加进去的黏性项系数——太大会改变整个解的物理性质，太小效果不够，解还是不光滑。
周毓麟对这个方法的把握，来自他在莫斯科大学研究抛物型方程多年积累的理论基础。他清楚怎么控制系数，清楚加进去之后解的性质如何变化，清楚误差会落在什么范围里。
他召集组里的人开会，在黑板上写出这个方法的原理：
「计算冲击波，解有间断，机器算不了。加上一个系数，变成抛物型方程。抛物型方程有光滑解，就能算了。」
有人问：「加进去的这一项，会不会影响结果？」
「会有影响，但可以控制。系数选得合适，误差在允许的范围内。」
「怎么确定系数合适？」
「算出来，跟手算的结果对比，误差落在多少范围内，自己看得出来。」
会散了，开始编程序。程序编好，上机调试。
这是九所第一次把流体力学方程放上计算机算。之前九次计算全靠手摇计算器，算一个模型要一个月，参数能改的有限。上机之后，几个小时出一个结果，参数可以反复调整。
调试完成，程序跑出结果。
和九次手算的结果对比，误差在5%左右。5%的精度，在数值模拟里是可靠的结果。
消息传到还在三班倒的傅樱那边，他在计算器前停下来，盯着这个数字看了一会儿——第一次觉得这条路走得通。
08
程序可靠，但问题还没有解决。
中国算出来的数据，和苏联专家那个数字，还是对不上。
九次计算用特征线法，周毓麟用差分法，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结果却相近。这在数学上说明一件事：中国的计算方向没有根本错误。
但这两套结果，都比苏联的数字小了好几倍。
差这么多，只剩一种可能：
苏联那个数字本身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