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监狱大门是灰色的铁门，比我记忆中矮。
可能是因为二十年了，什么都变了。
我到得太早，七点十分就站在门口了。通知上写的是八点放人。
门卫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来接人的？」
「嗯。」
「叫什么名字？」
「他叫郑方远。」
门卫翻了翻本子：「家属？」
「不是。」
「朋友？」
我想了想。
「同事。以前的。」
他又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一个「以前的同事」犯不着大清早跑来等。
我没解释。
站在门口继续等。
四月的早晨有风，不大，但往骨头缝里钻。
我把手揣进外套口袋里，摸到一个烟盒。
打开看了一眼——还剩三根。
我抽出一根，点了。
吸了一口，烟雾被风打散了。
我就这么站着抽完了那根烟。
然后又站了四十分钟。
八点零二分，铁门「咣」地响了一声。
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
剃了寸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大概是全部家当了。
他在门口站了一下，眯着眼看了看太阳。
关了二十年，大概不太适应外面的光。
然后他看见了我。
他的脚步停了。
塑料袋从手里滑下去，掉在地上。
他盯着我，眼睛从眯着的慢慢睁大。
嘴唇动了几下，没发出声音。
他的头发全白了。
进去的时候是五十三岁，满头黑发，腰板笔直。
现在七十三了，背弯了，脸颊陷下去，颧骨撑出来，像换了一个人。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就像他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们隔着五米的距离，互相看着。
他张了张嘴。
说了四个字。
声音沙哑，几乎听不清。
但我听清了。
每一个字。
01
三十多年前，我在白水县水利局的仓库里搬水泥。
临时工，一天三十块钱。
搬了半年，手上的老茧厚得能磨砂纸。
那年我二十四岁，退伍回来第二年，什么学历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能找到这份活，还是村里的会计帮我打听的。
水利局的仓库在城南，靠着河堤，夏天涨水的时候能闻到泥腥味。
库里就我一个人，搬货、记账、清点物料。
没人跟我说话，也没人管我。
郑方远第一次注意到我，是因为一张表。
他那时候是水利局副局长，刚四十出头，精瘦，走路带风，说话像拿锤子钉钉子，一句是一句。
那天他不知道为什么到仓库来巡查——后来我才知道，是有人举报仓库的物料数对不上。
他翻了我做的出入库台账。
翻了很久。
然后把本子合上，看我一眼：「这是你记的？」
我说是。
「当过兵？」
「当过，四年。」
「难怪。」他把本子拍了拍，「你这个账，比财务科记得还清楚。哪批货什么时候进的、多少吨、谁签的收，一笔一笔的——他们做得到吗？」
他身后跟着两个人，应该是局里的科员，互相看了一眼，没吭声。
郑方远把本子还给我：「小周，你叫什么名字？」
「周长河。」
「哪个长？」
「长短的长。」
「哪个河？」
「黄河的河。」
他笑了一下：「好名字。搞水利的人，就该叫这个名字。」
然后转身走了。
我以为这只是大领导心血来潮的一句闲话。
一个月后，局办公室通知我，说局里有一个工勤岗的空缺，郑副局长点了我的名。
不是正式编制，但比临时工强了十倍——有基本工资，有社保，能进办公楼了。
我去找他道谢。
他正在看图纸，没抬头：「不用谢。你干活我看到了。干活认真的人，不该窝在仓库搬水泥。」
我说了一句：「郑局长，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他抬起头，摆了摆手：「别说这种话。你对得起活儿就行，不用对得起我。」
从那以后，我就跟了他。
不是跟班的「跟」，是业务上的「跟」——他分管工程建设和防汛，我从工勤岗干起，慢慢学着看图纸、跑工地、写验收报告。
他从不手把手教我。
但他会在我写的报告上用红笔画圈——画对的不画错的，让我自己去对比、去想哪里有问题。
他会带我去工地，不说话，就让我看。
看完了问我：「看出什么了？」
我说看出工人的安全帽有两顶是破的。
他说：「还有呢？」
我说没了。
他指了指河堤的一处接缝：「那个位置的浇筑厚度不够，你回去量一下。」
我去量了。果然差了八公分。
那天晚上他留我吃饭，在局门口的小馆子，点了四个菜。
喝了两杯酒之后，他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三十年。
「长河，搞水利的人，眼睛要长在堤坝上，不能长在领导脸上。堤坝不会骗你，但人会。」
我点头。
他又喝了一口：「你这个人，老实，认真，但太闷了。以后在局里，少说话没关系，但该看的东西不能不看。」
我说：「我记住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只手很重。
一个二十四岁的退伍兵，在那只手拍下来的时候，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有着落了。
02
郑方远用了六年时间，从副局长干到局长。
我也用了六年，从工勤岗考上了事业编制，然后转了行政编，当上了工程科的副科长。
这六年，他拉了我一把又一把。
考编的时候是他帮我找的复习材料，转岗的时候是他签的推荐意见。
局里有人议论：「周长河就是郑局长的人。」
我不否认。
他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
这辈子，除了我爸，没人对我这么好过。
但就是这个「这么好」，后来成了最重的枷锁。
那年夏天，汛期前两个月，省里拨了一笔专项资金下来——八百万，用于县里的主河道防洪堤加固工程。
八百万在我们这个小县，是大项目了。
工程由局里主导，郑方远亲自挂帅。
施工方是一家叫鼎盛建筑的公司，老板姓蒋，叫蒋维民。
蒋维民这个人，我以前见过几次。
个子不高，圆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说话永远客客气气的，任何人跟他待上五分钟都会觉得「这人挺好」。
但工地上的工人私下叫他「蒋扒皮」。
他接的工程，工人工资永远压两个月发，材料永远用最便宜的。
这些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我只知道，这家公司中标了这个工程。
开工后第三个月，我去工地做例行巡查。
防洪堤已经修了一大半。
我沿着堤坝走了一圈，掏出卷尺，在几个点位量了浇筑厚度。
第一个点位，合格。
第二个点位，合格。
第三个点位，差了四公分。
我以为是测量误差，换了个角度又量了一遍。
还是差四公分。
我往前走，在第四个点位量了。差了六公分。
心跳快起来了。
我继续走，连着量了十几个点位。
从第三个点位开始，没有一个是合格的。
最大的偏差在堤坝的中段——整整差了十一公分。
十一公分是什么概念？
汛期主河道水位上涨的时候，河水的压力是按吨计算的。差十一公分，就是堤坝最薄弱的环节。
一旦溃堤——下游是三个村庄，两千多口人。
我站在堤坝上，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六月的风已经带着热气了。
手里的卷尺在抖。
不是风吹的，是手在抖。
我回到局里，关上办公室的门，把巡查数据重新整理了一遍。
然后打了一份报告。
拿着报告，去找郑方远。
03
郑方远的办公室在三楼最里面，门永远敞着半扇。
我敲了敲门框。
他正在看文件，头也没抬：「进来。」
我走进去，把报告放在他桌上。
「郑局长，防洪堤加固工程有问题。」
他抬起头。
摘了老花镜，拿起报告看了看。
他看得很慢。
一页一页地翻，每一个数据都看了。
我站在他对面，看着他的脸。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
看完了，他把报告合上，放在桌上。
然后重新戴上老花镜，去看之前的文件。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郑局。」我说。
「嗯。」
「这个偏差不是施工误差，是系统性的偷工减料。从第三个点位开始，浇筑厚度全部不达标。汛期要是来大水——」
「我看到了。」他打断我。
他的声音很平。
平得不正常。
我等着他说下一句话。
他没说。
沉默持续了大概十秒钟。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关了。
转过身，看着我。
「长河，这个事，你还跟谁说了？」
我愣了一下。
「没有。」
「巡查记录呢？」
「在我电脑里。」
「拷贝了没有？」
「没有。」
他点了点头。
然后说了一句话，像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浇下来。
「删了吧。」
我的大脑空白了一秒。
「什么？」
「报告也不用交了。」他走回桌前，坐下来，把那份报告推回到我面前，「拿回去。」
「郑局，」我没动，「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差十一公分——」
「我当然知道。」他的声音忽然提高了，但马上又压了下来，「我比你更知道。」
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
那一瞬间，我看见了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东西——疲惫。不是没睡好的那种，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
「长河，你在这个局干了六年了。有些事，你应该能想到。」
我不说话。
他看着我：「八百万的工程，从省里拨到市里，从市里拨到县里，从县里拨到我们局，最后落到施工方手上——你觉得八百万还是八百万吗？」
我的喉咙发干。
「蒋维民的鼎盛建筑中标价是六百二十万。」他说，「中间的一百八十万，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
「你不需要知道。」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这个工程，不只是蒋维民的事，也不只是我的事。上面有人。动这个工程，就是动那个人。」
他转过身。
「你动得了吗？」
我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份报告。
纸被我的汗浸湿了一个角。
「郑局长，」我的声音有点哑，「下游三个村庄——」
「我知道。」
「两千多口人。」
「我知道！」他的声音又高了，手掌在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茶杯跳了一下，茶水溅出来，洇湿了桌上的文件。
办公室里安静了。
他盯着那片水渍，看了很久。
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长河。你听我说。」
他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那种平静是挤出来的。
「汛期还有一个月。我会想办法让蒋维民补一道加固层，把最薄弱的几个点位补上去。不能完全达标，但至少能撑过今年。等汛期过了，我再想办法争取后续资金，慢慢修。」
他看着我。
「你给我时间。」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报告。
纸都皱了。
「补加固层的钱从哪里来？」我问。
他没回答。
「蒋维民会同意？」
他还是没回答。
我明白了。
他在画饼。
补加固层要钱，蒋维民不可能自掏腰包，资金链上该拿的都拿了，没人会吐出来。
所谓「想办法」，不过是一句空话。
他也知道是空话。
但他需要我信。
我抬起头，看着他。
这张脸我看了六年。每一道皱纹的位置我都记得。
此刻他脸上的表情——不是在命令我，是在求我。
一个五十三岁的局长，在求一个三十岁的副科长。
求我闭嘴。
「郑局。」我说。
「嗯。」
「您是对我最好的人。」
他的眼神动了一下。
「进局六年，没有您就没有我。这辈子，我忘不了。」
他看着我，嘴角似乎松了松——以为我要答应了。
「但这个报告，我不能删。」
他的脸僵住了。
04
从郑方远的办公室出来，我回到自己的工位，坐了很久。
桌上的电话响了两次，我没接。
脑子里反复回放的是他最后的表情——不是愤怒，是一种比愤怒更深的东西。
失望？
不。
是恐惧。
他怕了。
一个在水利系统干了三十年的人，一个我觉得什么都不怕的人，在我说出「不能删」三个字之后，眼睛里露出了恐惧。
他怕的不是我。
他怕的是那个他口中「上面的人」。
我在办公室坐到下班。
所有人都走了。
走廊的灯一盏一盏灭了。
我打开电脑，把巡查记录拷了一份到U盘里。
然后把纸质报告装进一个信封，写了收件地址。
省水利厅纪检组。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县城唯一的邮局。
把信封递进窗口的时候，手是稳的。
但从邮局出来，在台阶上站了五分钟，没走动。
腿软了。
不是后悔，是清楚地知道——从这一刻起，这个县城里，我是一个死人。
信寄出去的第四天，省厅来人了。
调查组直接进驻水利局，封了工程科的办公室，调走了所有项目档案。
同一天，郑方远被停职接受调查。
消息炸了。
整个水利局像被丢进了油锅。
所有人都在问：谁举报的？
不用问太久。
因为我是实名。
信上写着：举报人，周长河，县水利局工程科副科长。
举报材料附：防洪堤加固工程现场巡查数据及影像记录。
我没有匿名。
不是因为勇敢。
是因为我知道，匿名信在这个系统里活不过三天。层层转办、层层压下，最后石沉大海。只有实名，才能逼省厅正式立案。
但实名的代价是——所有的子弹，都朝我一个人来。
05
第一个找上门的是蒋维民。
不是来打我，是来「谈」。
他在我家楼下的面馆里等着我——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的住址。
我下楼的时候，他已经点好了两碗面。
他看见我，站起来，脸上是那种招牌式的笑：「长河兄弟，坐，吃碗面。」
我没坐。
「蒋老板，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他的笑容凝了一秒，又化开了：「长河，我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正直好，我佩服。但正直也得讲方法对不对？你这一封信上去，多少人的饭碗——」
「你偷工减料的堤坝要是塌了，下面三个村两千多口人的命怎么算？」
他的笑没了。
看了我几秒钟。
「长河兄弟，你年轻。」
他站起来，把面钱放在桌上。
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把郑局长卖了，你以为你能落着好？」
然后走了。
他说对了。
我没有落着好。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尝到了什么叫「众叛亲离」。
局里的同事见了我绕着走。
不是一两个人，是所有人。
走廊里迎面碰到，对方会在三米之外就拐进旁边的办公室，宁可多走一段路也不跟我照面。
食堂打饭的时候，我端着盘子坐下来，同桌的人会在三十秒之内陆续端走自己的饭。
没人骂我。
比骂更狠。
是当我不存在。
工程科的老科长姓赵，跟了郑方远快二十年。
郑方远停职的当天，他在办公室里哭了一场。
然后他来找我。
他没进我的办公室，就站在门口，靠着门框。
脸上还有泪痕。
「长河，我就问你一句话。」
「赵科长，您说。」
「郑局长这些年对你怎么样？」
我的胸口闷了一下：「他对我好。」
「他把你从仓库拎出来，给你编制，给你岗位，一步一步带你上来。你今天能坐在这张椅子上，是因为谁？」
「是他。」
「那你——」他的嘴角哆嗦了一下，「你还是人吗？」
这五个字像四颗钉子，钉进我的太阳穴。
我张了张嘴。
想说「堤坝」，想说「两千多口人」，想说「我没有选择」。
但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因为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的不是愤怒，是真实的、彻底的心寒。
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白眼狼。
喂不熟的。
他转身走了。
走了两步又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了。
深深吸了一口，吐出来的烟飘到我脸上。
「全局上下，没有一个人会原谅你。」
他走了。
烟味留在我的办公室里，久久不散。
06
妻子是从别人嘴里听说这件事的。
她娘家在隔壁镇，她舅舅在县建设局工作，两个系统挨着，消息灵通。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把菜往桌上一顿，脸色铁青。
「周长河，你做了什么？」
我正在给儿子检查作业，抬头看了她一眼。
「你说什么事？」
「你举报郑局长？」
儿子「刷」地抬起头，看看我，又看看他妈。
我说：「去你房间写作业。」
儿子走了，把门关上了。关门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现在还记得——六岁的孩子不懂发生了什么，但他知道不对劲。
妻子在我对面坐下来。
「你告诉我，是不是真的？」
「是。」
她闭上了眼睛。
过了几秒钟，又睁开了，像是在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
「你疯了？郑局长是谁？是你的恩人！没有他，你现在还在仓库搬水泥！」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她的手在发抖，掌心朝下按在桌上，按得指甲发白，「你知道我舅今天怎么跟我说的？他说全系统都知道了，说你是白眼狼，说你恩将仇报——他让我劝你赶紧去把举报撤回来！」
「撤不了。已经立案了。」
她愣住了。
盯着我看了很久。
「周长河，」她的声音低下来了，但比大声吼更让人害怕，「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你儿子？你把郑局长搞倒了，你觉得你在这个县还待得下去？你觉得谁还敢跟你来往？你觉得你儿子以后在学校——」
她说不下去了。
手捂住了脸。
我坐在那里，看着她的肩膀在抖。
我想伸手去碰她的肩，但手伸到一半，停了。
因为我不知道碰了之后该说什么。
说「对不起」？我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说「没关系」？那是假话。
说「会好的」？更是假话。
我把手收了回来。
她从指缝里看到了这个动作。
这个「收手」的动作。
她的哭声停了。
抬起脸，看着我。
眼睛是红的，但眼神冷下来了。
「你连哄我一句都不肯。」
不是问句。是判决。
我张了张嘴。
「你说什么都行。你说你是为了堤坝、为了老百姓、为了什么公平正义，你说什么我都能忍。但你连哄都不哄我——你是不是根本没把我和儿子放在心上？」
「我放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这句话把我钉死了。
为什么不商量？
因为我知道商量的结果——她会拦我。她的舅舅会拦我。所有人都会拦我。他们会说的话我全能背出来：你图什么？你犯得上吗？堤坝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负责。到时候出了事有人扛。你操那个心干什么？
这些话，全对。
在这个系统里，做一个闭嘴的人，永远是最安全的选择。
但那十一公分的偏差，我量过。我亲手量的。
卷尺上的数字不会说谎。
下游的三个村庄，我去过。堤坝边上就是村口的小学。
我蹲在堤坝上的时候，能听见孩子们上课的声音。
我可以不举报。
但汛期来了怎么办？
一场大水，十一公分的差量够不够让那段堤坝开一道口子？
口子开了，水涌进去，最先淹的是哪里？
是那个小学。
我不商量，是因为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但这句话，我说不出口。
说出来就成了「你不如一群陌生人重要」。
妻子不会接受这个答案。
没有人会接受。
我沉默了。
她也沉默了。
那天晚上我们各睡一边，中间隔着整张床的距离。
第二天早上，她收拾了东西，带着儿子回了娘家。
走之前留了一句话：「你想清楚了再找我。」
我没找她。
不是不想找。
是想不出带什么话去找。
三个月后，调查结果出来了。
郑方远，受贿九十七万，滥用职权，工程款被层层截留，防洪堤偷工减料问题属实。
判了十二年。
后来改判二十年。因为牵出了上面的人，案子比想象中大得多。
同年冬天，妻子托人送来了离婚协议。
我签了。
她把儿子的抚养权要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空了一半的家里，看着客厅墙上还贴着的儿子的奖状——「朗读比赛二等奖」。
字是他自己贴的。贴得歪歪扭扭的。
我伸手摸了摸那张纸的边角。
没撕。
一直留到现在。
07
二十年是什么概念？
7300天。
我数过。
不是特意去数的，是失眠的时候，脑子里自动算的。
郑方远进去之后，我在水利局又待了十四年。
名义上还是工程科的副科长。
但没有人让我做实际的工作了。
签字权没了，工程验收没人叫我，连开会都不通知我。
新来的局长姓孙，是从隔壁县调过来的，跟郑方远没什么交情。按说他不需要为难我。
但他没用我。
不是因为恨我，是因为不敢。
用我就等于表态——表态说「周长河举报是对的」。
没人敢表这个态。
在这个系统里，「白眼狼」三个字比「贪污犯」三个字更让人害怕。
贪污犯伤害的是公家。
白眼狼伤害的是自己人。
所以我在工程科的角落里坐了十四年，每天的工作就是翻翻旧档案、校对校对数据表。
没人找我，没人骂我，没人理我。
像一块长在墙角的苔藓。
有一年发大水，汛情严重，全局上下连轴转。
所有人都被派去了一线，只有我被留在办公室。
我去找孙局长：「让我上吧。我有经验。」
他看了我一眼，表情为难：「老周啊，你年纪也不小了，一线太辛苦——」
「我还扛得住。」
他叹了口气：「你就在家守着吧，有需要再说。」
我站在他办公室门口，看着所有人忙进忙出、扛着沙袋、搬着设备，像一条奔涌的河。
我站在河边，是一块干的石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翻出了二十年前的防洪堤验收报告。
那段堤坝，在我举报之后，省里拨款重新修过了。
完全按标准来的。
后来经历了三次大汛，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下游那三个村庄，还在。
小学还在。
孩子们应该已经长大了。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需要知道。
但我知道他们活着。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
没什么好提的。
堤坝在那里。人在那里。
这就够了。
后来那年，我提前办了退休。
没有欢送会，没有纪念品。
人事科的小姑娘把退休证递给我，犹豫了一下：「周……周科长，您签个字。」
我签了。
她小声说了一句：「您保重。」
我说谢谢。
然后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茶杯、旧笔记本和那把我用了二十年的卷尺——走出了水利局的大门。
没回头。
08
退休之后，我搬到了县城边上一个老小区。
一室一厅，够住了。
每天的日子很简单：早起，去河边走一个小时，回来做饭，吃完了看看书，下午去棋摊坐一会儿——不下棋，就看别人下。
晚上七点准时上床，有时候睡得着，有时候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就看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
我数过，大概一米六长。
每次失眠都数一遍，每次都是一米六。
很准。
跟卷尺量过一样。
儿子偶尔来看我。
他大了，在省城工作，当程序员。
他很少提他妈，也很少提小时候的事。
有一次他来看我，带了一只烤鸡。
我们爷俩坐在小桌子前面啃鸡腿，谁也不说话。
吃到一半，他忽然问了一句：「爸，你后悔吗？」
他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
我咬着鸡腿，看了他一眼。
「你说哪件事？」
「举报的事。」
我把鸡腿放下来，擦了擦嘴。
「不后悔。」
他嗯了一声，没再问了。
继续啃鸡。
又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句：「妈让我问你的。」
我手里的纸巾停了一下。
「她问什么？」
「她说，你是不是后悔了，但嘴硬不肯说。」
我笑了。
离了十九年了，她还是了解我。
也不了解。
「你回去告诉她，我没嘴硬。」
「那你到底——」
「真的不后悔。」我看着他，「但我欠她一句对不起。这句话你可以替我带到。」
他放下鸡腿，看了我好几秒。
然后低下头，「嗯」了一声。
那天他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爸。」
「嗯？」
「以后我多来看你。」
他没等我回答，转身下楼了。
脚步声在楼道里响了很久。
我关上门，回到桌前。
鸡还剩半只。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把剩下的半只鸡吃完了。
一块骨头都没剩。
09
郑方远出狱的消息，是他儿子打电话告诉我的。
他儿子叫郑小军，比我小三岁。二十年前他爸出事的时候，他在电话里骂了我整整四十分钟，每一句都带脏字。
后来再没联系过。
所以那天接到他的电话，我很意外。
「周长河？」他的声音老了很多。
「我是。」
沉默了几秒。
「我爸下个月初出来。四月三号。」
「我知道了。」
又沉默了。
我以为他要挂了。
但他又说了一句：「他想见你。」
我没说话。
「在里面二十年，他谁的名字都没提过。就提过你一个。」
我的手攥紧了电话。
「他没说要见你，是我猜的。」他停了一下，「但我知道他想。」
我说：「到时候我去。」
他「嗯」了一声。
然后挂了。
没有多余的话。
二十年前的那四十分钟脏话，和今天这不到一分钟的通话之间，隔了整整二十年。
四月三号，我早上五点半就起了。
洗了脸，穿了一件干净的深蓝色外套——是儿子去年买给我的，我一直没舍得穿。
出门前我看了一眼镜子。
五十四岁了。头发大半白了，鬓角全是的。
跟二十年前举报时那个三十岁出头的副科长比，老得不像一个人。
但郑方远比我还大十九岁。
他七十三了。
开车到监狱门口，七点十分。
四月的早晨有风。
我抽了一根烟。等了五十分钟。
在这五十分钟里，没有第二个人来。
郑小军没有来。
不知道是不愿意，还是不敢。
也许都有。
八点零二分，铁门响了。
他出来了。
灰色夹克，寸头，手里一个黑色塑料袋。
他站在门口，眯着眼看了看太阳。
然后看见了我。
塑料袋掉在地上。
他盯着我。
我也盯着他。
五米的距离。二十年的时间。
他的嘴唇动了。
第一下，没有声音。
第二下，声音出来了。
沙哑的，像砂纸磨过喉咙。
四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