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保守主义者开始在英国政坛登堂入室

当地时间2026年2月17日，英国伦敦市中心，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在党内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图

最近英国政坛发生了一件颇值关注，但媒体报道较少的事。剑桥大学神学院宗教哲学副教授、现象学问题专家奥尔（James Orr）被右翼民粹路线的英国改革党（Reform UK）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正式任命为该党政策主管（Head of Policy），此系2025年10月奥尔被法拉奇任命为其高级顾问（senior adviser）之后的更上层楼。此事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之处，一是最近改革党风头正健，声势在工党和保守党之上，二是奥尔此人鲜明的民族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简称NatCon）政治背景。奥尔与美国现任副总统万斯关系非常好，彼此来往密切，在2025年一次接受媒体访问时，奥尔曾如此评价万斯：“我感觉他已下定决心要成为共和党未来的候选人。我认为特朗普团队已意识到的是，万斯代表着MAGA运动的未来——若想让特朗普主义在特朗普之后延续下去，他就是我们的人选”[1]。奥尔深度卷入了近年英美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一系列活动，扮演了重要的组织和传播者角色。奥尔不仅直接参与组织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运动年会（annual meeting）每年相应在欧洲区域举办的边会[2]，而且还是最初发起美英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所谓“埃德蒙·柏克基金会”（Edmund Burke Foundation）英国分部的负责人，一些媒体在讲到奥尔的时候干脆直接称呼他为“英国本土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领袖”（leader of the National Conservatism movement in the UK）或“万斯的哲人”。不仅如此，与奥尔一起在英国改革党里上位出头的原英国保守党政客丹尼·克鲁格 (Danny Kruger)，近来也不断参与到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宣传造势活动中，他多次说出英国的保守党“路已走偏”，“只有民族保守主义运动路线才是正道”之类的话[3]。奥尔就任改革党政策主管后的第一份重要声明就强调他将和克鲁格携手并肩，致力于为改革党乃至英国政治提供一系列“新思想、新方案”[4]。和奥尔一样，克鲁格也是学界出身，持有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并曾写过几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专著。

当地时间2026年1月26日，英国伦敦，英国改革党（Reform UK）在伦敦启动“退伍军人改革”倡议，旨在组织党内前士兵和退伍军人，议员丹尼·克鲁格在发布会上发表演讲。视觉中国 图

奥尔的政治思想路径，其实早有端倪可寻。在其2017年出版的《解析柏拉图理想国》（此书中译本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一书中结尾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生活的时代，民主政府思想不像过去希望的那样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想借助军事力量或制裁手段，强行让没有准备的政权实行自由选举。有没有什么民主制的替代方案可以同样维护正义原则，达到同样的功效？”这段话的靶心，正正就指向近年英美民族保守主义运动不断发起强烈抨击和质疑的旧的（尤以小布什时代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Neocon）政治范式。

再说改革党最近的形势与走向。虽然英国下一轮大选可能并不会在近期发生，虽然斯塔默领导的现政权仍可能继续坚持下去，但英国改革党近期的声势确实不容小觑。在2026年2月最新的民调上，改革党大约有28.6%的支持率，而工党和保守党只排到第二和第三，分别是19.2%与18.8%，改革党已经持续近300天领跑英国各党民调，有的民调机构更是预测在下一轮大选中，改革党成为最大党的概率有83%（不过改革党单独过半、一家独大的概率目前仍只有30%左右），而工党与保守党分别只有8%，改革党单独获得的席次大概率将超过300席，而工党可能只有124席左右。须知，在现英国议会下议院中，工党占据着404席，而改革党仅名列第6大党，仅只占有8席而已，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下一次大选中，改革党很可能会猛涨200多席。2026年2月，改革党已正式对外公布其“影子内阁”方案，法拉奇宣称改革党将日益“走向专业化，并做好执政准备”。不错，法拉奇的确曾在最近批评过特朗普，他称特朗普收购格陵兰岛的企图是“非常敌对的行为”，但这并不影响在宏观层面，他和他所领导的英国改革党是特朗普现政权在英关系最好、最同气连枝的政治盟友。

当地时间2026年1月30日，英国登顿，英国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与改革党候选人马特·古德温在戈顿和登顿补选前进行竞选活动。视觉中国 图

就在2026年2月底，英国的一场国会补选发生了极其戏剧性的一幕。补选的该地区原为工党长期铁票仓，开出票来却是左翼环保主义政党绿党的候选人（是一位出身基层的女性水管工）排第一，改革党候选人得票排第二，而工党候选人得票排第三！一些英国政治的分析者指出，近期斯塔默一直将改革党视为其执政最大之敌手和威胁，工党花了很大的精力试图通过强硬化其在移民问题上的言论和政策来争取右翼选民的支持，并削减改革党的支持度。没想到这样一来，却有可能恰好被绿党给偷了家。而且这还带来另一个潜在问题，即绿党一下子直接推翻了斯塔默的论断——所谓“只有工党才能阻止改革党成为下届政府”，在工党传统票仓选区，工党竟然连改革党都没能打赢，这不能不叫人为斯塔默捏把冷汗，也再次提醒我们法拉奇的改革党势力绝不容轻忽小视[5]。

按照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者笃信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民族的至上性的核心逻辑，他们最希望的是能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语民族占主体地位的国家中实现民族保守主义阵营的执政联动效应（这里又尤以英国为重），并以此作为其所欲构建的“全球民族保守主义者联盟”（Global National Conservative Alliance）的核心支撑架构。但实现这一点目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目前都是由相对更偏左翼一些的政党在执政，新西兰虽然的确是保守政党在执政，偏偏该政党又是保守阵营的建制派，和右翼民粹主义路线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此一来，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者们的计划就无从施展开。现在英国改革党的声势上涨，尤其是法拉奇不断重用奥尔和克鲁格这些人，倒似乎是给了美国的民族保守主义者们一线新希望。

回首10年之前的2016，当时西方世界的两件大事，一是英国脱欧公投，一是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10年之后，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重用万斯、鲁比奥、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和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等民族保守主义分子，曾在英国脱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度被称为“脱欧先生”的法拉奇也开始任用奥尔和克鲁格这类民族保守主义者。这其中最核心的逻辑，乃是对原有的右翼民粹主义路线的一次重要意识形态鸟枪换炮、政治理论升级再造，同时也是抢占政治保守主义内部新高地（用奥尔的话说，就是“树立起新的思想典范”）的大胆尝试。民族保守主义摈弃了新保守主义（Neocon）和自由意志至上主义（Libertarian）路线[6]，向政治保守主义里加入了更多的民族主义与宗教性元素，并宣称只有自己才是政治保守主义的光明未来。而万斯、米勒、奥尔这类人的确有着年龄上的巨大优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畅想后特朗普、后法拉奇年代的英美右翼保守政治格局。英美右翼民粹政党的愈发“民族保守主义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地时间2026年2月24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众议院会议厅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其第二任期的首次国情咨文。他身后就座的是副总统万斯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视觉中国 图

在最近的伊朗危机中，法拉奇的改革党打出的旗号是坚定跟着特朗普路线走，这就带来一个相关联的理论问题：如果改革党正在民族保守主义化，那为什么还会选择攻击伊朗这种典型的新保守主义（Neocon）范式选项呢？这里大概至少存在四个维度的解释：1，目前改革党基本是斯塔默选什么，他们就会反什么，以此不断强调自身的独特价值，目前斯塔默政权的官方立场是英国不会参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进攻性打击，那改革党当然要和这个立场对着干；2，在现今的改革党体系内部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新保守主义人物留存，如改革党的全球事务首席顾问（Chief Advisor on Global Affairs）阿兰·门多萨（Alan Mendoza ）等人；3，更重要的是，当前美国的民族保守主义者也仍选择站在特朗普一边，归纳副总统万斯、联邦参议员霍利（ Josh Hawley）等人最近的立场，他们的说法是，只要美军不大量派遣陆军部队进入伊朗作战，只要这场美伊之间的冲突持续时间并不长，不拖成旷日持久的鏖战，特朗普政府就不是在重蹈当年新保守主义者们使美国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淖的覆辙。一度是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运动重要骨干的媒体人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确在不断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政策，指责其会令美国再度深深陷入小布什政府时代新保守主义范式对外干涉的泥潭中，但毕竟卡尔森目前平头百姓一个，手中无权，和万斯、霍利等人不可同日而语；4，此外，我们还要看到，民族保守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最初发源于欧洲大陆（但较为松散），其近年在美、英等地的组织化崛兴主要导源于以色列裔美国政治理论家、神学家哈佐尼（Yoram Hazony）及其所办之埃德蒙·柏克基金会（Edmund Burke Foundation）的持续工作，目前美国一年一度的全美民族保守主义者大会的最初范型正是2016年时哈佐尼所组织的“基督教-犹太教联盟：重塑与重建保守主义”（Christian-Jewish Alliance: Reclaiming and Rebuilding Conservatism）会议，也就是说，这其中本有的以色列-犹太教因素是非常显著、不可忽视的。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从发展路径和轨迹上看，英、美民族保守主义运动并不相同。尽管它们都是缘附着右翼民粹路线而起，但美式民族保守主义直接入共和党之室而操戈，逐步成长为共和党内一支不可忽视的主流派系，而英式民族保守主义则直接委身于保守党之外的改革党。不过，这种不同也许在很大程度导源于美式总统体制和英式内阁制度之间的不同。英式民族保守主义借助改革党而起的这种模式，短处是无法充分整合保守党的相对更为建制派的政治保守主义势力，长处则是省去了美式民族保守主义所经常要面对的来自共和党内部的RINO（即特朗普口中经常提到的所谓Republican In Name Only）等方面的挑战和质疑。英、美民族保守主义运动发展逻辑的另一潜在不同之处是，美国的民族保守主义运动圈子里也有和奥尔一样在学术界风生水起的人物，如圣母大学的德尼恩教授[7]等人，但这些人一般固守在学界，并不直接参与政治，像奥尔和克鲁格这样直接亲身下场操纵政治竞争与博弈的还真不大有。这也许部分是因为英国比起美国来仍是一个整体格调和品味相对更高一些的社会，因此会需要更为学者风、知识分子风一些的人物才能较为镇得住场子。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右翼”崛起的跨国外溢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机制与应对路径研究（25AGJ01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https://www.channel4.com/news/vance-is-the-future-of-maga-says-close-friend

2、https://www.brusselstimes.com/1582416/the-national-conservative-who-grew-up-in-belgium-and-won-j-d-vances-ear

3、参阅：https://londoncity.news/danny-kruger/; https://britbrief.co.uk/politics/westminster/tory-mp-danny-kruger-conservatism-is-exhausted-and-needs-reform.html

4、参阅：https://spectator.com/article/at-todays-unveiling-of-reforms-spokespersons-i-asked-yusuf-how-he-intended-to-balance-the-demands-of-his-new-role-with-his-existing-commitments/

5、参阅：https://edition.cnn.com/2026/02/27/uk/britain-green-party-plumber-starmer-defeat-intl）。

6、参阅笔者：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23270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603777；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934449

7、可参阅笔者：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049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