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韧性源自何处？

对中国历史稍微有点兴趣和常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秦制对周制的取代，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最典型的历史事件是商鞅变法。当然了，在商鞅变法之前，管仲、李悝这些法家知识分子推销的秦制，便已战胜了孔子、孟子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坚持的周制，越来越受到君王们的青睐。商鞅不过是这一历史趋势中的集大成者。
在商鞅变法中，有些核心举措，非常明显是直奔着“瓦解周制、改行秦制”而去的。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意思是民众家中有两个及以上男丁者，如果不分家，就要双倍征收赋税。显而易见，这是在赤裸裸地在逼迫百姓从大宗族、大家庭里分离出来，是要打击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小共同体。试想：某个家庭中有两个成年男丁，正常情况下，他们为家庭创造财富的能力大概率存在高低差异。官府双倍征收赋税后，创造财富能力相对较强的男丁，多半会觉得自己吃亏，被占了便宜，要提出分家。这项政策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以赋税政策为手段，激发家庭矛盾，引导民众脱离大家庭，成为力量更单薄的编户齐民。另外，还有一个被今天的许多历史自媒体拿出来津津乐道的案例，就是秦国法律不保护赘婿，也就是做上门女婿，不自己成家立户的男性；秦法宣称赘婿身份低微，生命权都得不到保护。但这条律法的本意，也不是很多自媒体说的保护女性，实现两性平等，而是为了强制平民百姓分家立户，扩充税赋征收的来源；因为男性上门当赘婿，就等于朝廷掌握的总户数并没有增加，同时变相隐匿人口，减少了应收的税赋，所以要加以重点打击。这种刻意引导，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自秦汉而下，构筑中国社会的基础细胞，不再是人口众多的宗族，而是平均每户仅有4-5口人的小农家庭。二是从经济上瓦解了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小共同体，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大幅下滑。

西汉初年的思想家贾谊，围绕商鞅变法就这个问题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评价。他说：自从秦国采用商鞅之法，风俗就坏掉了。商鞅之法逼迫百姓从大家庭里分离出来，变为小家庭，否则便要加倍征税。没办法，秦国百姓只好忍痛分家，“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意思是，富裕点的家庭，儿子一成年就跟父母闹分家，要各过各的；穷苦点的家庭，儿子成年后也要与父母分家，去别人家做赘婿。分家之后，父亲向儿子借锄头，儿子脸上会流露出施恩的神情；母亲去儿子家借用簸箕笤帚，会招来儿媳的抱怨叱骂。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庭道德是社会道德的最后底线。在商鞅变法的催化下，连家庭道德都崩解了，可见整个秦国社会已陷入到怎样空前冷漠的境地。贾谊这些话，是对汉文帝讲的。他之所以要跟汉文帝讲这些，是因为汉承秦制，朝代变了，社会没变，当时的汉帝国仍是一个“弃礼义，捐廉耻”的状态，与商鞅变法后那个道德沦丧的秦国没有太大区别。
第二个例子，废除封建，推行郡县制。众所周知，封建是周制的政治基石。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里，“封建”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字面涵义，分封土地建立国家。封建决定了周制是贵族政治与熟人政治。商鞅变法致力于消灭封建、推广郡县，贵族政治与熟人政治随之走到了末路。统治集团内部的游戏规则和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也都随之发生了剧变。在以贵族政治为主导的周制时代，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但他的权力是有限的，既不能随意任免诸侯，也不能越过诸侯去惩罚或者奖赏诸侯的家臣。毕竟，按照宗族伦理，附庸不是雇员，更近似家属，家属不能凭空出现，也不能随意消失。同理，诸侯的附庸只是诸侯的家属，不是周天子的家属，所以他们和周天子没有附庸关系，周天子的权力之手也管不到他们。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句话： “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周制之下，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士，其实是一种互相合作又互相制约的关系。秦制下的郡县制不同，负责治理郡县的官僚，不过是君主外派的代理人。他们能够获取多少利益，完全取决于君主对他们的工作成果是否满意。这决定了整个官僚集团不过是君主意志的传声筒，不但不会对君主的权力构成制约，甚至还会刻意迎合乃至放大君主的欲望。周制之下，各级贵族对自己的封地，还有封地上的百姓，拥有充分的治理权，也拥有充分的所有权。周天子不能随意侵犯贵族的土地与人口，贵族也不会随意处置自己的封地，随意伤害封地内的百姓，因为这些土地与百姓，本质上都是他的财富。把土地整治好了，让人口良性增长，贵族们的财富才会提升。而在秦制下的郡县里，由君主外派的官僚集团，绝不会产生这种“要好好维护我自己的财富”的心态，他们本质上也只是一群从君主那里拿俸禄的打工人，干几年就要换地方。趁着权力在手，努力贪污腐败、压榨治下百姓，才是更普遍的行为模式。
在《秦汉史讲义》中，秦晖先生为秦制总结了两个特征，我觉得特别到位。第一个特征是以吏为师，天下人都得服从“吏”的管教。这些吏受国家雇佣，其实就是皇权意志在基层的代言人。在秦代，选拔吏的标准叫做“强谨”：强，就是勇敢、不讲情面的意思。谨，就是听话、服从上级指示的意思。“强谨”合在一起，就是在百姓面前要敢于“强”，在上级面前必须“谨”。上级不让干的事，再正确也绝不能干；上级要求干的事，再丧心病狂也不许打折扣。让抓人就必须敢于抓人，让拆百姓的房子，就必须敢于拆百姓的房子。第二个特征，秦制之下，百姓们既没有福利，更没有自由。《商君书》里有段话讲得特别明白：“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意思是放任老百姓变强，那秦国就得变弱；只有让老百姓变弱，才能最大程度地控制住这些劳动力，让他们平时多流汗，战时多流血，只有最大程度地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人力与物力，秦国才能变强。可见在秦国崛起的过程中，百姓利益与朝廷利益是被高度对立起来的。具体控制百姓的手段，《商君书》和《韩非子》这两部先秦时代著名的法家著作，也都有提供；比如：不能让老百姓富有，人一旦富有了，就会去追求尊严、自由这些东西，就会尝试反抗朝廷，控制和汲取就会发生困难。不能让老百姓聪明。愚蠢的民众搞不懂自己为啥过得那么惨，容易被忽悠，容易对朝廷感恩，一旦开启民智，中央王朝对民众的管制，汲取就会立刻变得很难。总而言之，必须把老百姓的财富控制在吃不饱但也饿不死的状态，将老百姓的认知和思维控制在一个相对低下的状态。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一人犯法全家与邻居连坐、鼓励举报等方式，将整个社会变成高压状态，以确保及时扼杀一切不稳定的因素。这些手段，在自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里，长期得到统治者青睐，且不断优化，发育出了许多新的应用方式。所以，“戊戌变法六君子”里的谭嗣同，才会于感慨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