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得知女儿是地下党被捕,下令立刻行刑,此举却意外救女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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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秋天,北平的夜已经带了寒意。

棉花胡同甲15号的那间四合院里,几盏昏黄的灯还亮着。屋子里坐着几个人,正在低声谈论着什么。窗外,落叶在风里打着旋儿,街道寂静无声。

然而就在这个普通的夜晚,一切骤然改变了。

特务破门而入,将屋内所有人当场扣押,随即押送炮局监狱。被捕的人里,有一个女子格外引人注目——她叫陈琏,是当时国民党高层幕僚陈布雷最小的女儿。

消息传回南京,层层震动。这对夫妇随即被用飞机押解南京,关入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谁都知道这个案子烫手,谁也不敢轻易处置。

远在南京的陈布雷,得知消息之后,在书房里沉默了很久,然后取出信纸,给蒋介石写下了一封短信。

没有人料到,正是这封信,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里,成了陈琏命运的一道转机。而那个转机背后的曲折,藏在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深处,至今读来仍令人唏嘘不已。



【1】书香门第里走出的"红色女儿"

要读懂1947年那场被捕事件的前因后果,得先从陈琏这个人说起,从她的出身与成长讲起。

陈琏,1919年10月13日出生于浙江慈溪。她一出生,母亲杨品仙便因产褥热不治身亡。父亲给这个孩子取了乳名"怜儿",意为可怜的孩子,由外婆抚养长大。

幼年的陈琏在慈溪乡下度过了早年时光,直到1932年,已在南京任职的陈布雷才将她和姐姐陈绣接至杭州同住,父女得以真正团聚。

陈布雷在国民党内以文章著称,自1926年被蒋介石延揽以来,长年为蒋草拟文件,在外人眼中是个标准的幕僚文人,行事谨慎,待人温和,家风严格,尤重子女的品行培养。

他对陈琏的教育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几个儿子,希望她能读书识礼、守正平凡。

然而历史往往不按父辈的意愿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陈布雷带着陈琏辗转撤退入川,落脚重庆。陈琏在重庆合川就读于国立二中,这里聚集了大量从沦陷区流亡而来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气氛极为浓烈。

战火之中,国土沦丧,年仅十八岁的陈琏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究竟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就是在合川国立二中读高中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了陈琏秘密入党。1939年7月,经中共北碚地区党支部委员蓝若林介绍,陈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二十岁。

入党时,她将原名"陈怜儿"改为"陈琏",这个名字从此伴随她走过了此后近三十年的风风雨雨。

入党的事,陈琏从未告诉父亲。在陈布雷眼里,女儿不过是个思想有些"左倾"的年轻人,这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并不罕见。

他不知道,就在他日夜为国民党政府起草文件的那些年里,自己亲手养大的幼女,已经成了一名地下党员,并且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悄悄地走上一条与他截然相反的路。

1939年,陈琏收到了西南联大的录取通知书,不顾父亲的反对,只身赴昆明入学。

西南联大地处昆明,在那个年代是全国进步思潮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各方力量交汇,各种思想碰撞,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也格外频繁。

正是在这里,陈琏遇到了一个日后改变她命运的人——袁永熙。

袁永熙,1917年2月8日出生,1938年秋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同年12月入党,1939年春出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

他在地下工作上经验老到,是当时昆明一带学运的核心骨干之一。陈琏加入西南联大之后,地下工作的上级正是袁永熙。

两人在共同的地下活动中逐渐建立起深厚的信任,感情也随之日渐深厚。

然而当时局势险峻,地下工作者的生活从来谈不上平静。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骤然紧张,西南联大地下党员面临极大危险,陈琏随组织转移隐蔽,辗转撤至滇西小县城,以化名教书为掩护,继续坚持工作。这段时间里,她与外界几乎完全断绝了联系。

陈布雷在南京等来等去,迟迟没有女儿的消息,以为陈琏是私自出走延安了,急得六神无主,却又不敢声张。

他私下托人多方打探,一度请人辗转转达给在重庆的进步人士,希望借助各方关系寻到女儿的踪迹。后来经由周恩来的帮助查找,才知道陈琏并未去延安,而是分散隐蔽在地方。

1942年,形势稍有缓和,陈琏奉组织安排赴重庆中央大学就学,以学生身份继续隐蔽工作。

1946年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她随父亲短暂回到南京,在上海申报馆资料室工作了一段时间,重新与上海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随后被调往北平,进入贝满女子中学担任历史教员,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袁永熙也在抗战胜利后返回北平,担任中共南方局系统平津地下党负责人、北平学委书记,公开身份是金城银行的职员。两人在共同的工作中再度相聚。

中共中央上海局对这段关系极为重视。在袁永熙离开上海前,上海局负责人专门嘱咐他,与陈琏的婚事该正式提上日程了——陈布雷的社会关系,对于地下工作来说,是一道极为有利的掩护。

1947年8月,袁永熙与陈琏在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了正式的婚礼,证婚人是北平市市长何思源。

婚礼办得颇为隆重,来宾中不乏北平政界的知名人物。当天,陈布雷托家人代为出席,表示认可这门婚事。

此前,他曾专门委托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了解袁永熙其人,张伯瑾在问询了北大、清华的教授之后回复:此人正派有才学,只是"思想有点左倾"。陈布雷听罢,也就放下了心——有点左倾的青年,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

这是陈布雷对这个女婿最大的误判。

婚礼那天,所有出席的宾客并不知道,坐在礼堂里的这对新婚夫妇,都是秘密的中共党员,已经并肩从事地下工作多年。

陈布雷那层"文胆"家属的社会光环,正如地下党组织所设想的那样,成了掩护他们继续工作的最好招牌。

然而,新婚甜蜜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一场意外正在悄悄逼近。



【2】那个被特务盯上的秋夜

1947年的夏秋之交,华北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东北民主联军在这一年秋天发动了秋季攻势,战场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

正因如此,蒋介石对国统区内中共地下组织的清查和打压力度也随之骤然加强。

北平的保密局特务们在这一时期承受着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加大了对疑似中共活动人员的监控和搜查。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条情报链的断裂,引发了一场牵连甚广的逮捕行动,袁永熙和陈琏,也在这场行动中意外落网。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北平地下党城工部的一条情报线遭到破坏。

城工部负责人余心清等人在1947年9月底相继被捕,地下电台随之遭到破获,通讯网络受到严重冲击。在这次连锁破坏中,一名与电台有关联的人员田冲被捕。

田冲是北平贝满女中的教员,正是陈琏的同事。陈琏与袁永熙在北平结婚时,田冲曾前去道贺,袁永熙当时与她互换了名片。

特务在搜查田冲住所时,从她的遗物中发现了那张写有"袁永熙"名字的名片。

在之前的口供中,特务已从叛徒那里获悉,北平地下党内有一位姓袁的负责人,手上握有重要的学运联络关系。将这两条线索一对应,袁永熙立刻成了保密局的重点怀疑对象。

1947年9月24日晚,保密局特务突击搜查了袁永熙和陈琏位于北平棉花胡同甲15号的住所。

当时屋内正在进行一场秘密会议,出席的除了袁永熙和陈琏之外,还有北平地下党职业青年支部负责人邢方群和清华大学支部书记陈彰远。

特务闯入后,在衣柜顶上搜出了一本油印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随即将屋内所有人当场逮捕,押送炮局监狱羁押。

消息传出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得知这对新婚夫妇被捕,当即准备罢课声援,但最终被劝阻,改以其他方式表达抗议。

在随后的审讯中,袁永熙和陈琏始终咬定,他们在昆明读书时曾参加过"民主青年同盟",介绍人是已遭特务暗杀的闻一多先生,回北平后早已脱离关系,那本章程只是一位老同学寄存在家中的东西。

这套口供有一定的可信度,加之当时的叛徒在指认时,因为袁永熙外形稚气、学生模样,并没有将其认出就是地下党里那个"姓袁的负责人"。

特务手上的实证,只有那一本章程和一张名片,要坐实共产党员的罪名并不容易。

见查无实据,特务无奈将邢方群和陈彰远先后释放,却迟迟不肯放过袁永熙和陈琏这对夫妇。

理由不难猜:一方面是因为袁永熙的嫌疑尚未完全排除,另一方面,这两个人的身份太过敏感——袁永熙的姐夫是外交部次长叶公超,而陈琏的父亲则是陈布雷。

保密局北平站的人私下也曾表示,他们起初并不确定这对夫妇的真实身份,但也不愿意轻易放人,索性把这对身份特殊的人押解到南京,交由上级处置,顺带也给一向在会议上批评军统的陈布雷一点难看。

1947年12月1日,袁永熙和陈琏在特务的押送下,乘飞机抵达南京,被关押在宁海路19号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这里距离陈布雷在南京的公馆,不过咫尺之遥。

消息传到陈布雷耳中,已是1947年11月中旬。

整个南京官场都在等着看陈布雷的反应。他会怎么做?是公开奔走营救,还是悄悄托人疏通?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这位与蒋介石共事二十余年的"文胆",会立即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把人捞出来。毕竟以他的地位,不过是说一句话、递一张条子的事。

然而陈布雷没有这样做。他做的,是取出一张信纸,伏案写下了那封简短得出人意料的信。



【3】那封写给蒋介石的短信

1947年11月19日,据陈布雷当日日记记载,他是在一次受邀午餐时,正式从蒋介石处得知了女儿被捕押解南京之事。

这个细节本身就耐人寻味——消息并非通过家人或下人私下辗转传来,而是由蒋介石本人在餐叙时提及,足见这件事已在相当高的层级引起了关注。

陈布雷在日记里没有留下太多关于当时心情的记述,只有寥寥几字记录了这次谈话。外人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他在南京公馆里一如既往地早起、办公、处理文件,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然而就在那段时间里,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

这封信的全文,据后来流传的版本,大意如下: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

就这几行字,既没有求情,也没有申辩,更没有利用任何私人关系为女儿开脱。整封信读来,像是一个父亲在对最高领袖表明立场:此事与我无关,您看着办。

这封信在保密局和蒋介石身边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当时南京官场上对于陈琏案子的处置,本来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若按地下党嫌疑犯的规格严查重处,势必要牵扯到陈布雷,而陈布雷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幕僚,这层关系没有人敢轻易触碰。

若轻易放人,特务系统又要面子尽失,何况此案关联的背景远不止袁、陈两人。上上下下都在等一个说法。

陈布雷这封言辞极简、姿态极低的短信,把皮球踢回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它给蒋介石留出了亲自过问和定性这件案子的空间,同时也以一种极为内敛的方式,清晰表达了一个立场——陈布雷在这件事上不准备为私情徇情,但也正因如此,他把最终裁量的主动权,完整地交到了蒋介石手里。

蒋介石接到信后,随即下令对此案进行调查。

调查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牵涉到对袁永熙和陈琏在北平活动情况的详细核查,以及对整个北平地下党网络破获情况的综合比对。

在这个过程中,陈琏和袁永熙始终坚持那套事先商定好的口供,既未承认中共党员身份,也未泄露任何同志的信息。

党组织后来审查的结论是:两人被捕后,党的组织和工作未因此受到任何损害,任何秘密均未被暴露。

南京那座保密局看守所里,两个人在高压审讯和漫长等待中,一天一天地撑过来了。而在宫墙之内,那封短信引发的连锁效应,正在悄悄朝着一个方向推动事态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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