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城市｜都市年轻人与父辈的观念战争

“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瞧瞧你干的事。我像你这么大时，已经……”年轻人似乎都注定要在某个时刻，被父辈用忧虑或不解的目光审视，并被贴上一个否定意味的标签。而后，又几乎宿命般地在某个时刻审视自己的后辈。这场元叙事仿佛一场无尽的接力。王小波曾在《论战与道德》中精准捕捉了这场接力中的一幕。

而这场关于观念的“战争”，在非虚构新作《富足一代：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中找到全新脚本。作者杨樱和伊险峰将目光聚焦于95后至00后，以及他们的父母——60后至70后的“中产们”。

书中这场接力的特殊性在于，它发生在一个物质空前丰裕、但精神路径却空前分岔的历史路口。父辈的青春，烙印着对匮乏的记忆，因而将物质的积累视为最确凿的成就与答案；而都市年轻人则浸润在丰裕的常态中，他们的困惑与战场，也随之转向了个人可能性的收窄与精神世界。随着两代人之间物质壁垒的松动甚至瓦解，精神的隔阂便更加醒目。

本期《如此城市》将从“富足”这个本身即充满争议的物质话题开始，与两位作者一同解析这场横跨三十年的观念断层，那段可贵而热烈的“经济上行期”究竟在观念上传递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

——失重的“富足”与对95-00后的误读

伊险峰：这个书名是在最后阶段和编辑反复商量才定下的，但我们认为“富足”这个概念是清晰的——95-00后成长在相对富足的社会。

虽然很多人对“富不富”各有看法，但是他们（95-00后）没有匮乏感是很关键的一个特征。

AI生成的“95-00后的城市年轻人”

杨樱：后来我们和更多读者交流，包括观察网络评论，有一些有趣的反应。不少人看到“富足一代”这个说法，会直接留言说“我富足吗？我一点也不”，他们感到被冒犯。

AI生成的“70后群像”

这让我意识到，对于70后、85后甚至90后，我们对过去的物质匮乏还有印象，所以认为“富足一代”并无不妥；但到了95、00后，很多人倾向否定这个标签，尽管在客观上，他们成长的环境确实更丰裕。我的意思是富足这个东西，它已经产生了一种个体经验上的代沟。这形成了一种有趣的代际认知分野：连是否接受“富足”这个词本身，两代人的感受已经截然不同。

杨樱：一言以蔽之，他们的差异就是物质上分歧很少，精神上的分歧非常大。

在吃什么、住什么，这些物质生活的想象上，两代人差别不大。真正的鸿沟在于精神世界，特别是2022到2024这几年，社会变化很大，“意义感"成了一个新焦点：什么是幸福？工作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如何实现？尤其对更广阔的公共议题、对社会运行方式的判断，两代人的话语体系截然不同。

他们可能共享物质丰沛的家庭，却生活在两个难以完全互通的精神星球。

——中产的奋斗叙事与红利

如此城市：书中描绘的“父辈”形象非常多元。如何定义这一批人，他们是中国第一批“中产”吗？

伊险峰：我们书中的“父辈”主要指向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出生的人。他们的财富积累大致有三种路径：一是依托家庭资源；二是通过高考、留学，进入大公司成为职业精英或创业者；三是像书中的温州商人，凭借地缘性和商业嗅觉白手起家。

电视剧《奋斗》剧照

但无论路径如何，他们普遍共享一种信仰：奋斗与财富是成功的标尺，而“成功”本身，是他们安身立命、确认自我价值的坚实抓手。父辈找到了这种存在感，而年轻一代可能还在寻找，并且看不上父辈的那种方式，冲突就在这里。其实“中产”更多是一种心态，而非简单的财富划线。

杨樱：更重要的是，这代人的成功，是个人奋斗与时代红利紧密捆绑的结果。

我有个68年出生的亲戚，从个人能力上看，他并不符合“优绩主义”叙事之中的中产面貌，他的命运改变更多靠城市扩张中的机遇。这代人能赶上以较小成本获得改变命运机会的历史窗口，再叠加个人努力，他们的成长空间更大。尽管说，70后的特点是要奋斗，但他们的“中产”身份或多或少都是红利。

——“增长的中国故事，不同的人生剧本”

如此城市：两代人都生活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周期里，但体验似乎完全不同。父辈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个人奋斗，而年轻人虽然也享受了增长的红利，但轮到他们上场时，游戏规则似乎变了。

杨樱：书里有个年轻人说自己“失去的只有枷锁”。意思是他也没有办法得到什么，所以失去的只有枷锁。他们目睹了父辈在房价低谷时轻松置业的机遇，而轮到他们时，空间小了很多。

他们看似反对父辈的叙事，但内心其实是认可的，只是认为自己失去了“白手起家”的机会。

曾经的房市盛况。 AI生成

一方面，他们认可父辈和国家创造的成就，另一方面，物质基础对他们来说是“与生俱来”而不是自己挣来的，所以不会成为其“存在感”的一部分。

所以，年轻人的心态发生了一种根本性转变，即“维护”：第一，要确保繁荣持续，不能“亏了”；第二，更倾向强者叙事，因为只有赢家才能维持住这个局面。他们的安全感来自守住护城河，不让已有的变为零，而非从零到一的创造。所以他们对输赢更敏感、更在意。

伊险峰：这种转变的本质是机会减少。过去年轻人不满意领导可以辞职，机会多，试错成本低。现在“00后整顿职场”的背后，可能是“离不开”的无奈。当社会从“用增量解决矛盾”来到“存量竞争”阶段，整体的社会心态就会趋向保守和收缩。

年轻人对宏大叙事的强烈认同，部分也源于此——95后、00后成长在物质基础与社会治理相对定型的环境中，这是他们认知世界的默认前提。而更早的70后、80后甚至90后还见过关于理想社会不同话语尚有空间的模样。

——系统之内，“县城婆罗门”与“纯粹生活”的悖论

伊险峰：“县城婆罗门”，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它属于县城的政治生态。这类家庭的后辈更典型地体现了物质继承与精神反叛的撕扯。

在县城，60后-70后那辈人，如果他们考到一个大学的话，他们也一样会走的，没有可能逆来顺受这个命运。

但他们的儿女则不一样，95后以及00后能够获取的信息跟北京、上海这一线城市是一样的，通过互联网与全球文化进行链接后，他们在精神上是难以融进县城的生活状态的。

对于留在小城的60后70后而言，尽管他们知道在北京、上海有一些跟我同龄的人，他们的生活挺好，但这些人和自己说不到一起，不属于同一个话语空间，和自己便没有关联。而如今那些回到小县城的年轻人在青年时期已经和更大的世界建立过紧密联系，精神上就有了不听话的资本，会想摆脱所谓“县城婆罗门”（父母）的控制，哪怕想躺平，还是在大城市的家租个房躺平。我们遇到过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留在城市，房租靠父母，自己只挣点零花钱，完全投身精神世界。

杨樱：一般来说，这些年轻人还很有公共意识，也有行动的能量。但有意思的是，有一种微妙的张力：同样想做点事的年轻人，如果家境好些、有父母托底，往往会引来另一部分同龄人的复杂目光——后者得完全靠自己谋生，会觉得“你不过是靠爸妈出钱，显得大义凛然，可我连吃口饭都要自己挣，你凭什么高高在上地指责我做得不够？”。

即便志趣相同，处境不同的同龄人们在价值感知上就产生了这样的细微分野。

伊险峰：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人，需要对生活妥协；拿父母钱的人，反而活得纯粹、有风骨。

杨樱：这是震惊我的一个点。在我的价值观里，成年之后不应该再靠父母养着，但是包括我们后面接触的采访对象，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财富再分配，“没什么不好的”。

我们这本书的责任，可能就是把我们看到的这些“无意识”摆到明面上——比如说对管制无意识，对财富无意识，对于全球化历史概念无意识，对技术启蒙无意识……并将与相关的社会因素尽可能串联起来，用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大概是我们长期以来职业习惯养成的思路。

不过，这些关联具体到每个人的生活里意味着什么、又该怎么应对，那是留给读者的思考了。

——从“进步”到“周期”，及“躺平”的真实回响

伊险峰：周期是存在的，跟社会财富、技术发展这些深层变动绑在一起。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开始，到蒸汽机、电气化、信息化，一轮轮技术突破其实都发生在社会财富和生产方式得先发生根本变化的框架下。

整个系统的“熵”变了，才能催生新周期。它得是实实在在能创造财富、解决就业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变化确实有周期性。

但更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在今天的年轻人那里，启蒙运动以来这三百年奠定的“进步信仰”，本身是不是被承认？

《雅典学院》

中国这四十年高速发展留下的深刻印记，是工具理性和机会主义——有时候这就等于“投机”。父辈们认为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根本，会把这些当成信条传递给下一辈，营造出一种全社会都信“黑暗丛林法则”的氛围。

《三体》黑暗森林法则图解。AI生成

而年轻人却发现，即使学会了这一切，机会也没那么多了。那还拼什么呢？可能就“躺平”了。这本书一开始探讨的，其实就是这个传递与落空的悖论。

杨樱：“躺平”首先是一种话语上的反抗，意在否定父辈的价值观。

但更深层看，当今中国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已经结出了一个阶段性的“思想果实”。尽管具体话语会被新的热点淹没，但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型，可以被描述和观察。

伊险峰：随着年轻人的声音被科技等多种力量加持和放大，他们与父辈之间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和话语的错位，显得格外醒目和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