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卢梭棺木前那只手举起的不是火炬，而是一束花

1776年8月25日，休谟离世。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离世。1778年7月2日，卢梭离世。1780年9月23日，德芳夫人离世。1784年7月31日，狄德罗离世。1788年4月16日，布封离世。短短十二年，六位启蒙哲人相继离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些激荡时代的璀璨灵魂留下了什么？

法国先贤祠中卢梭的棺木

在令人目不暇接的新书推介中，与某本书相遇，既有必然，亦有偶然，有败兴而归的失落，也有直击灵魂的震撼。去年下半年，读到法国革命史家马丹的《1789年7月大恐慌》，是必然。仅凭马丹宣称他发现了乔治·勒费弗尔研究大恐慌的档案笔记，我便绝不可能放过此书。然而，读后却让人大失所望，徒有虚名。但与这本《唯余沉默：启蒙哲人的临终时刻》（The Rest Is Silence：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Facing Death）的相遇，则纯属偶然。若非这几日正在读布鲁姆的《记忆萦回》，凭我极为有限的文学知识，绝难意识到The Rest Is Silence是哈姆莱特临终前最后一句喃喃之语，更难体悟到此言背后承载着怎样无可逃避的生死诀别与悲剧共鸣。

Joanna Stalnaker，The Rest Is Silence：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Facing Death，Yale University Press，2025

然而，这场偶然的相遇激起的不只是惊喜，而是接连不断的思考与共鸣。事实上，多年前，我曾思考过研究步入暮年的启蒙哲人的心境。因为当熟悉了他们那些启蒙破旧的丰功伟业后，难免好奇，如此这般的生命将以何种姿态收场。倾尽半生编完《百科全书》的狄德罗又会如何看待智识世界？在我而言，这种想法多少带有一点英雄主义的情结。正因为如此，初读此书，便有一种故旧重逢之感。而待掩卷之时，涌上心头的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与惆怅。原来那种英雄主义的期待彻底褪去，真正打动我的是在直面死亡的那一刻，生命无可挽回地跌入的那种无边无际、永恒的静默。那是一场没有回音的生死诀别，是一种最绝对、最深沉的孤独。而本书所考察的文献，正是垂暮之年的启蒙哲人在这种无边静默中所留下的文字。

《唯余沉默》具有极强的叙事性，以一种深沉洗练的文学笔触，展现了启蒙时代的死亡诗学。全书将考察时段定位于1776至1788年这短短十二年间，在此期间，休谟、布封、狄德罗、卢梭、伏尔泰与德芳夫人这六位本书的主角先后离世。斯塔尔纳克（Joanna Stalnaker）的洞见不仅体现在严谨的文本剖析上，更表现在她对文字物质呈现形态，如标点使用与文稿留白的敏锐捕捉。正是透过这些幽微的细节，此书呈现了这群曾以理性、宽容、人民主权等思想缔造现代世界开端的哲人们，如何在人生的尽头去真切地体认与践履生命走向枯竭时的无常与虚无。而这些哲人在生命最后阶段留下的文字，已不再是抽象客观的理性思辨。面对迫近的死亡，他们试图为肉身的脆弱与必然的消散赋予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这些“绝笔”既是生命跌入虚无的真实记录，也成了他们直面生死大限的最终书写。

尽管以死亡为主题，但《唯余沉默》很难被归入传统的“死亡史”或“死亡观念史”范畴。它同麦克玛纳斯（John McManners）的经典研究大异其趣，似乎完全无意去探讨诸如“时代心态的变迁”或“基督教的衰退”等宏大命题。与此同时，这本书虽以启蒙哲人为主角，却也很难被界定为一部常规的“启蒙思想研究”。作者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打捞出那些迄今为止鲜为人知或未被重视的晚期文献（时至今日，这些启蒙巨匠竟仍有如此多被忽视的遗篇，本身就令人惊叹），并对其背后的意义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剖析；但她的野心显然不在于借此去重新梳理这些哲人的理论体系，或是重构他们身处时代的文化观念。

斯塔尔纳克真正关心的，是当休谟、布封等人走到生命尽头时，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去凝视死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一生的著作、思想乃至身后声誉，都同样受制于历史的偶然性，皆有可能走向衰败甚至被彻底遗忘。于是我们看到：休谟将自己一生的意义交托给反复无常的公众去评判；布封将生命行将朽坏的感知，化入了探究化石与地球变迁的科学巨著中；狄德罗在凌乱破碎的笔记里，坦然交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彻底放弃追逐声名幻影的卢梭，则将残存的生命感触，封存进干枯脆弱的植物标本与残花之中。至于生前享尽荣光、被封为“启蒙之王”的伏尔泰，在绝笔诗里将自己比作了一只跌入虚无的“瞬息的微小粉蝶”；晚年双目失明的沙龙女主人德芳夫人，更是用数百页空无一字的日记，死死凝视着那无边无际的深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些曾无比璀璨的灵魂，皆以一种近乎斯多葛主义的苍凉姿态，坦然接纳了彻底的断灭与沉默。这本书拂去了启蒙时代璀璨喧嚣的表象，将我们带入了一个褪去光环、唯余无尽幽暗与静默的另一片世界。

全书以休谟为序幕。1776年春，预知大限将至的休谟在临终前四个月，写下了题为《我自己的一生》（My Own Life）的绝笔。这篇寥寥十数页的自述，原本只是他拟冠于著作全集卷首的序言，却被他意味深长地称为一场“为自己所作的葬礼悼词”（21页，无书名的页码均出自The Rest Is Silence）。透过对这一特殊文本的深度剖析，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休谟在直面死亡时所陷入的矛盾。他一方面试图通过书写，紧紧攥住对自身生命与作品的最终所有权；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人类的任何智识努力都不享有必然不朽的特权。他很清楚，《人性论》有如“死胎”（dead-born），或，《英国史》刚问世，便“落入遗忘的深渊（skin into oblivion）”。他甚至设想了一段反事实的历史：若非当初英法之间爆发战争，他极有可能早已退隐法国乡镇，改名换姓，彻底归于无闻。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实际上揭示了休谟内心的隐忧——他深知，自己的一生及其著作，最终完全受制于反复无常的公众评判与盲目的历史偶然，更为精妙的是，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休谟在自传结尾处突然改变的时态：“我是，或者说我曾经是……”（I am，or rather was……，27页）斯塔尔纳克指出，休谟企图通过这种时态的陡转，跳脱出自身生命的框架，以死者的姿态来发表一场提前上演的葬礼悼词。而正是借助这种不可能的主体位置与令人不安的语法断裂，这篇绝笔袒露了一种终极的困境：人终究无法同时站在生命的内部与外部，来为自己盖棺定论。

最后，让我以自己的品性作一个带历史意味的结语。我是——不，确切地说，我曾经是（如今谈到自己，我必须采用这种说法；而这反倒更使我敢于直陈我的心意）——我说，我曾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能自持、能克制，胸怀坦率，合群而又乐观开朗；能够与人结交，却不大容易与人结怨；在一切激情上都极为节制。甚至我对文学名声的热爱——那是我最主要的激情——也从未使我的脾气变坏，尽管我屡屡遭受失望。无论是轻率放纵的年轻人，还是勤学好文的人，都不觉得与我相处令人不快；而且，由于我尤喜与谦和的女性为伍，我也没有理由对她们给予我的接纳感到不满。总之，许多稍有名望的人都抱怨遭到诽谤，而我却从未被那有害的利齿触及，甚至从未遭她攻击；尽管我曾任性地把自己暴露在政治派系与宗教派系的狂怒之下，他们似乎也为我卸下了惯常的凶猛。我的朋友从未需要为我品行与行事的任何一点做辩护；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设想，那些狂热之徒会乐于捏造并传播任何不利于我的故事，只是他们从未找到一个自以为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的。我不能说，为自己作这篇“葬礼悼词”毫无虚荣，但我希望这虚荣并非不合其位；而且这是一桩事实，很容易澄清并加以证实。（1776年4月18日，27-30页）

休谟最终放弃了对身后名誉的掌控。他特意授权好友亚当·斯密为自传撰写补遗，这实质上是将自己的真实死亡与身后名誉，彻底交托到了他人手中。就在他于1776年8月离世前夕，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根据斯密后来致信出版商斯特拉罕（William Strahan）的记述，当时的休谟正在闲读卢奇安（Lucian）的《下行记》（Kataplous，斯密记为Dialogues of the Dead）。他笑言自己实在找不到任何正当理由，来向冥河船夫卡戎乞求迟延登船，于是只能编造出一些滑稽的借口：

休谟：亲爱的卡戎，我一直在修订我的作品，准备出版新版，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看看公众对这些修改有何反应。

卡戎：等你看到这些修改的效果，你就会想做更多修改。这样的借口没完没了。所以，老实的朋友，请登船吧。

休谟：亲爱的卡戎，请你再耐心一点。我一直在启迪公众。如果我再活上几年，或许就能亲眼见证一些盛行的迷信体系瓦解。

卡戎（无法控制脾气）：你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几百年内都不会发生这种事。你以为我会给你这么长的时间？立即上船。你这个懒散的游手好闲的家伙！（Letter from Adam Smith, L.L.D. to William Strahan, Esq.，Kirkaldy, Fifeshire, Nov. 9, 1776）

这则看似达观的玩笑，实则是休谟对自己乃至整个启蒙阵营企图“唤醒公众”这一宏大抱负的自我解构。在越过生死之界的那一刻，这位怀疑论大师卸下了所有的虚荣与执念，将一切未竟的伟业与最终的解释权，坦然交还给了那无边无际的沉默。

虽然我无疑已进入自己的生命末期——亲爱的夫人——也许只剩下几周，甚至也许只剩下几天，我仍不禁为孔蒂亲王之死所触动：在各方面都是如此巨大的损失。我的思绪立刻转向你在这件令人悲伤的事件中的处境。对你而言，你整个人生的计划将会发生多么不同的变化！请写信告诉我一些细节；但请用一种措辞，使你即便不幸身故，也无需在意你的信落到谁的手里。我的病是腹泻——或者说肠胃失调——两年来一直在慢慢侵蚀我；而在最近六个月里，它明显加速了我走向终局。我看见死亡渐渐逼近，却并无焦虑，也无悔恨。此刻我怀着深切的情意与敬重，向你作最后一次致意。（1776年8月20日，休谟致信布弗莱伯爵夫人，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edited by J. Y. T. Greig，Volume 2，Oxofrd，1932，335页）

1776年8月25日，休谟离世。

休谟（1711年5月7日-1776年8月25日）

随着全书进入第一章，作者的目光从文本与声誉的虚幻，转向了肉身衰朽的物质性。“布封的石头”这一标题承载着精妙的三重隐喻：它既指代布封生前最后一部巨著《矿物自然史》；也指代那折磨他至死，并在尸检后被取出、分发给友人的五十七块肾结石；更深层地，它还隐喻了布封在其生理学理论中，将死亡视作躯体逐渐“骨化”（ossification）的衰亡过程。这一核心意象，完美缝合了肉身退化与无机物自然演变的客观规律，展现出一种专属于布封的“死亡的科学诗学”。

长期以来，《矿物自然史》常被学界视作枯燥乏味的分类学流水账，但在斯塔尔纳克看来，这恰恰是布封极具分量的“哲学与文学遗嘱”。在撰写此书时，他正饱受肾结石的剧痛折磨；这部看似冰冷无趣的“石头图鉴”，实则是他那具逐渐硬化、走向矿物化的肉身在文本上的真实显现。与其他启蒙哲人相比，一生浸淫于自然史研究的布封，对地质变迁与文明的沧海桑田有着更为冷峻的洞察。在他所预见的地球逐渐冷却的宏大图景中，一切生命终将归于灭绝，而人类个体的存在，放置于无垠的地质时间坐标系上，不过是“短暂一瞬”（brief flicker，55页）。

正因为拥有这种近乎残酷的宇宙视角，当他在晚年提笔探讨化石——这些被他称为“衰老大自然的珍贵纪念碑”——时，一种深沉的宿命感便跃然纸上。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这具风烛残年的肉身，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破译大自然潜藏在岩层中的全部奥秘。于是，在此书的结尾，这位骄傲的博物学家卸下了建立全知体系的宏愿，以一种从容而略带惆怅的姿态，将自己未竟的凝视与探寻，坦然交托给了茫茫后世。他写道：

我再说一遍：我是怀着遗憾离开这些引人入胜的对象、这些古老自然所留下的珍贵遗迹的；而我自己的老年已不容我有足够的时间去细细考察它们，从而得出我所隐约看见的那些结论——但这些结论既只是凭几次匆匆一瞥而来，便不应出现在这部著作之中；因为我已给自己立下规矩：只呈示以事实为依据的真理。后来者自会到来。（55页）

然而，当生命的沙漏行将漏尽，单纯的唯物论思辨，似乎已不足以全然概括那具衰朽肉身所承受的复杂况味。作为一生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布封在弥留之际，却向相交十四年的知己——虔诚信仰新教的内克夫人（财政总监内克之妻）做出了某种隐秘的妥协。他不仅命人在病榻前朗读内克先生的著作《论宗教观点的重要性》，甚至顺从地接受了神甫的临终圣事。面对这位启蒙巨匠的终局，内克夫人以一种奇特的笔触——既交织着宗教信徒的悲悯，又恪守着博物学家般的冷静审视——记录下了他生命终结前的境况：

1788年4月15日，周三，傍晚七点左右，他白天小便不畅，前一夜出的汗又使他更加虚弱，突然间便出现恶心与几乎要呕吐的感觉，并伴随膀胱疼痛，片刻不得安宁；他四肢同时发抖、出汗。不到一个半小时，他就湿透了三件衬衣。病势愈重，他的力气反倒像是随之回升；更换衬衣时，他自己还能很利索地协助穿脱。他几乎每隔一会儿就要喝水，有时要水，有时要一碗清汤，再滴上几滴阿利坎特葡萄酒，嘴里不停地说：我喘不过气！人们把他从床上扶起；就在这些可怖的临终焦灼之中，我听见他说：有没有为我的儿子做点什么？到晚上九点半左右，这种持续的痛苦与恐惧仍未缓解；他不时把手伸向疼痛处，也就是膀胱一侧；在一次不耐烦的瞬间，我听见他吐出这样的话：出来吧，讨厌的石头！出来！出来！这时，他的告解神甫伊尼亚斯神甫触摸了他的脉搏（因为医生都不在），察觉病人已处于濒死状态，便提议为他施行圣事；病人回答说：我同意，但再给我一两个小时。可伊尼亚斯神甫见情势紧急，便立刻赶到圣梅达尔堂区的本堂神甫处，请求携带圣体，并为病人准备临终圣体与临终涂油。在这段间隙里，我一直守在病人身旁，片刻不离；他以为告解神甫仍在场，我记下了他的话：亲爱的伊尼亚斯，你认识我已经四十多年了；你知道我一向的行为如何：能行善时我就行善，我没有什么可自责的。我声明，我死于我出生时所属的宗教之内，并公开见证：我信耶稣基督从天降到世上，为拯救世人；我请求他垂念并护佑我，并公开声明我对此信而不疑。两分钟后，尊敬的伊尼亚斯神甫带着终傅圣事进来；在等待携带圣体者到来期间，他按惯常祈祷为他施行了圣油礼。布封先生被疼痛与窒息压得喘不过气，自觉已到死亡前夕。我并未发现他神志错乱，只有一次例外：当人们掀开被子为他处理脚部时，他说：这该由雷茨先生来管——雷茨先生是他的医生。他又对伊尼亚斯神甫急切地说：快把好天主给我！快！快呀！快！同时伸出舌头准备领受。然而携带圣体者迟迟未到；病人一再催促，甚至带着几分不耐；终于伊尼亚斯神甫为他送了圣体，而布封先生在仪式进行时不断重复：给我吧！快给我吧！随后，这种死亡的可怖痉挛稍稍平息，但他仍旧剧烈窒息；呼吸频繁而艰难。人们用热布为他温暖冰冷的身体。他仍有力气借双臂支撑起身，喝下三满勺阿利坎特葡萄酒。接着脉搏逐渐减弱，他的嘴一直张着，四肢渐渐冰冷；他好几次紧握布莱索小姐（Mlle Blesseau，指布封女管家）的手；呼吸几近不可察觉，至午夜零四十分，他吐出了最后一口气。（Correspondance inédite de Buffon，Tome II，613—614）

1788年4月16日，布封离世。

令人感叹的是，近一个世纪后，布封的曾侄孙亨利·德·布封（Henri Nadault de Buffon，1831—1890）在审视这段历史时，竟将这场由内克夫人如实记录的、充满生理痛苦的离世，粉饰为一场完美契合基督教义的死亡。他如此颂扬道：“这确是一场真正的基督徒之死，是对一段光荣而勤勉的人生的相称终结。就在十八世纪的正中——在一个有害的哲学取代宗教的时代——这是当时最深邃的哲学家所树立的重大榜样；这是一桩伟大的坚忍与信念之举。”（35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这种跨越百年的荒谬重塑，恰恰无情地印证了这样一种必然性：一旦越过生死大限，个体便彻底丧失了对身后声誉的掌控权，其最终的形象只能任由后世与盲目的偶然性去随意涂抹。

布封（Comte de Buffon，1707年9月7日-1788年4月16日）

第二章的主角是狄德罗，考察了他晚年的两部作品。《生理学要理》（Eléments de physiologie）大约是狄德罗从1774年开始编纂的笔记，大量抄录其他人的医学和生理学著作片段，长期以来被视作缺乏原创性的作品。《论塞涅卡》（Essai sur Sénèque）原为受霍尔巴赫所托，为其友人、数学家拉格朗日（N. Lagrange）翻译的塞涅卡著作所撰写的序言，于1778年底问世，既是塞涅卡的辩护，也是对其友人，即于同年7月2日去世的卢梭的批评，即那种通过撰写自传，以满足自己“在未来被人谈论”的傲慢。此书后得以扩充，于1782年出版，题为《论克劳狄乌斯与尼禄统治时期的历史》（Essai sur les règnes de Claude et de Néron）。在分析这两部作品的过程中，展现了作者极为高超的跨文本解读能力。作者指出，这两部看似毫无关联的作品，其一为医学笔记杂编，另一本则为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带有自我辩护性质的文字，恰构成了一种以文本形式再现自我消亡的一种遗嘱性诗学。她称之为“自我抹除的诗学”（poetics of self-effacement）。

所谓“自我抹除”，意指在文本的呈现上，作者有意识地将自身隐藏于文字背后，让他人代为发声，而真正的“自我”则甘愿碎裂，以一种被代言的方式隐匿其中。这种姿态在《论克劳狄乌斯与尼禄统治时期的历史》中表现得尤为极致：狄德罗不断将话语权交托出去，时而将自己隐蔽在塞涅卡身后。而在探讨文体时，为了彰显蒙田的伟大，他甚至毫无保留地让渡了自我：“我甘愿放弃自己写得最好的一页，来换取他的一页。”（88页）及至全书篇末，他更是将自己的声音与评论家马蒙泰尔（Marmontel）的评述完全揉融在一起，到了令人几乎无法分辨孰主孰客的地步。斯塔尔纳克指出，这种行文策略绝非随性的笔法，而是狄德罗意图抹除专有名词与个体边界的自觉实践。它真切地映照出其晚年深受斯多葛派启发后所沉潜的哲学冥想：“脱离周围的一切，并将自身彻底湮灭。”（72页）

事实上，狄德罗晚年的这种感悟，源于其对生死理解的巨大转折。18世纪60年代，在雕塑家法尔科内（Étienne Maurice Falconet）关于“身后名”的著名讨论中，狄德罗曾热情捍卫文学与艺术的不朽：“对哲人而言，后世（posterirty）有如信徒的来世一样。”（第3页，请注意，这段材料曾被卡尔·贝克尔在《天城》用于证明启蒙对后世的崇拜）然而步入暮年，他的看法悄然发生改变，将从布封继承而来的唯物主义思想推向一种略带神秘色彩的理论。死亡是身体的各个部分逐渐骨化过程，骨化的结果便是局部丧失感觉并从整体中脱离（63-64页）。狄德罗进一步认为，死亡仅仅代表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的湮灭，而那些脱离整体的局部依旧保持着活力，它们不过重回自然。这番理解既是狄德罗接受并发展了布封对生命理解的结果，也是晚年的他观察自己身体变化得出的理解。他意识到，大脑的机能出现了明显蜕化，但同时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敏感。正如他在1774年9月3日致知己沃兰（Volland）的信中所言：“我可能是你认识的人里最容易落泪的老头。”（70页。沃兰[Louise-Henriette Volland，1716-1784]与狄德罗相交三十余年，两人保持着频繁的通信。狄德罗非常珍视这位朋友，称她为“索菲”[Sophie]，意思是“智慧”。可惜的是，沃兰的信件全部遗失，甚至连画像也没有保留下来，令人唏嘘。沃兰去世五个月后，狄德罗离世。）

既然死亡不过是肌体各部分渐次退化与剥离的自然规律，那么卸下对不朽的执念、坦然交还肉身，便是哲人最后的功课。这种毫无宗教粉饰的唯物论生死观，也极其自然地渗透到了狄德罗女儿对其父亲临终景况的如实记述中：

他在1784年7月30日星期六起了床；整个上午都在同女婿和医生交谈；他让人重新贴好令他难受的疱疹膏，随后上桌吃饭，喝了汤，吃了白煮羊肉和菊苣。他拿起一颗杏子。母亲想阻止他吃这种水果：“可你到底以为这见鬼的东西能把我怎么着？”他把杏子吃了，又用胳膊肘支在桌上，吃了几颗樱桃蜜饯，轻轻咳了两声。母亲问了他一句，见他沉默不语，便抬起头看向他。他已经不在了。（91-92页）

1784年7月31日，狄德罗离世。

德尼·狄德罗（1713年10月5日-1784年7月31日）

第三章借助“花朵”意象，透视卢梭晚年的心境。和布封的“石头”与狄德罗的“大脑”一样，花朵，准确地说枯萎的花朵在此同样承载着极具张力的隐喻：它不仅象征着卢梭屡次宣告放弃哲学思辨、最终退隐于吉拉丹侯爵花园的生命抉择，更巧妙地暗合了他晚年文本的物质形态——他常将《漫步者遐想》中那些散乱的只言片语称为“feuilles”，这个词在法语中既指书页，也指脆弱的植物叶片。斯塔尔纳克细致梳理了卢梭自完成《爱弥儿》后发表的一系列极具悲剧色彩的“终结”宣言。这种姿态，固然源于他深陷“被现代哲人围剿”的迫害妄想，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来自他对时日无多的感触。卢梭宣称，《爱弥儿》将是他哲学思考的终结，他不认同梭伦“活到老学到老”的旷达，反而宣称，对于一个垂暮之人，唯一该做的只是“学习如何死亡”（97页）。因此，作者敏锐地指出，《遐想》中那种时而紧迫、时而拖宕的双重矛盾，以及字里行间通过现在时与祈使句不断强化的焦灼感，皆是由于卢梭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智力官能正不可挽回地走向枯竭：“我的智力官能将会失去活力。”（102页）

在作者看来，卢梭晚年的书写已化作一种极其脆弱的物质性残片。这些零落的“书页/叶片”，宛如他在《忏悔录》中念念不忘的长春花，或是《遐想》里被大丹犬撞倒后紧握在手中的卷耳草，皆是他在肉身彻底消亡前，试图唤回生命感知的一种物质媒介。这里的分析令人拍案叫绝：斯塔尔纳克在文本与植物标本之间建立了一种绝妙的同构。那些夹在书稿中干枯的“feuilles”犹如一个神奇的“光学暗箱”（optical chamber）——仅凭一片残叶、一页断简，便能重新显映出整个往昔生命的壮阔景象。有别于布封与狄德罗以近乎冷酷的科学主义来审视肌体的衰朽，卢梭的暮年景象显现出一种别样的苍凉与生机：一个垂垂老矣的哲人，手持枯花，在生与死的交界处，任由肉身的衰竭与记忆的鲜活相互交织。

这种文本与生命的同构，在《遐想》那篇未完成的“第十次漫步”中达到了顶峰。在这篇寥寥两页的绝笔中，卢梭写下这段文字时正值复活节，距他初遇华伦夫人已整整五十年。他试图用这仅存的碎片，去追忆那段被他称为“在短短四五年间，享受了一个世纪的纯粹幸福”的时光。然而，当行文至自己深感欠下夫人恩情、却因财务困境无力偿还时，笔触却戛然而止。斯塔尔纳克极为深刻地指出，这种毫无征兆的文本断裂与随之而来的绝对沉默，绝不仅仅是由于生命精力的耗尽，更是卢梭在纸面上从容“展演”了自己作为作家的死亡。这是一场终极对话：面对早已在贫病中离世的华伦夫人，这位孤独的漫步者以这几页残篇作为最后的遗嘱，试图在超越尘世的静默中，去偿还他一生的亏欠。写完最后一行字，卢梭彻底放下了手中的笔。他不仅宣告了公共表达的终结，更坦然接纳了那个将他自身与所有未竟之语彻底吞没的永恒虚无。

我很快便意识到：我在付诸这一计划上拖得太久了。我的想象力已不如从前活跃；它不再像往昔那样，会被某个能使之振作的对象一经呈现便点燃；我也不再那样沉醉于遐想的狂迷。如今，它所产出的更多是追忆而非创造。一种温吞的倦怠使我的一切能力都变得疲软无力，生命的精气在我体内一点一点熄灭。我的灵魂也不再能轻易地从这具行将枯竭的躯壳中投射出去。倘若没有对我所向往的那种状态的希望——我感到自己有权获得它——我便将不复存在，只能以记忆的形式苟存。（70页）

从今以后，屈服就是我的命运：不再坚持与之抗争，不再顽强抵挡；任由迫害我的人随其所欲处置他们的猎物，在我余下这凄凉而衰老的日子里毫无反抗地任他们摆弄，甚至把我姓名的荣誉与身后声誉也交到他们手里——倘若上天愿意让他们如此处置——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再为之动摇；这就是我最后的决断。（108页）

1778年7月2日，卢梭离世。1794年，他的遗骸被移葬至巴黎先贤祠。沃多耶（Antoine-Laurent-Thomas Vaudoyer，1756-1846）为他设计了一座别具一格的木制陵墓：两扇雕花木门微启，一只苍劲的手臂从幽暗的缝隙中伸出，手中紧紧擎着一支火炬。这一官方的定型塑像似乎在傲然宣告：即便死亡，也无法熄灭这位哲人为人类点燃的启蒙之光。然而，在审视了《遐想》中那些游走于枯萎与静默之间的文字后，斯塔尔纳克在这一章的落幅处，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也极其凄美的假设：倘若那只从坟墓中伸出的手里，握着的根本不是什么照亮人类未来的火炬，而仅仅是一束花呢？倘若这位曾为现代世界立法的思想巨匠，在生命的终局留给后世的，并非什么宏大耀眼的时代启示，而仅仅是他那行将朽坏的双手里，一株褪去水分、脆弱不堪的植物残片呢？

先贤祠卢梭棺木设计图（1795年）。现藏于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

卢梭（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

作为探讨生死议题的主角，卢梭或许略显张力不足。他暮年的“自我放逐”似乎始终游离于想象与现实的边界。然而，当斯塔尔纳克在第四章将目光转向启蒙运动的绝对巨擘伏尔泰时，生前的喧嚣荣光与死后的绝对静默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极具悲剧张力的巨大反差。与“孤独散步者”卢梭不同，伏尔泰生前已被“封圣”。1778年，他在巴黎人如痴如狂的追捧中走向生命终点。去世同年，一份伪造的遗嘱迅速问世，试图继续为其塑造不朽的哲人神话。然而，本章所揭示的晚年伏尔泰对生死的真实思考，却与这种外在的喧嚣荣耀形成了极其冷酷的对照。

在这里，“蝴蝶”这一意象的演变显得尤为迷人。据作者考证（顺便说句，这个考证在我看来站不住脚，这个意象背后或许有更隐秘的一段轶事），在伏尔泰的浩瀚卷帙中，作为生命隐喻的蝴蝶可能仅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一则评价黎塞留的笔记中，彼时的伏尔泰仍在思忖灵魂不灭的可能，并借由“化蝶”表达了对来世的某种微弱希冀。他写道：

灵魂是有延展的；既然有延展，灵魂便是物质的。难道因为我不了解某个存在的本质，就要把一切能触动我感官的属性都从它身上剥离吗？我们死后也许会变成某种东西：毛虫会想到自己将变成蝴蝶吗？（Voltaire’s Notebooks，Tome II，edited by Theodore Besterman，institut et musee voltaire，1952，357）

而当蝴蝶意象第二次出现时，则是在伏尔泰去世同年所写下的八音节绝笔诗《别了，生命》（Adieux à la vie，1778年）之中。这首绝笔彻底粉碎了前者的那一丝温情与希冀；其文本所蕴含的悲凉、决绝与彻骨的虚无感。此诗值得在此完整引录：

伏尔泰八音节绝笔诗《别了，生命》

这两个文本虽共用同一个意象，其深层隐喻却已截然相反。在前一则笔记里，“化蝶”尚且代表着灵魂的延续，寄托了伏尔泰对来世的微弱希冀。然而，在这首绝笔诗中，它们却化作了朝生暮死的瞬息之物；它们急速地跌入深渊，传递出哲人对生命之渺小与虚无的最终体认。

这一意象的断裂，恰好勾勒出伏尔泰晚年生死观的深刻转折。而陪伴并见证这一历程的，是启蒙时代的另一位传奇人物，亦即全书第五章的主角——晚年双目失明的沙龙女主人德芳夫人。在斯塔尔纳克的笔下，伏尔泰最终接纳绝对的虚无，极具戏剧性地表现为被德芳夫人反向“度化”的结果。二人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通信。起初，面对德芳夫人对存在意义的深切怀疑与对死亡的极度恐惧，伏尔泰始终自矜于一位高高在上的启蒙导师角色。他以一种置身事外的理智姿态，用着老生常谈的哲学宽慰，甚至夹杂着些许不自觉的男性说教口吻向她言道：

您的观念不必取自其他任何地方，只需来自你自己。像你这样既有想象力，又有敏锐思维的人而言，无需其他任何帮助，就能仅凭自身，便能洞见人性；因为所有人在深处都彼此类似，而那些细微的差别并不会改变任何底色……你既不能游戏，也不能到处奔走，更不可能整日接待宾客。能观察到一颗天真而真实的灵魂优于那么多傲慢而晦涩的哲学家，对我而言绝非无足轻重的满足……（139页）

但最后，正是在德芳夫人那种对直面生命虚无的敏锐且勇敢的凝视下，伏尔泰的理性或略带冷静的面具被逐渐卸下。他在去世前两年写下了两首诗。除了上面那首《别了，生命》外，另有《空洞的梦》（Le songe creux，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可能是1776年，或是伏尔泰弥留之际）。在这首诗里，这位无神论哲人王梦到自己去世了，踏上了探索冥界之路，穿过三条河流，遇见三位命运女神，最后却对地狱和天堂都倍感失望。在诗的末尾，戏剧性的结束，虚无（néant）的寓言形象才得以最终显现：

伏尔泰《空洞的梦》

这首绝笔彻底摒弃了伏尔泰早年在删改梅耶（Jean Meslier）《遗书》时所刻意保留的那一丝自然神论的救赎微光，更断绝了对身后诗名不朽的任何奢望。恰恰相反，伏尔泰将自己的一生、肉身与诗句，尽数抛入了虚无的深渊。更为精妙的是，斯塔尔纳克并未止步于字面释义，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纸张的物质肌理，从手稿的涂改与折痕中，捕捉到了这种绝对虚无感的真实存在。纽约摩根图书馆所珍藏的《别了，生命》手稿显示，在长达二十行的诗节里，那个唯一没有押韵伴侣的“虚无”（néant）一词，被伏尔泰以极细小的笔迹局促地添写在划掉的诗行上方，几近难以辨认。而在全诗的末句“告诉我吧，你们究竟是什么”（Dites-moi donc ce que vous êtes）的结尾处，他甚至省略了理应存在的问号（下图左）。在这张对折的手稿纸页上，留下的唯有大段的空白与两道孤零零的横线（下图右）。这种文本上的突然悬置，仿佛在无声地宣告：当生命疾速跌入深渊，一切追问皆无答案，唯余永恒的沉默。

纽约，摩根图书馆，MA 638.87，摩根（Pierpoint Morgan）于1900年购买

去世前两个月，病榻上的伏尔泰出人意料地接受了神甫的来访，甚至顺从地在一份文书上签了字，声明“否认并谴责了自己所做、所说、所写的一切——凡是可能造成某种丑闻并损害信教之人”（1778年3月4日，德芳夫人致信沃波尔，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with Madame du Deffand and Wiart，Vol. 4, 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pp. 24-25）。此举一度令沃波尔等人大惑不解，甚至将其视作一种临终前的怯懦与伪善。但或许最懂他的德芳夫人留下了最为透彻的见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体面（decorum），为了免去烦扰，为了得以安宁。”（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with Madame du Deffand and Wiart，Vol. 4, 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34）这种卸下骄傲、近乎敷衍的妥协，恰恰是这位启蒙巨匠为了走向最终的沉默，而向喧嚣尘世所作的最后让步。

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离世。

伏尔泰（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

倘若说男性启蒙哲人们总对身后声名抱有某种期许，试图以此作为抵抗死亡与湮灭的微茫补偿，那么，全书第五章所聚焦的德芳夫人，则呈现出一种极为决绝的特殊姿态。她什么也不愿留下：没有子嗣，没有著述，甚至在遗嘱中严词拒绝了伏尔泰将两人通信公之于世的提议。斯塔尔纳克指出，正是在这种近乎绝对的孤独与隔绝之中，这位晚年双目失明的沙龙女主人以一种令人战栗的清醒，直面了生死的底色，并死死凝视着那无处不在的“虚无”。这种剥落了一切幻象的审视，不仅令当时高高在上的伏尔泰在通信中时常显得左支右绌，更赋予了其绝笔以一种直击人心的悲剧张力，令人不由自主地沉陷于她那幽暗的精神深渊。

长期以来，在宏大的启蒙史叙事中，德芳夫人始终被塑造成一个保守的边缘形象。一方面，有别于18世纪多数激进的沙龙，她所主持的聚会（原址位于今战神广场东北）偏爱古典作品，对新兴的启蒙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冷淡与拒斥；另一方面，后世学者的评价也多带贬义。例如法国史家安托万·里勒蒂（Antoine Lilti）便将她对“世俗社交”（sociabilité mondaine）的病态热衷，归结为试图填补贵族生活内在的极度空虚（参见Antoine Lilti，Le monde des salons: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esiècle，Fayard，2005）。毫不客气地说，里勒蒂的解释暗含着一种武断且居高临下的男性视角；它轻易地抹平了个体内心的真实痛苦，也遮蔽了德芳夫人对生存底色那份极其清醒的哲学审视。

斯塔尔纳克和里勒蒂一样注意到德芳夫人在同友人通信中反反复复论及的“无聊”（ennui）一词，但她敏锐地洞察到，这种“无聊”绝非流于表面的空虚寂寞，而是一种承袭了蒙田与斯多葛学派传统的深刻精神症候（174页）。作为一名彻头彻尾的怀疑论者与无神论者，德芳夫人实际上是以自身的病痛苦难，完成了对启蒙时代笃信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根本解构。在她的逻辑里，倘若按照洛克或孔狄亚克等人的理论，人的心智不过是一个不断接收外部感官印象并加以组合的容器；那么，对于她这样一个双目失明、听力日渐衰退的老人而言，感官的全面剥夺便意味着这个容器已然退化为一个彻底的“空洞集合”（empty collection，174页）。德芳夫人痛苦地体认到，这种感官与思想的双重枯竭便是所谓的“无聊”，它更是死亡降临前的一种真切预演：

我很同情你——因为我忽然又想给你写信了。我让人把你上一封信再读给我听；若说它不是一篇上佳的法文范本，那它绝对是一篇极好的英文。除去你在信里几乎一味给我的那些夸奖，其余的一切都非常真实、非常深刻，见识也极其明澈；可我又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呢？我们对自己真有主宰力吗？若真如此，凡是有才智的人就都会幸福。我先从你说起：我问你，你幸福吗？我很难相信你是幸福的。不过，人也不该总以己度人。比如我，当我的灵魂失去感觉时，我便没有观念，没有趣味，没有思想；我就坠入我称之为无聊（ennui）的虚无（néant）之中。

如果只凭推理与反思就足以使人幸福，那么我们所见的世界就该与现实完全相反；因为我每天观察世界，都看到：最心满意足的，恰恰是那些蠢人——他们对别人也对自己最为称心，而且最懂得自给自足。你曾在我把“友谊”看得那么重要这件事上如此取笑我，到最后你竟把我说服了；可当你摧毁了我的幻想之后，我又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替代它。我想，把橡叶当作金子来收下，或许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吧。（在1776年3月21日致信沃波尔，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with Madame du Deffand and Wiart，Vol. 4, 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286-287页）

德芳夫人把这种无聊与空寂比作绦虫（ver solitaire）：

只有矫饰、矫情的自命不凡与可笑之态会让我反感，可到处见到的偏偏都是这些。我非常明显地觉察到，自己的精神能力正在一点一点地丧失：记忆力、专注力、表达的顺畅——在需要的时候，这一切都不听使唤。我并不渴望被爱；我知道人并不真正爱人，而这一点我从自己身上就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要求别人对我怀有我并不对他们怀有的情感。妨碍我幸福的，是一种厌倦：它像绦虫一样，吞噬一切本可使我幸福的东西。这个比喻本该解释一番，可我却无法把这念头理清。（1776年3月17日致信沃波尔，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with Madame du Deffand and Wiart，Vol. 4, 285页）

由此可见，这种“无聊”绝非单纯的社交倦怠，它实际上构成了对启蒙时代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深刻解构。德芳夫人在信中多次将这种无聊描述为对“虚无的预尝（avant-goût du néant）”（如1779年10月8日致信沃波尔，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with Madame du Deffand and Wiart，Vol. 4，180页）。通过直视自身感官的残缺与剥夺，她比任何人都更为直接地触碰到了肉身与灵魂注定湮灭的底色，以及理性在面对死亡时的绝对无力。然而，即便深感生存的虚无，对死亡的本能恐惧却依然如影随形。这种矛盾，恰恰宣告了理性的无奈：

可即便如此，人还是害怕死亡；人为什么害怕死亡呢？这不仅仅是因为未来不确定，更因为人对自身的毁灭有一种强烈的反感。而理性无法摧毁这种反感。噢！理性，理性！理性是什么？它有什么力量？它何时开口？我们何时才能听见它？它带来什么益处？它能战胜激情吗？并非如此；而且，倘若它真能阻止我们灵魂的运动，那反倒会比激情更违背我们的幸福一百倍……（176页）

有了这些极其厚重的思想铺垫，当斯塔尔纳克在书的末尾，将目光投向晚年盲聋交加的德芳夫人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细节时，一种令人窒息的悲剧张力便喷薄而出。彼时的夫人正日复一日地独自做着“拆线”（effilage）的手工——即将织物上的贵重金线一根根拆解下来。在作者笔下，这绝非打发残年的无聊消遣，而是透视其生命虚无感的一扇幽暗之门。这是一种极具凄美色彩的生存隐喻：在这个过程中，她不是在创造某物，而是在解构某物，或者说，她正在制造虚无（crafting nothing，192页）。而与此同时，她将爱犬Tonton以及印有爱犬蜡像的鼻烟盒作为遗赠，交托给沃波尔。这一举动被深刻地解读为她试图将自己衰朽的肉身，以一种“活的替代物”的形式交付出去，犹如蒙田当年留下《随笔》一般。然而，最具视觉冲击力与哲学震撼的，是她留在世上的最后痕迹。在那本记录着沙龙琐事、装帧精美的绿色牛皮纸日记本里，当她生前最后一次完成口述之后，留下的竟是长达两百零六页毫无字迹的空白。斯塔尔纳克极具洞见地指出，这片庞大的物质性留白，绝非单纯因为生命衰竭而导致的记录中断，它恰恰是德芳夫人“遗嘱性诗学”的最终形态。这片无可辩驳的绝对沉默，完美地展演了一个褪去所有历史幻想与身后期许的个体，是如何以一种最纯粹、最决绝的姿态，将自己完完整整地交还给了那个永恒的深渊。

我有时惊讶于自己生命的无用，也惊叹于我和Tonton（爱犬之名）之间仅有极微小的差别。（175页）

德芳夫人赠予沃波尔的金质鼻烟盒，上有其爱犬Tonton的画像

鼻烟壶题赠：这只刻有她爱犬Tonton肖像的鼻烟壶，是德芳侯爵夫人于1780年遗赠给霍勒斯·沃波尔先生。 注：该鼻烟壶由路易十五御用珠宝匠人鲁塞尔（Louis Roucel）所制。Tonton蜡像为格尔塞（Gosset）所制。现藏于耶鲁大学刘易斯·沃波尔图书馆（Lewis Walpole Library）。

德芳夫人于1780年9月23日离世，与沃波尔通信长达十四年，约850封。法国文人布弗莱尔（Stanislas de Boufflers，1738-1815）曾以伏尔泰和Tonton为主题写给一首。德芳夫人将此诗手稿也一并寄给了沃波尔。原诗内容非常风趣，现译如下：

你觉得他们俩都迷人，

我们觉得他们俩都咬人；

这就是相似之处。

一个只咬你的敌人，

另一个咬你的所有朋友，

这就是不同之处。

德芳夫人（Madame du Deffand, 1696年9月25日–1780年9月23日)

本书在结尾部分极具匠心地安排了一个“反例”（counterexample，208页）。与前述各章所呈现的自然死亡形成截然反差，罗兰夫人并没有活到足以体验狄德罗所谓的“骨化”的年纪。她在三十九岁那年命殒断头台，仅以那句“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的临终遗言，为自己惨烈的人生画上了休止符。斯塔尔纳克坦言，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罗兰夫人的非正常死亡似乎都不属于本书的既定范畴；然而，将她置于全书的落幅，恰恰是为了通过这种剧烈的反差，来映衬前述启蒙巨匠们面对虚无时的彻底静默。不同于其他哲人坦然接纳生命与声誉的消散，面对即将降临的极刑，罗兰夫人表现出了一种强烈地渴求被后世铭记与昭雪的冲动。斯塔尔纳克敏锐地指出，这位生前始终隐身于丈夫背后充当代笔人与贤内助的女性，恰恰是在身陷囹圄、死神逼近之时，才真正觉醒了作为一名作家的主体意识。在为那部未能完成的回忆录勾勒大纲时，她带着些许骄傲宣称，若上天能假以时日，自己便能“写就本世纪的编年史，成为法国的麦考莱（指英国女史家麦考莱——引者注），或法兰西的塔西坨”。（202页）

在她的笔下，死亡本身似乎已不足为惧，真正令人战栗的是被历史彻底遗忘。这种对不朽与身后名的热烈执念，在她得知那部寄托着生平辩白的《历史笔记》（Notices historiques）被受托保管的友人因恐惧而付之一炬时，爆发出了最为绝望的悲鸣。这一刻的凄厉自白，与前述各章中哲人们坦然交出自我、步入沉默的临终文字，构成了令人震颤的强烈反差：

我刚刚把整件事写完，把叙述一直推进到这最后的时刻，并把它托付给一位十分珍视它的朋友；风暴却骤然落在他头上。就在他眼见自己将被逮捕的那一刻，他所想到的只有危险；他唯一感到的只是必须把危险挡开。于是他不假思索、不求权宜之计，便把我的手稿投入火中。我承认：我宁愿他把我也一并扔进去。这场损失搅乱我的心绪，甚于我此刻仍在承受的最严酷的折磨；若想到危机正在逼近——我也许第一天就会被屠杀，或者被以某种方式拖到那个统治者用来清除他们认为碍事之人的法庭上——你就会明白这是为什么：这些文字原本是我赖以安放的枕头，我把对自己身后名誉的辩白，也把许多值得纪念的人物的辩白，都托付在它们之上。

当然！洛宗（Lauzun）的那只蜘蛛之死也未必更残酷；而那不过是对他一个人的损失罢了。可是，既然人不该向任何事屈服，我就要把这点闲暇用来随手、零零散散地记下那些不经意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东西。它当然无法替代我所失去的那一切；但这些将成为一些碎片，用以唤起我的记忆，并在将来某一天——倘若我还保有这种能力——帮助我补足它。（Roland，“Portraits et anecdotes,”in Mémoires de madame Roland，tome II，Librairie des bibliophiles，1884，140-141页）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罗兰夫人褪去了早年受启蒙思想浸染的怀疑论底色。她既不像德芳夫人那样死死凝视着绝对的虚无，也没有像狄德罗那样坦然将肉身交还给冰冷的物质大循环。相反，面对断头台的阴影，她转向了对“最高存在”（Supreme Being）的祈祷。在她的笔下，死亡不再是一切的断灭，而是灵魂的解脱；是与她深爱的吉伦特派同僚蒲佐（François Buzot，死于1794年6月24日）经历生死、在彼岸世界重聚的终极契机：

永别了，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的女仆、我的朋友们；永别了，太阳——你那灿烂的光芒把宁静带入我的灵魂，正如它把灵魂召回天穹；永别了，孤寂的田野——它的景象曾多少次打动我；还有你们，泰泽（Thézée）朴素的乡民：你们祝福我的到来，我曾为你们拭去汗水，缓解你们的贫困，照料你们的病人——永别了；永别了，宁静的书斋：我在这里以真理滋养心智，以学问俘获想象，并在冥想的寂静中学会驾驭感官、轻蔑虚荣。

永别了……（注：省略号为原文所有）不！唯独你，我绝不会与你分离；离开尘世，反倒使我们更为接近。（218页）

在这段极具悲剧色彩的绝笔中，罗兰夫人用一种传统而温情的期盼，生生打断了那本该通向虚无的省略号。这番充满现世羁绊与来世信仰的告白，固然昭示了人类精神在面对死亡时的巨大勇气，但在斯塔尔纳克看来，它却恰恰构成了全书最发人深省的对照：那些真正老去的启蒙巨匠们，早已剥落了所有关于来世与重逢的幻想；在他们的人生落幅里，没有这种可以用来填补死亡恐惧的祈祷与文字。当时代的喧嚣褪去，等待着休谟、布封、狄德罗、卢梭、伏尔泰以及德芳夫人的，没有神明的慰藉，唯有那无可辩驳的、无边无际的沉默。

1793年11月8日，罗兰夫人被送上断头台。

罗兰夫人（1754年3月17日-1793年11月8日），全名为玛丽-让娜·罗兰·德拉普拉蒂埃（Marie-Jeanne Roland de la Platiere）。

请原谅我在这份书评中大段地迻译、引用这些临终文字。因为我深感，似乎唯有这些褪去了一切伪饰的真实言说，才足以体现在死亡的绝对静默降临之前，那些曾无比鲜活的灵魂所经历的挣扎、妥协与最终的超脱。

《唯余沉默》是一部相当个体化的研究。所谓“个体化”至少有两层意思，首先体现在再现视角的转换中。历史场景不再是喧嚣的公共广场和政治舞台，而是幽暗孤灯下的书信写作，抑或临终病榻前的喘息片语在斯塔尔纳克刻意框定的这一私密视域内，那套为人熟知的启蒙叙事被悄然搁置。在这里，我们看不到高举理性火炬、为后世立法的先贤，也看不到为不公审判鸣冤叫屈的宽容斗士。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退入历史暗影、深陷孤独与寂寥的普通人，以及他们在衰老与病痛中日渐朽坏的肉身与心灵。正是通过这种向个体存在的极致聚焦、向内在灵魂的深度透视，作者使我们短暂地忘却了他们的“哲人”光环，从而得以与这些垂暮之人一同潜入他们最私密、最脆弱，或许也是最能触动人心的感悟之中。

或许可以说，这部著作完成了对启蒙与理性叙事的某种解构——作者在导言中也的确曾做此申明。然而，我却不愿仅以“解构”二字来匆匆概括。因为，那些被后世反复传颂的宏大概念（理性、进步、祛魅），本身也只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半面貌；它们并非启蒙的全部，更无法全盘代表那个时代真实存在过的男男女女。斯塔尔纳克真正做的，是将聚光灯打向了历史的暗面，为我们再现并讲述了另一则同样真实、却长久被遗忘的故事。

这种“个体化”的另一重深刻意涵，则深植于作者构思与撰写此书的经历中。多年前，在完成启蒙时代有关“描述”（description）实践的研究后（The Unfinished Enlightenment: Description in the Age of the Encyclopedia，Cornell，2010），斯塔尔纳克便被晚年卢梭将衰朽肉身与干枯标本相映照的隐喻所深切吸引，进而萌生了探究启蒙哲人如何面对死亡的构想。与麦克玛纳斯（John McManners）等史学家致力于宏大时代心态的剖析不同，她将笔触悬停在幽微的个体经验之上。更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友人一句发人深省的叩问——“难道十八世纪的女性就不会死吗？”——作者毅然将长期被启蒙研究边缘化的德芳夫人，推至全书的思想核心。不仅如此，德芳夫人同诸位哲人间浩繁的通信，及其对“无聊”的深邃思辨，更是化作了穿透并缝合全书各章的暗线。

然而，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具备如此撼动人心的力量，不仅因为它是一场学术意义上的拓荒，更因为它熔铸了作者本人穿越生死幽谷的真实体验。在漫长的研究与写作期间，斯塔尔纳克曾饱受长达两年的“脑雾”折磨，并最终于2023年接受了紧急开颅手术。术后，脑部肿胀的痛楚、类固醇药物引发的躁狂与失眠，以及那种自我意识与记忆几近剥离的虚无感，使她与书中那些凝视死亡的哲人们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共振。正是在这种切肤之痛中，她对狄德罗关于生命解体的唯物论比喻，对德芳夫人那句“无聊是对虚无的预尝”（a foretaste of nothingness）的绝望喟叹，有了远超文字层面的体认。在此体悟下，书中那些原本属于学术考察的细节剖析（如凝刻着Tonton画像的鼻烟盒），便褪去了枯燥的学究气，焕发出一种凄美的生命质感。而作者从七八卷庞杂通信中精心萃取出的那些临终絮语，更是沉恸至极，令人潸然泪下。

要谈一点学术意见吗？我想已无必要，也不愿为之。只想以一封信，结束这篇书评。这封信由德芳夫人于1778年6月28日写给沃波尔。彼时，她已向对方袒露了那份关于身后之物的遗赠心愿。然而，这却令她陷入了极度的局促与不安：她深知沃波尔或因其同性恋倾向，始终对公开两人的亲密关系怀有深深的戒备。一旦接受了这份必然会流传后世的手稿嘱托，便等同于将这段隐秘的情感彻底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斯塔尔纳克在书中也曾引录过这封信的片段（218页），但仅截取了直奔主题的核心字句。恰恰是这种“截头去尾”的学术处理，反而遮蔽了文本中最令人动容的底色。对于一位深陷孤独的盲眼老人而言，这本是一份重若千钧的生命托付，但在真实的信件中，她却反常地拉扯出各种无关痛痒的闲言碎语——亲族琐事、宫廷秘闻、文人间的龃龉，甚至不惜自嘲将要去赴一场毫无生趣的晚宴。那个关乎她身后寄托的“正题”，被小心翼翼地藏匿、揉碎在一大片喧闹的世俗八卦之中，以一种近乎卑微的姿态被一笔带过。唯有通读全信，方能深切地体认到她下笔时的那种犹疑与不安：她在极力拖延，在字里行间左右摇摆，唯恐过早地触碰到那个令她战栗的“拒绝”。因为在那个即将吞没她的无边寂寥之中，这已是她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丝期冀：

我不能肯定地告诉你，是否有我哪封信遗失了；我想并没有；就算真有，那也会是可能发生的最小损失。至于你今天这封、22日的信，那就不一样了。你告诉我的种种细节使我极为开心；我认识你所有的外甥女，不过还不熟，希望以后与她们更熟悉。劳尔（Laure）、玛丽（Marie）、奥拉蒂（Horatie）——她们不是公爵夫人的女儿吗？主教的女儿们叫什么名字？哪几个小的会留给你？把这一切向我讲清楚吧。我觉得玛丽的回话很机灵；看到你会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我很高兴，也希望痛风能让你清静些。

我看你和我一样，并不比我更操心政治；但尽管我对外面流传的一切都不大上心，我仍不怀疑我们会有战争。布罗伊元帅（Maréchal de Broglie）10号出发去巡视海岸；我不知道他会在哪里扎营。博沃先生（M. de Beauvau）是随行者之一。他们要离开将近四五个月。

我想我已告诉过你，元帅最终还是没能把他的兄弟带在身边；他要去梅茨履职；这真叫人扫兴，他自己也感受得很深。

有一条确切的消息——但人们仍只敢在耳边说——是国王给吉讷先生（M. de Guines）的女儿十万埃居，而她将嫁给夏吕斯先生（M. de Charlus），即卡斯特里先生（M. de Castries）的独子：这是借王后的势力才获准的恩典。

现在没人再谈让—雅克及其《回忆录》；谁也不知道这一切后来怎样了。伏尔泰被遗忘得仿佛从未出现过；百科全书派倒希望他至少再活几个月；他还有一些计划，能使科学院更有用处；他是所有那些自命“风雅才子”的首领——他们的企图是把自己结成一个团体，像贵族、教士、穿袍贵族那样。

那位偶像和她的儿媳将于周四动身去普隆比耶尔；在那里他们会遇到我的外甥多朗（d’Aulan），我一召唤他就会来见我；他对我表现出一种顺从与温情，足以配得上一份更好的继承。

请你自然一点告诉我：你是否介意我打算给你的那份东西；你是否完全不反感你的名字被写进一份不可能不为人知的手稿里；我期待你的坦率，会自然地告诉我你对此怎么想。

我比较直接；我必须有自由，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前些日子博沃先生寄给我一份战报，说我们的一艘名为“美丽母鸡号”（la Belle Poule）的护卫舰与你们的一艘交战（不是“母鸡”，而是护卫舰）。我回信时想起拉封丹的一句诗，就写了下来：

一只母鸡闯了进来，

于是战争点燃。

这句引文很受欢迎；达朗贝尔竟屈尊说它“挺妙”；他还做得更多：在杜伊勒里花园遇到维阿尔（Wiart）时，他还问起我的近况。再没有比这更新的消息可告诉你了。

我很想把马尔蒙泰尔（Marmontel）写的几句极蠢的诗寄给你，打算题在达朗贝尔的肖像下面；我担心我已经把它们写给过你了：

他把友谊当作恒常的礼拜；

他躲开名声，藏起对嫉妒的身影；

谦逊如天才，朴素如德性。

此刻我正要做一件最荒唐的事：我要去鲁瓦西吃晚饭；同行的是舒瓦洛夫夫人（Mme de Schuwalof），也许还有她的丈夫——最阴沉、最无聊的两个人；我还要同他们一起回来：为此跑十里路，与这愉快的同伴相处四小时，只为了去见几位还算可亲、却对我毫不在意，而我也同样不在意的人；这件事以及许多类似的事，都很能证明我毫无常识；但我郑重声明，这将是我在这类事情上最后一次犯蠢。这些舒瓦洛夫是我们那位朋友的侄子。（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with Madame du Deffand and Wiart，Vol. 5，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53-54页）

1780年9月23日，德芳夫人离世。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唯余沉默》作者斯塔尔纳克的指正，同时感谢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正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周保巍提供有关休谟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