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一个文化现象：从小众被面到网红衣料的“东北大花”

冰雪季即将结束，在过去的这个冬天里，“东北大花”仍旧流行。前些日在机场送行时，就看到一个旅行团的团服坎肩带有“东北大花”元素——比品牌羽绒服还要张扬。对“东北大花”在东北的流行，我一直觉得很诧异，于是禁不住去这个结果到底是有着怎样的演变历程。今天胡子姑且蹭个热度，聊一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东北大花”不是东北“地产元素”，而是一种来自“魔都”的外销品。溯源其核心图案，是1952年由任职于上海华东纺管局设计室的设计师陈克白创作完成的“牡丹凤凰”，其创作灵感来自设计师下乡调研时，从民间剪纸、年画、蓝印花布提取吉祥纹样，以高饱和度的红、绿配色定型。同期还有“红牡丹”、“孔雀团花”等图案，设计风格亦如此。这种花布经纺织工厂批量生产后，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由商业系统统一调拨，在全国销售。

自上市起，这种艳丽得有些扎眼的花布，就因色彩喜庆、耐脏等特点，被当作被面或褥子的罩面，因此在商业系统内，这种花布的标准名称为“牡丹凤凰被面布”。在当年，这种花布并非专销东北的商品，而是全国各地的城乡均有销售。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三省无论城乡，很少有将这种花布当作衣料使用的。这种凭布票购买的花布也谈不上畅销，只是因为耐脏、艳丽（婚礼使用）而被用作被面，至少在吉林是这样的。也正因为多被用于被面，这种艳丽的花布在公众认知中就多少有了一些“私密性”的意味，把被面穿身上这种遭人揶揄窃笑的情况更是绝少发生。

在历史上，东北是中国最早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之一。民众整体审美偏西式，不要说城市里，就是乡村也注重款式颜色，即便是条件艰苦时期，衣服裤子也多以纯色为主。对颜色、花式有追求的妇女，也是偏重大红、大绿，或者是低饱和度红色、绿色的碎花布纹。

“牡丹凤凰被面布”的色彩搭配并不符合城市化影响较深的东北人审美。对于颜色搭配，东北有这样一句顺口溜：红配蓝讨人嫌，红配绿赛狗P。“牡丹凤凰被面布”的色彩搭配恰恰犯了顺口溜中下句的忌讳。至少在世纪之初，用作被面尚可，若是大庭广众下，穿这种布料做的衣服上街，会被认作土气、出洋相——花里胡哨的，跟个“花粒棒”似的。

当然，作为演出服装就另当别论了。演出服装不仅需要有视觉冲击力，还需要文化错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能把被面披挂上身，不仅吸引眼球，还会产生特殊的戏谑喜剧效果。在我印象中，第一次看到“牡丹凤凰被面布”成为衣料，就是喜剧小品上。

1997年2月6日，在张惠中导演，赵本山、范伟表演的小品《红高粱模特队》上，就出现了这种花布做的演出服装。尽管作品主要突显改革开放后农民精神上的变化和追求，以赞美现实，讴歌劳动光荣为主题，但是把这种“大红揉碎大绿”的布料当外衣穿，在农村妇女中间也应不多见。至于男子穿则是在刻意“扮丑”，在从前，我也只是在二人转演出中看到过。

自上世纪末开始，东北二人转借小品的火爆而名扬全国，“牡丹凤凰被面布”也剔出了凤凰，成为红底红花小绿叶构成的“东北大花”（花纹式样并非一种）。由这种料子制作的服装常常出现在东北文艺作品之中，而未见于其他地域，因此被世人误解为东北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再后来经过时装秀、短视频的推波助澜，遂演化成为如今的“东北大花”——“东北专属网红文化符号”。

在写这篇内容时，我特地询问了一些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年长者，生怕由于自己的短视浅见，忽视了“东北大花”在过去年代城乡间的影响。然而目前得到的反馈基本一致，至少在吉林市周边，这种东北大花并不是花布销售的主流品种，大家更没有这种布料用作衣料的记忆，理由竟然众口一词——颜色太磕碜。当然，世事是很难用个体记忆进行全局定义的。的确不排除在物质条件较差的时代，“东北大花”曾被一些不计较审美的人家用作衣料的可能，但那应当是个例。

其实，在审美趋同的时代，能够以“特性”被大众认同，并且逐渐火爆，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东北大花”能够成为东北的文化符号的根源，在于红火了几十年的东北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已然雄风不再，至少从上世纪末以来，东北给外人的印象已是“东北大花”——色彩仍旧花哨，但内容与“前卫”渐行渐远。

对于“东北大花”的火爆，是有人提出异议的，我就看到一些网友嘲讽“东北大花”是从炕上跑到身上，更有网友将“东北大花”的流行上纲上线到“叙事权的转移”和“自我文化矮化”。我觉得存在即有理，“东北大花”成为网红图案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书写历史——对于潮流，只能顺势而为，更何况“红火”总要比啥也没有好。

当然，我并非没有遗憾：东北过去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没有被外人了解有情可原，可没有被东北年轻人记得就难免令人叹息。与“东北大花”带动的热闹喧嚣文化现象不同，东北大地现代工业文明所积淀的自豪感，可能是振兴这一方天地最为宝贵的“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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