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真实改判案例，看职务犯罪背后的法治精神

张智勇律师给大家分享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职务犯罪案例。

这起案件原本一审以“贪污罪”判刑，但在二审阶段，法院经过认真审查后，依法作出了改判：认定当事人构成的是“职务侵占罪”。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技术调整，而是一场“定性”的重大转折，背后包含着法律适用的精准推敲，也折射出司法机关在面对事实与法理之间的冲突时，敢于依法纠偏的责任与担当。

案号：（2016）粤12刑终XXX号

案件发生在某地某市某新区，甘某，时任某镇某村村小组副组长，因涉嫌在征地补偿中骗取集体资金258495元而被提起公诉。

一、检察机关的指控逻辑与事实依据（原审阶段）

根据检察机关起诉书及一审判决书，检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指控甘某等人构成贪污罪：

1. 身份认定：村干部属“国家工作人员”

检察院认为，甘某作为村小组副组长，虽未纳入国家编制，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其作为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征地补偿事务的人员，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可构成贪污罪的主体。

2. 利用职务便利：提前获取征地消息并操控补偿流程

指控称，2008年，政府征收某村土地，共拨付青苗补偿款856996元。甘某提前得知征地信息后，私下与非本村村民叶某协商，以叶的名义低价从实际承包人杜某手中获取承包权。

随后，甘某与其亲属甘某二（时任村组组长）串通，伪造果场青苗补偿一览表，虚增面积，将30亩果场按每亩2.85万元的标准计算申领补偿，共领取856996元。

3. 虚报、套取补偿款并私分

公诉机关明确指出，这笔补偿款按计划应依法支付给实际承包人，但三人合谋，通过虚构转租、虚报面积等方式“套现”，之后私下分配——其中甘某个人获利46万元。检方认为，其行为已构成共同贪污公款。

4. 证据支持：书证+口供+财务流水+会议记录

检方提交了如下证据支持其观点：

村小组会议记录；

土地转租协议、果场补偿表；

补偿款的银行流水记录；

三名被告人各自的供述与相互印证；

多名村民、村干部的证人证言。

综上，检察院认定：甘某等人利用职务便利侵吞了“国家专项资金”，构成《刑法》第382条、第383条规定的贪污罪。

二、一审判决：定贪污罪，实刑三年，处罚金20万元

某区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大部分观点，判决如下：

甘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甘某二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叶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三人非法所得258495元予以追缴。

三、二审改判：依法改为职务侵占罪，轻判处理

案件进入二审后，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止步于原审的“定性路径”，而是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法律审查，重点围绕两个问题：

第一，甘某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村干部是否“视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限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等“执行公务”行为期间。

但本案中，政府补偿款已拨付至村集体账户，甘某等人操作的是“村集体内部分配”事务，不再属于协助政府的范畴，故不能视作国家工作人员。

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要件。

第二，涉案财产是否属于国家公共财产？

法院进一步查明：被多领的补偿款（9.07亩）对应的土地属于村集体未分包土地，因此，青苗补偿款归属应属于本村集体。

补偿款一旦进入村小组账户，其性质也转化为“集体财产”，而非“国家财产”。

不符合贪污罪的财产要件。

四、最终裁判结果：从贪污罪改为职务侵占罪

法院根据《刑法》第271条，重新认定三人构成职务侵占罪，并依法改判：

甘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甘某二：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叶某：一年，缓刑二年；

三人退赔的258495元返还村集体。

值得注意的是：

职务侵占罪不强制并处罚金；

甘某二审阶段已退赃，并获村集体谅解，法院予以酌情从轻处理；

原认定自首不成立未变，但其积极退赃行为被视为重要从宽情节。

五、为什么这个改判值得特别关注？

这个案件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因为判决结果逆转，更因为它体现了司法机关在面对事实、证据与法律条文时，勇于纠正错误、依法适用法律的担当精神。

在当前反腐高压背景下，“贪污罪”的社会敏感性和政治压力可想而知，尤其是涉及公职人员、集体资金时，容易“拔高定性”，但这起案件提醒我们：

法律的适用不能只看结果，更要精准分析行为的构成要件。

该案的改判，不仅让被告人得到了更为公正的处理，也对广大一线司法人员、办案人员和辩护律师来说，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判例。

六、几点办案体会与延伸思考

· 第一，职务身份审查是职务类案件定性的“第一步”关口。

· 第二，补偿款的“财产属性”是关键——国家？还是集体？

· 第三，有争议就要依法厘清，不做“罪名兜底”型定罪。

这起案件的改判结果我分享出来，是希望更多人看到——在职务犯罪辩护中，确实存在通过理性、合法路径进行有效辩护的空间。

哪怕一审已经定罪、判刑，也不是终点。只要有法理支撑，有合理分析，有程序武器，二审阶段依然可能实现转机。

张智勇职务团队平时在职务犯罪案件研究和集体研讨中，也经常遇到类似的“定性争议”问题。我们必须一贯注重事实与法理的双重推敲，善于从身份、财产属性、程序等关键点寻找突破口。这类案件，往往决定命运的，不是“案件的大小”，而是是否有人愿意去多想一步、多查一遍。

作者简介：

张智勇，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人及首席合伙人，深耕刑事辩护领域29年，领衔创办了西南地区首家专注刑事辩护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并率先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50+人职务犯罪辩护团队”。作为刑辩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实务专家，他身兼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委会副主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分管刑事辩护）、重庆市法学会常务理事等多项重要职务，并屡获殊荣，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律师”、“重庆市十佳律师”、“重庆市优秀律师”及“重庆最佳刑事辩护律师”称号，连续两届斩获“重庆经典刑事案例”奖项。

张智勇律师坚持“实务与理论并重”，担任西南大学量刑中心研究员及西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硕士生导师，结合二十余年办案经验著有《职务犯罪组合拳辩护的实践与运用》与《75项留置核心法律问题全解读》，系统梳理了职务犯罪辩护策略与监察留置法律痛点。他专注于职务犯罪、经济犯罪、诈骗犯罪等重大疑难案件辩护，亲自处理各类职务、经济类刑案500余件（大部分系受贿、贪污、行贿等职务犯罪），获得十余件无罪结果，累计带领、指导团队办理各类刑案辩护5000件以上。多年来，张智勇律师持续深耕全网平台，聚焦“案件实务”与“风险解读”，全网粉丝突破603万。他凭借精湛的专业功底与敢于直言的风格，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支持，是目前国内备受当事人和家属信赖的实战派刑辩专家。执业以来，他始终信奉艾伦·德肖维茨的格言：“只要我们决定受理这个案子，摆在事实面前的只有一个日程——打赢这场官司。我将全力以赴，用一切合理合法的手段把委托人解救出来，不管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