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马当要塞浴血抗战的鲍长义结局如何？因怕追责，竟去当了伪军

1951年，随着台湾刑场的一声枪响，鲍长义结束了他极具争议的一生，罪名定格在叛乱上。

这一年，他活着不仅多余，甚至是个麻烦，反倒是死了，给那段乱世画上了一个尴尬的句号。

要是倒退十三年，他在1938年就把命丢了，那他绝对是板上钉钉的民族脊梁；哪怕他在1940年病死，顶多也就是个怕死逃跑的软骨头；可老天爷偏偏让他多活了那么几年，结果他摇身一变，挂上了汪伪政权海军中将的牌子。

世人评价他，常用“前半辈子是条龙，后半辈子成了虫”来形容。

这话在理，但还没说到根子上。

一个敢把军舰大炮拆下来，在岸上跟日本人硬碰硬的硬汉，怎么才过了两年，骨头就酥得跟面条似的？

这背后的弯弯绕，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份关于组织溃烂的病理诊断书。

想要把这事儿彻底琢磨明白，咱得把日历翻回到1938年6月，目光投向马当要塞。

当年的长江防线，马当就是那个“咽喉”。

这地界儿长得绝了，江心洲把长江劈成两半，北边早给堵死了，南边剩下的水路窄得还不到一里地，所有的船都得从马当要塞的眼皮底下钻过去。

守这块要命地盘的，正是鲍长义带的第2总队。

这支队伍挺特别，底子是原东北军的海军。

虽然船没了，但这帮人还在，家伙事儿也在。

鲍长义带着弟兄们把舰炮拆下来，硬是扛到了长山阵地上。

那时候的鲍长义，那是真的带种。

他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要说拼刺刀，咱这帮水兵确实干不过陆军；可要说玩炮，陆军那帮人给咱提鞋都不配。

他在江里布了三道水雷阵，岸上全是黑洞洞的舰炮口。

他甚至巴不得日本人从水面上冲过来——只要敢露头，立马教他们怎么做人。

可他千防万防，唯独没防住自己的队友能“坑”出新高度。

这就到了马当之战第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决策时刻。

就在日军波田支队开始抄后路的关键档口，负责外围安保的16军军长李韫珩在忙啥呢？

他在搞教育。

这事儿听着像编出来的段子，可它就是真的。

这位李军长心血来潮办了个“军政大学”，把排长以上的军官全拉去听课了。

前线战壕里，当时最大的官居然是班长。

6月24日，日军抄后路的部队已经拿下了香口，大炮都架到山顶上了，开始往鲍长义的长山阵地招呼。

巧了，这天正好是李韫珩那个培训班的结业礼。

李军长兴致勃勃，典礼弄完还要搞庆功宴。

鲍长义举着望远镜一看，香口那边不对劲，炮弹都砸到脑门上了，火急火燎地给李韫珩挂电话：香口那是鬼子！

李韫珩怎么回的？

他在电话那头冷嘲热讽：“你们海军就是没见过世面，不懂陆战，一点风吹草动就吓破胆。”

鲍长义气炸了，吼出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回怼：“既然香口没鬼子，那砸在我阵地上的炮弹难道是大风刮来的？”

这一嗓子，总算把李韫珩给吼醒了。

但醒了也晚了，这就引出了整场仗最让人窒息的第二个决策拐点。

李韫珩这下慌神了，赶紧派薛蔚英的167师去救火。

167师就在彭泽，离马当要塞也就三十公里。

这账小学生都会算：三十公里路，哪怕是溜达着走，一天也到了；要是急行军，半天足矣。

当时“小诸葛”白崇禧给薛蔚英下的命令那是死命令：限你15小时赶到，必须走大路！

哪怕头顶上有飞机炸，也不能停！

这是一道没商量的铁令。

可薛蔚英接到命令，心里盘算的却是自己的小九九。

走大路？

那是一马平川，万一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我这点家底还要不要？

部队打光了，我还混个屁？

于是，他做了一个惊掉下巴的决定：抗命。

放着好好的柏油路不走，非要钻山沟沟。

更离谱的是，李韫珩居然也没拦着，默许他走小路。

结果呢？

这一钻就是整整三天。

薛蔚英带着几千号人在深山老林里转圈圈，硬生生把三十公里的救命路，走成了“万里长征”。

等他三天后终于磨蹭到马当要塞，黄花菜都馊了。

这会儿的鲍长义在干嘛？

他在玩命。

第2总队两千多号弟兄，倒下了一多半，炮弹打空了，水兵们端着步枪跟鬼子拼刺刀。

他硬是死扛了三天。

要是薛蔚英能听白崇禧的话，在15小时内赶到，马当要塞根本丢不了。

退一万步说，只要薛蔚英第二天能到，这仗都有得打。

可战场上没有如果。

6月26日中午，长山阵地失守。

鲍长义实在没辙，只能撤。

薛蔚英一看阵地没了，那是掉头就跑。

这一跑，把薛蔚英送上了刑场（后来被枪毙），把李韫珩送回了老家（撤职），也把鲍长义推向了另一条不归路。

从马当撤下来，鲍长义迎来了人生最难的一道选择题。

按理说，这仗他打得没毛病。

兵力少、没援军，还能顶住日军精锐三天，虽败犹荣。

可国民党的军法处不这么想。

那会儿的风气是“秋后算账”。

薛蔚英被抓，李韫珩被撤，上面命令鲍长义回武汉接受审查。

鲍长义心里发毛了。

他心里的账本变了：我在前线流血，队友在后方摆酒；我在阵地死磕，援军在山里看风景。

现在阵地丢了，这口大黑锅会不会扣在我脑袋上？

他不敢赌。

在那个“有功未必赏，有过必重罚，没后台死得快”的泥潭里，信任一旦崩塌，忠诚就成了最大的笑话。

于是，他做了一个让他遗臭万年的决定：跑路。

他先是溜到了香港。

这一脚迈出去，后面的事就不由他控制了。

在香港待了一阵子，不知道是生活所迫，还是被原东北军老上司鲍文樾拉拢，他迈出了第二步：当汉奸。

1940年7月，曾经在马当血战的抗日猛将鲍长义，名字挂在了汪伪海军部的名册上。

紧接着，威海卫基地司令、海军少将、海军中将…

官运那是亨通得很。

你看，这多讽刺。

在抗日的战场上，他拼了老命也等不来援军，等来的是撤职审查；在汉奸的队伍里，他不用拼命，反倒步步高升。

这就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黑色幽默。

抗战胜利后，鲍长义向国军投降。

蒋介石那会儿正缺海军人才打内战，大笔一挥，留用。

这帮汪伪海军大都没受啥惩罚，鲍长义以为自己躲过了一劫。

但他忘了，有些债，迟早是要还的。

1951年，他在台湾被捕，没多久就被处决。

回过头再看鲍长义这一辈子，所谓的“上半截硬，下半截软”，其实是个伪命题。

人，还是那个人。

在马当要塞，他觉得拼命值，所以硬气；在武汉待审，他觉得拼命也没用，甚至会被自己人整死，所以软了。

当一个组织的机制，让“拼命的人流血又流泪”，让“保存实力的人左右逢源”，那么制造出一个“叛徒”，只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马当之战，丢的不光是一个要塞。

它把那个系统的遮羞布，彻底给扯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