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甘肃省志》《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历史大事记》《通渭县志》《定西县志》《会宁县志》《中国人口史》相关章节、《三年自然灾害史料汇编》《饥荒政治学》（冯客著）相关章节，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60年的甘肃，留在历史档案里的，是一片格外沉重的沉默。
黄土高原的冬天向来漫长而严酷，但1960年的那个冬天，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来得更加压抑。
陇中腹地的定西、通渭、会宁、静宁、漳县一带，秋收季节早早结束，田间地头却几乎看不到什么可以收拢的粮食。
河西走廊沿线，本该堆满粮垛的打谷场空空荡荡，风把场边的碎草卷起来，在空旷的院子里打着旋儿，又慢慢落下去，落在坚硬的冻土上，发出极轻微的声响，很快便沉寂下去。
远处的山梁上，连草色都已经枯尽，只剩下黄褐色的土坡在灰色的天光里绵延，看不到边际，也看不到尽头。
山沟里的村庄，这一年的秋天显得格外安静。
往年这个时节，场院里应该有人在忙活，牲口应该在圈里叫唤，炊烟应该在日暮时分一缕接一缕地升起来。
但1960年秋冬之际的陇中山区，这些寻常的景象大多已经消失了。
院落里静着，场院里静着，整条山沟有时候走上很长一段，都碰不到一个行人。
偶尔遇见的，也是眼神木然、步履迟缓，像是在用最后一点力气支撑着自己还站着。
这一年，甘肃正陷在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最深重的漩涡之中。
这场饥荒，在后来的历史文献里有多种称法，学界通常将其记录为"三年困难时期"或"大跃进饥荒"。
无论以何种名称记录，落在甘肃这片土地上的，都是无比具体而沉重的现实：空了的粮仓、锁着的粮店、断炊的村庄，以及那些在严冬里一点一点熄灭的生命之火。
就在这片土地最沉寂的时候，1960年11月，一辆挂着普通牌照、没有任何显眼标志的吉普车，悄悄驶入了甘肃陇中的山路。
车里坐着的女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没有任何随行仪仗，没有地方人员陪同迎送，没有事先安排好的行程路线。
她的名字叫钱瑛，1903年出生于湖北汉阳，长期在北京从事监察工作，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亲眼看看甘肃的真实情况，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的过滤，直接沉入这片黄土深处，去核实那些从甘肃辗转送达北京的内部反映材料里所描述的究竟是不是真的。
这趟没有预案、没有向导、甚至一度在大山里迷了路的暗访，因为山谷里那一缕细如发丝的青烟，在中国1960年代的历史档案里，留下了一个具体而清晰的坐标。
【一】苦甲天下：甘肃的地理底色与历史积贫
要理解1960年的甘肃究竟意味着什么，必须先从这片土地本身说起。
甘肃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地形狭长复杂，东西绵延约160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530公里，最窄处不足25公里，形如一柄斜置的哑铃。
省内各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差异极大：河西走廊一带地势平坦，祁连山雪水提供了一定的灌溉条件，农业生产有一定基础；而陇中、陇东的黄土丘陵地带，则是真正意义上的苦瘠之地，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支撑能力极为有限。
定西地区在甘肃的贫困程度上尤为突出，其积贫历史可以追溯数百年。
清末重臣左宗棠在督陕甘期间，曾在奏折中以"陇中苦，甲天下"来形容定西一带的自然条件恶劣与民生困苦。
这六个字，后来被广泛引用，成为人们了解定西贫困历史最常见的文字注脚。
定西所辖的通渭县，地处陇中黄土丘陵区的腹心地带，境内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可耕地面积极为有限，土地肥力低下，历史上有"十年九旱"之称。
正常年份的粮食产量，也仅能勉强维持当地人口的基本温饱。
一旦遭遇旱涝灾害，便往往颗粒无收。
清代地方志对通渭的饥荒记载不乏"人相食"的惨烈描述，可见这片土地与饥饿之间的历史纠缠由来已久。
与通渭毗邻的会宁县、静宁县、漳县、岷县，自然条件大同小异。
整个定西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在极为脆弱的基础之上，没有任何抵御大规模粮食危机的缓冲余地。
大跃进运动自1958年起在甘肃全面铺开，其主要内容包括：大规模深翻土地、全力推进大炼钢铁、强制推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和公共食堂。
这三件事，从不同方向共同瓦解了甘肃农村原本就脆弱的农业生产秩序。
大炼钢铁的运动，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土地上剥离出来，送进了各地匆忙建起的土高炉旁边。
1958年大炼钢铁高峰期间，甘肃全省被抽调参与炼铁的农村劳动力数以百万计，部分县域的农业劳动力流失率高达六七成以上。
庄稼熟了没有人收，收了没有人储，储了没有人管，正常的农业生产流程在这一年几乎全线中断。
深翻土地的运动，以摧毁原有耕作层为代价，将本就贫瘠的甘肃土地的产出能力进一步压缩。
传统的旱作农业依赖多年积累的表层熟土，深翻之后生土翻至表面，肥力严重下降，当年的产量直接受损。
公共食堂制度在推行之初，曾在部分地区出现过短暂的"放开吃"阶段，食堂对外宣称粮食充足、敞开供应，一时间大量消耗了原本应当储备备用的粮食。
随后，随着粮食储备的急剧下降，食堂供应迅速收紧，从三餐变两餐，从干饭变稀粥，从稀粥变野菜汤，最终演变为彻底断炊。
食堂制度解散之后，农民回到自家，面对的是早已空空如也的家庭储粮。
与此同时，各地层层加码、竞相上报虚高的粮食产量数字，使国家按照严重失真的数字执行的粮食征购任务，将农村实际收获的粮食几乎悉数征走。
甘肃省在1958年上报的粮食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存在巨大落差，部分县域的虚报倍数相当可观。
按照这些虚高的数字核定的征购任务，在执行过程中将农民本就有限的口粮大幅压缩至维持生存最低需求以下。
进入1959年，全国性的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了危机。
甘肃当年遭遇旱涝交替，部分地区本就有限的粮食产量再度大幅下降，但上报数字依然维持高位，征购任务没有相应减轻。
进入冬季，大量村庄的粮食储备已经见底。
1960年，是这场危机在甘肃全面爆发并达到最深重程度的一年。
【二】钱瑛其人：从秘密工作者到监察系统
钱瑛，1903年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即今武汉市蔡甸区境内。
她的革命生涯开始于1920年代中期，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是那个年代从事地下工作的群体中经历较为曲折的成员之一。
1930年代，钱瑛曾多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前后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在那段极为艰险的岁月里，她经受住了各种形式的审讯和威逼，始终没有暴露组织关系和同志身份。
这段经历，在她后来的工作方式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于通过层层汇报渠道得来的信息，她始终保持相当程度的审慎态度，倾向于通过直接接触核实来判断信息的真伪。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进入国家监察系统，长期负责纪检和监察相关工作。
监察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她必须经常处理各种来自基层的反映材料，在大量文字报告中辨别哪些是真实记录，哪些是经过修饰或刻意遮蔽的叙述，这是这一岗位最基本的工作要求之一。
长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经历，也使她在判断信息可靠性方面积累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经验。
1960年秋冬之际，北京已陆续收到来自甘肃的内部反映材料。
这些材料来源各异，有的是基层工作人员冒着极大风险写成的匿名信，辗转经由各种渠道送达；有的是从甘肃返京人员带来的非正式口头陈述；有的则是经由其他监察渠道汇集上来的片段信息。
这些材料的共同指向是：甘肃的实际情况，远比正式上报文件所呈现的要严峻得多，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难以用正常字眼描述的大规模人口非正常减少现象。
钱瑛在看完这批材料之后，做出了亲赴甘肃暗访的决定。
这次出行，事先没有通知甘肃省里任何机构，没有安排任何接待，没有规划行程路线，也没有调配任何后勤保障资源。
钱瑛只带了一名秘书和一名司机，乘坐一辆挂着普通牌照的吉普车，以极为低调的方式抵达甘肃，随即开始深入基层的实地走访。
1960年11月，陇中山区的山路上，吉普车在一处陡峭的山坡前彻底停住了。
冻硬的土坡上积着一层薄薄的冰碴，车轮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可以着力的地方。向导站在车前，仔细打量了很久，最终判断前面的路段在这个季节根本无法通行车辆。
一行人只好下车，裹紧棉衣，开始徒步向山里走。
陇中冬日的山风，从山梁上横扫而来，夹着细碎的尘土和干草末子，打在脸上如同细砂。
枯草从坡面上垂落下来，被风压得伏贴在地，远远看去，整个山坡都是一片枯黄，连一点绿色的痕迹都找不到。
天空低压着，云层厚而灰暗，把远处的山梁压得模糊，像是随时要塌下来。
一行人在山路上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随着海拔变化和地形转折，原本依稀可辨的路迹在厚重的雾气里渐渐消失，向导多次停下来辨认方向，却发现四周的山梁在浓雾里几乎毫无差别，已经无法准确判断来路与去路。
他们迷失在这片连绵的黄土丘陵里，四周除了风声，什么声音都没有。
没有炊烟，没有鸡鸣，没有人声，没有牲畜的任何动静。
整片山地陷在一种极度反常的死寂里，像是所有的生命迹象都在某一个时刻同时停止了。
钱瑛在头两天走访县城周边村庄时，已经感受过这种沉寂带来的压迫——那些长期上着锁的粮店，那些敲了很久都无人应答的院落大门，那些坐在墙根下眼神空洞的老人，那些一整条胡同都看不到烟火气的村子。
走进这片更深的山地之后，这种压迫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彻底，像是越往里走，就越接近某个无声的核心。
就在这时，钱瑛的目光落向了远处山谷的低洼处。
在灰色天空的背景下，一缕极细的青烟正从那里慢慢升起。
它细得像一根将断未断的丝线，在风里歪斜着飘散，随时都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不是恰好在那一刻将目光投向那个方向，这缕烟很可能就这样在风里散尽，什么都不留下。
钱瑛的脚步在那一刻停住了。
她站在山梁上，目光落在那缕青烟上，久久没有移动。
随行的秘书后来在回忆材料里详细记录了接下来的情形：山风把钱瑛的头发和衣角都吹得乱了，她没有去整理，就那么站着，大约过了三四分钟，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而她的目光，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那缕烟的方向。
随后，她转过身，对司机说了几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