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华|我的父亲——刘立功（九）

父亲刘立功

潮涨潮落（二）

1979年我参加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也没能考上大学，我的心境低落到了极点，父亲母亲也没有太多责备我的话。那时，我喜欢唱歌，平时跟着父亲给我买的收音机学唱歌，但是市面上刚刚兴起录音机放歌曲，很多人肩上扛着一个像长方形盒子一样的磁带放音机，音量放到最大从街上走过，那是在炫耀他在赶潮流。还有的会把一个放音机放在场地上，随着音乐跳起了摇摆舞，当然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过完春节，父亲给我一些人民币和三百元外汇兑换券，让我独自一人去一趟广东佛山，只是说我到佛山去找邹斌伯伯，让邹斌伯伯带我去佛山友谊商店买一台单卡录音机回来。我从家里坐车到武汉，严伯伯给我买好到广东佛山的车票，并亲自把我送上火车，嘱咐我把自己所带的钱看好。

作者第一次去佛山在广州火车站留影

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我确实提心吊胆。时不时摸摸母亲给我在内裤上缝制的小荷包，因为那里揣着一些人民币和三百元外汇兑换券。火车行驶了一天一夜，我基本上不敢入睡，因为害怕自己睡着了，裤子被人划开，拿走我带的外汇兑换券。终于到了广东佛山，邹斌伯伯亲自在火车站接我回家。邹伯伯家里的正中央摆放着一颗很大的开满鲜艳花朵的桃树，邹伯伯告诉我，佛山人过春节家里都会摆放桃花，象征着红红火火。邹伯伯给我介绍他的夫人---宋阿姨。宋阿姨胖胖的身体，很是和蔼可亲，给我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宋阿姨是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大夫，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送到香港（后来才知道是偷渡过去的），小儿子在佛山读中学，平时不在家里。宋阿姨的亲戚基本都在香港。我就住在邹伯伯家里。

第二天宋阿姨一早就去上班了，邹伯伯在10点左右把我叫起来，带我到佛山最好的早茶店去喝早茶。我还以为就是去喝喝茶，没想到很快桌子上上来二十多个小蒸笼，蒸笼里装着各色各样的荤菜和面点。有各种海鲜，有油炸香酥鸡爪，等等，很多都是我第一次吃到。邹伯伯要来半斤酒，给我也倒了一小杯，我马上推辞，邹伯伯笑着说，男子汉要学会喝酒，不然以后办不成大事。一口酒下肚我就满脸通红。邹伯伯看我确实不能喝酒也没有再劝。我们爷儿俩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邹伯伯说“听说你没考上大学，再复读一年嘛！要不我把你转到佛山来复读吧？！”不知不觉中，我们吃了三个多小时，邹伯伯的脸也微微泛红。邹伯伯决定带我到佛山各处去看看，我没有留心那些风景名胜，只是觉得看看繁华的街市和霓虹灯广告牌，就觉得特别满足。

作者第一张彩照

我的老家还只能在供销社买卖东西，这里的街头巷尾已经全部变成了商铺和霓虹灯广告牌。特别是花市上各种五颜六色的花卉让我满是疑惑，怎么还有专门卖花的花市？！在佛山的几天里，我接触了很多新鲜事物。邹伯伯随时都在陪着我，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邹伯伯从关押地平反出来后，就再没去上班，作为军队病休干部一直在家休养。邹伯伯还带我到友谊商店去买了一台日本三洋单卡录音机和几盒磁带，大概花了275元外汇兑换券。在友谊商店我第一次看到有进口的花色尼龙布料，我花十二元外汇兑换券买了一块连衣裙布料准备带回家，让母亲给小妹妹做一件连衣裙。我在佛山玩了一周左右，邹伯伯把我送上回武汉的火车，只是在临上车前，在我装录音机的盒子里装进了一包东西，并把整个录音机包装盒用胶布封好，我没太在意是什么，邹伯伯一再嘱咐，不要在路上打开录音机盒子，回家后交给父亲打开盒子就行。几经转站，我终于平安到家，我按照邹伯伯的吩咐让父亲打开了录音机的包装盒，父亲取出邹伯伯放进去的一袋东西打开，原来是一包手表，大约二十只，父亲还拿出一块给我戴在手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香港走私过来的手表。外观很别致，但机芯是塑料的。从香港那边进过来大约是2元钱人民币，但是到内地大约可以卖到50元左右一块。原来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父亲完成了一次运输走私手表的任务。

人在心情不爽时，感觉别人说什么话都像是在针对自己。那时候大妹妹刘金荣已经在供销社上班，一个月生活费只要3元钱，工资大约30多元。父亲和母亲在商量是否让我也去供销社上班。当我听到要我上班时，大脑的第一反映是父亲母亲觉得我在家只能吃闲饭，不能赚钱。脑门充血，激动地说“你们如果觉得我在家里吃闲饭，一个月给我几块钱我找地方复读去！”父亲母亲连忙解释，他们不是嫌弃我的意思。没过几天，父亲就通知我，是否愿意去黄家口中学复读？并且告诉我，刘超群（我的一个房族兄弟）也和我一起去黄家口复读。

大同湖农场到黄家口中学读书的同学合影（前左一为作者）

后来才知道我在黄家口中学理科复读班的班主任肖余庆老师和父亲在文革时期就是很好的朋友。这次我能去黄家口中学复读，是父亲专门把我托付给肖老师管教的。和我同时去黄家口中学复读的同学大约有十多人，我还能记住名字的有：刘超群、刘汉尧、汪又喜、李小平、盛小平、姚桂平等等。同班同学中还有黄家口本地的复读生肖四成、徐洪山、蔡新才、吴晓明、谢先一、杨元俊、刘东平等等。肖余庆老师用他上课时一手黑板上粉笔字震慑了我。肖老师讲课声音不大，你必须专心专注听才能听清楚。肖老师随手在黑板上板书的行草粉笔字俊秀规整。肖老师不仅课上得好，而且还会打篮球，弹脚踏风琴。最让我敬佩的是“五四”青年节出墙报时，肖老师让我们把白纸直接贴在墙上，他拿起毛笔直接在白字上书写，包含文章、标题、刊图等一气呵成。两个小时不到，肖老师就完成了墙报。

刚去黄家口中学复读，我每天骑自行车走20余里路去上学，很多同学看到我骑自行车上学，都投来羡慕的眼光，更有同学主动套近乎，想用我的自行车学骑车。肖老师知道后，只是悠然地说了一句话：“你这哪里是来上学的？！完全是公子哥的做派。”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从此，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搬进了教室改成的宿舍。父亲母亲害怕我在学校的生活不习惯，过几天会让大妹妹骑车给我送些油炸的花生米、油煎的鸡蛋、炒瘦肉等菜。肖老师还是只有一句话“你应该和同学们一样，要吃得了苦！”我也就再没让父母给我送菜。

从左到右：刘超群、曾长虎校长和作者

那时候学生的生活确实苦。每天的菜只有水煮的罗卜片或者是白菜，除了放点盐外，基本上看不到油星。肖老师看我吃不了那样的饭菜，特许我站在老师后面，等老师们打完饭菜，剩余的一点饭菜就留给了我，有时候菜打完了，装菜的盆里只剩下一点油汤，也能将就一顿，但是与其他同学的生活相比已经有天壤之别了。我慢慢地把心事全部放在学习上。我遇到了王俊文（数学老师）、吕志励（化学老师）、袁老师（物理老师）、谢老师（政治老师）等一批好老师。是他们的教诲让我感觉，我确实学会了很多知识。

大约是1980年的4月份，洪湖市组织了全市中学应届毕业生第一次预考，语文考试结束后，肖老师见我走出考场，马上迎上来问我，“你的作文怎么写的？完成了没有？”我回答说写完了。然后简单说了作文怎么写的，肖老师幽默地说“完了，你的作文也许全部丢分了。”我心里还在惶惶不安，全部考试结束，改卷完成后，我的作文总分40分，我居然得了38分。肖老师拿着我的试卷专门看了我的作文，并在课堂上专门讲解了我的作文。那次预考，黄家口中学理科复读班在全市出了名，全市预考前20名全部在我们班里。李小平获得全市第一名，我获得第四名。进入高考的最后冲刺阶段，每天的数学课，王俊文老师费劲心血，自己列出了三十道综合数学题，每天讲一题，王老师讲得很认真，每一步运算都板书出来，开始我们都觉得没有必要，但时间久了我们感觉到潜移默化地学会了一些东西。

从左到右：作者、肖余庆老师、王俊文老师、刘超群、徐洪山

高考是在洪湖市的一个考点进行的，我们那次参加预考的前15名同学都安排在一个考场。高考前一个晚上，肖四成问我心里有没有底，估计能考多少分，我随口说了一句“估计能考350-360分吧。”邻近床铺上的谢先一同学接过话茬“吹牛！考350-360分能考上武大（因为79年高考录取分数线大约290分，谢先一是按照79年录取分数线推断的）了！”为此我还和谢先一争吵了几句。临近考场时，有位老师还提醒我机灵一点，能关照周边的同学就关照一点。我的座位的前后左右有汪又喜、徐洪山、谢先一等。走进考场，我确实感觉与79年第一次进考场不一样，好像学的知识全部装在脑海里。第一场考试语文，展开试卷，第一道题15分填词，我满心欢喜，题目全部在肖老师出的试卷中做过。我还记得几个词“凤凰涅槃”、“窥觎”等。三分钟不到15分的填词就尽收囊中。语文考试我提前20分钟就走出了考场。肖老师已在考场外等着，急切地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只说第一道题15分的填词都是您复习时给我们做过的，还列举了几个词。肖老师继续说：“你怎么不多检查几遍？等考试时间结束你再交卷呢？”我说已经检查多遍了。其他考试也是按部就班进行，我只是觉得数学有点难。高考结束后我回到家里等通知。

那段时间确实很难熬。因为我虽然觉得自己考得还可以，很多同学的答案是从我这里出去的，但并不知道自己和别人都考得怎么？如果今年再考不上大学是否还要复读一年呢？！父亲母亲与我说话也格外注意了许多，害怕一句话不好又刺激到我。父亲照常在供销社上班，只是经常性外出。偶尔家里来几个人，母亲总是做好一桌饭菜热情地招待客人。这些客人们有议论买卖银元的事，有议论下海经商的事，有议论寻宝的事等等。我还看到他们拿出一张油印的所谓“美钞”当票，上面印有大红的印章。然后，父亲开始悄悄地买卖银元。首先是从外婆那里买回十几块银元，一块银元买进来大约10元左右，拿到广州那边卖出去大约可以卖到50元左右。然后父亲从亲戚家、朋友家、熟人家里开始收购银元。攒够一定数量后，父亲会亲自去广州一趟把银元卖掉。父亲把买卖银元赚来的钱又用于与其他人外出寻宝上，只要哪里有线索马上派人去或者亲自去。寻宝花费了父亲大量的钱财，但结果却一无所获，后来父亲才慢慢放弃。但是买卖银元和从香港、广州买卖走私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物品的事没有停过。我偶尔能看到父亲床底下的一盒银元（大约30来块）或者是还没有组装的自行车零配件。

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候，人的思想还没有从文革动乱中完全转变过来，加上国家的经济制度还没有转变到市场经济制度上来。买卖物品，特别是从外地低价买入到本地高价卖出，还被视为投机倒把。买卖银元和买卖走私进来的物品，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只能悄悄地进行。因此那次为父亲运输20块走私手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后怕。为什么那些走私过来的物品会有市场呢？！一方面刚刚结束十年动乱，人们开始对物质需求的渴望慢慢变得强烈，但市场上物质还不够丰富，许多物质还无法买到。另一方面走私物品一般在外观上做得比较光华鲜亮，满足了一些人的虚荣心。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商业头脑，父亲能敏锐地发现商机，并付诸实践，父亲是当地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刘建华

【作者简介】刘建华，大学本科毕业，恩施州人民银行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