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写作的女人拿回自己的名字

格蕾丝·佩里接受记者采访

厄休拉 ·勒古恩，当代美国文坛的传奇人物，当之无愧的“科幻教母”，以“地海传奇”系列和“海恩宇宙”系列小说闻名于世，一生获奖无数。

在彼时男性主导的科幻世界里，勒古恩凭借超凡的想象和深邃的思想，开辟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在她的小说中，有性别会流动的人、一比十六的男女比例、四人一组的婚姻模式、失去平衡的魔法世界……在幻想的外衣之下，勒古恩不断调整性别、阶级、种族等议题的参数，也不断探索着另一种可能与未来。

作为勒古恩的“思想自传”，《我以文字为业》再一次展露出她对文学、创作的深刻领悟，以及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在六十八篇散文中，勒古恩以强悍的思想、犀利的言辞撕开世界的假面，无畏地批判与表达；

勒古恩

作为女性写作的典范，她持续探索如何像女人一样写作，“用我自己的性别来写，以我的女性之躯，而不是穿着借来的男士礼服与护裆”；

她不断发声，为被“消抹”的女性创作者正名，“不能这样下去。我们真的不能让那些优秀作家继续被消抹，被埋葬，仅仅因为她们不是男性；不能让那些本该寿终正寝的作家，那些文学批评和文学课中的僵尸一次次复活，仅仅因为他们不是女性”。

她以自己的文字和思想，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女性正视自己的才华，重新定义自己的存在：“我们在黑暗中住得够久了。我们有同样的权利要求阳光，要求学习和教授理性、科学、艺术，以及所有一切。女人们，让我们走出地下室，走出厨房和育儿室，整座房子都是我们的房子。”

勒古恩

下文为勒古恩2011年的演讲《消失的祖母》，首次收录在散文集《我以文字为业》中。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乔治·艾略特、考琳·麦卡洛、弗吉尼亚·伍尔夫、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玛格丽特·奥利芬特、玛丽·哈洛克·福特、格蕾丝·佩里……在被贬抑的文学传统中，有着无数前辈女作家，她们有些获得了正名，有些，或许永远不会。谢谢勒古恩，在今天，让我们看到她们的面孔，记住她们的名字，阅读她们的作品。

在国际三八妇女节之际，祝所有女性节日快乐！愿我们拥有无限自由与勇气，继续书写我们的人生，继续想象和建设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平等、自由而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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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祖母

女人怎么了？

我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在写这个话题：关于出版业中书籍和作者相关讨论中的男权主义导向。

如今教授文学的女性至少能与男性持平（尽管女性教授的比例随着其职位和机构水平的上升而减少），同时女性主义理论在近年来文学思想与课程的形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学院的”。对于领导批判思想的人，或为一般公众建立等级制和价值的人，或者制定文学正典的人来说，男性价值与男性成就依旧既是标准又是常态。亦即，文学正典仍在始终不变地排斥女性，即便现在已经变得不是那么明显。

我注意到，有四种常见的技术或手段，被用来将女性的创作一本接一本、一位作者接一位作者地从文学正典中排除出去，它们通常会被人们无意识地使用。这些手段分别是贬斥、不作为、例外化和消抹。它们共同累积的效果，则是女性写作的持续边缘化。

《我仍在此》

01

贬 斥

对女性写作的贬斥曾经赤裸而直接，如今则很少那么直白地以厌女症的面目出现。只有那些招摇地效仿海明威与梅勒的男权主义神话的人，才会依旧将全体女性的写作都视作不值一提的次等品。然而这些假设却可以通过并不直接说明的方式呈现。

我想今日不会有哪位评论家像约翰逊那样，将女人写作比作狗用两条后腿走路，或者像霍桑一样，想到一群胡写乱画的女人不怀好意地逼近就吓得尖叫。偏见不再被直接说出口，却通过不作为表现出来。评论家们会将那些与女性有关的文学类型整体地置之不理。如果悬疑或战争小说就像浪漫小说通常遭遇的那样被轻蔑地甩到一旁，如果一种男性中心的类型被贴上类似于“小妞文学”这样充满轻视意味的标签，那么必然会出现愤愤不平的抗议。许多女性将特定样式的大男子主义写作称作“鸡鸡文学”，但我尚未看到这个词被用在评论中。

乔治·艾略特（左）、考琳·麦卡洛（右）

对于女作家的贬斥经常会借用某种居高临下的戏谑腔调。女性的写作可能被称作迷人、优雅、哀怨、敏感，却极少被称作强大、粗犷或有力。作家的性别似乎占据了新闻记者的脑子，在这里性别被理解为性吸引力。很少有哪一则关于乔治·艾略特的讨论，不会提到她“样貌平凡”。《纽约客》关于考琳·麦卡洛（《荆棘鸟》的作者）的讣告也包含同样值得玩味的相关信息。无论是生是死，人们在讨论男性作家时都不会提到他们是否丑陋，是否缺乏吸引力，然而没有生出一张好看脸蛋的原罪却会被用来贬斥女作家，即便是在她们死去之后。

将一本女作家写的书与其他女作家而非男作家的书相比较，亦是一种隐晦却有效的贬斥方式。这样一来，评论家就永远不会说一本女作家的书比男作家的书写得好，从而将女性成就安全地隔绝在主流之外，局限在女生宿舍里。

《将来的事》

02

不 作 为

期刊登载的针对男作者的书评几乎普遍多于女作者，篇幅也更长。

女作者的书被女性或男性评论，而男作者的书则多由男性评论。

女作者的书往往被编成一组放在一篇文章中评论，而男作者的书则被单独评论。

正如你可能料到的那样，最明显的不作为技巧存在于最直接的竞争性场域：文学评奖。评委们列出的入围书单通常既包括男作家也包括女作家的书，但获奖的总是男作家。

除了特别限定授予女作家的奖项之外，我从未见过任何文学奖的入围名单全部由女性组成。我曾在一次评奖中和其他评委一致评出一份由四位女作家组成的入围名单。另一位女性评委劝我们撤掉一位女性换上一位男性，不然或许会有人指责我们抱有偏见，说我们这个奖“缺乏可信度”。我为我们当时听从了她的劝告而感到愧疚。

全部由男作家组成的入围名单曾被视作理所当然，现在则少多了，因为这类情况经常被指责说抱有偏见。为了预防抗议，一些女作家被纳入名单中。然而，最终奖项却三次中有两次、或者十次中有九次由男作家获得，这个比例视奖项而不同。

作家选集也会体现出同样的性别不均衡。一部最近出版的英国科幻选集中完全没有女作家的故事，争议由此而起。一位负责选篇的男性道歉说，他们本来邀请了一位女作家为选集供稿，但最终没能实现，结果他们不知怎么没能注意到选集里只有男作家的作品。他对此深感遗憾。

我却“不知怎么”有种感觉，如果选集里只有女作家的作品，他们一定会注意到的。

《性别为本》

03

例 外 化

人们在谈论一部男作家的小说时，很少会谈到作者的性别；在谈论一部女作家的小说时，却会极其频繁地谈到她的性别。男性是常态；女性是相对于常态的例外，被排除在常态之外。

例外化和排除被运用在批评和评论中。一位批评家会被迫承认，譬如说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位伟大的英国小说家，却同时会煞费苦心地将她视作一个例外，一个美妙的意外。例外化和排除的技巧多种多样。女作家被认为不在英国小说的“主流”中，她的写作“独特”，却对后来者并无影响，她是“小圈子”的关注对象，她是（迷人、优雅、哀怨、敏感）的脆弱温室花朵，不能与（强大、粗犷、有力）的男作家一争高下。

弗吉尼亚·伍尔夫

乔伊斯几乎立刻就被正典化了，伍尔夫则被排除在正典之外，或者说过了几十年才被勉为其难地、带有保留地承认。《到灯塔去》中精妙且有效的叙事技巧与手段，对此后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否远远超过《尤利西斯》这样一座后无来者的丰碑，这是值得争议的问题。乔伊斯选择了“寂静、放逐、狡黠”，选择了一种隐居生活，不对自己的写作和事业之外的任何事负责。伍尔夫则在自己的国家里，与一群在智力、性和政治方面都高度活跃的人组成的了不起的圈子交往密切，终其一生都在了解、阅读、评论并出版其他作家的作品。乔伊斯才是那个脆弱的人，伍尔夫则是强健的那位；乔伊斯才是小圈子的关注对象，是一个意外，伍尔夫则始终在对二十世纪长篇小说产生丰富影响，并在其中占据中心地位。

然而制定文学正典的人们最不想让一个女人获得的就是中心地位。女人必须被留在边缘。

即便一位女作家被承认是一流的艺术家，排除的技巧也依然在运作。简·奥斯汀得到广泛承认，然而她更多被认为是独特的、不可模仿的，是一个美妙的意外，而不是一个榜样。她不会消失，却也不会被完全纳入正典。

贬斥、不作为和例外化贯穿一位作家的一生，并为她死去之后的消失做好准备。

《妇女参政论者》

04

消 抹

在所有这些或粗鲁或愚钝的削减女性写作的技巧中，消抹是最为有效的。当她沉默且无力时，抱成一团的男性便迅速关闭上升通道，令外来者无法进入。女性间的团结或正义本能很少能够有力量强迫通道重新打开，如果这种努力成功了，就必须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因为男性会毫不费力地不断将其重新关闭。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左）、玛格丽特·奥利芬特（右）

我曾经写过两个令我特别耿耿于怀的消抹案例：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玛格丽特·奥利芬特。两位作家直到现在依然被习惯性地称作“盖斯凯尔夫人”和“奥利芬特夫人”，这个头衔意味着她们的性别与社会身份。（我们不会说“狄更斯先生”或“特罗洛普先生”。）盖斯凯尔和奥利芬特生前都已经广为人知，受欢迎，受尊重，受到严肃对待。但死去后，她们便迅速被消抹。盖斯凯尔的作品被缩减到只剩下“甜美的”《克兰福德》。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历史学家依旧将她的小说当作历史文献来读，正如他们读狄更斯一样，然而在文学正典的创造者那里这点却不值一提。奥利芬特的作品则被彻底遗忘，只剩下一部《马乔里班克斯小姐》，这不是她最好的作品，会被文学史家提到，却不会重印。

对于她们的轻视是不公平的，令人心痛的同时也是一种浪费。维多利亚时代的优秀小说家并不太多，我们却要抛弃其中两位，仅仅因为她们不是男人。不然还有什么原因能解释她们作品的消失呢？盖斯凯尔如今极大程度上重新为人所知，这要感谢女性主义者和电影。奥利芬特却依旧寂寂无名。为什么呢？她与特罗洛普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的局限都很明显，却并非致命。她们都一直在写消遣性小说，对人物的心理都极富洞察力，也可以当作引人入胜的社会文献来读。然而只有奥利芬特的作品消失了。特罗洛普改变风格之后变得过时，但是“二战”期间，思念家乡的不列颠人在他的书中找到了属于昔日的想象中的确定性，于是他重获新生。然而却没有人记得奥利芬特，没有人让她重获新生，直到197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与出版商团结一致，才至少暂时地将她的一些书抢救回来。

图为 玛丽·哈洛克·福特的绘画作品

我所知道的一个最直接的女性作家被消抹的案例，发生在华莱士·斯泰格纳与玛丽·哈洛克·福特之间。前者在自己的小说《安息角》中，使用了来自后者自传《遥远西部的一位维多利亚淑女》中的背景、人物和故事，甚至标题都来自后者中的一句话。

斯泰格纳贬低了他从福特那里偷来的人物，将其塑造为一位不忠的妻子，因为粗心而弄死了自己的孩子。对于福特自传中讲述的真实的人物关系，对于女儿死去的方式，对于母亲深沉的悲痛，斯泰格纳的写作都是一种残酷的拙劣模仿。福特对于人物和风景的把握在斯泰格纳的整本书中都变得粗糙和廉价。

斯泰格纳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到福特或者她的书，刻意隐瞒了她是一位发表了自己作品的作家这一事实。关于他作品来源的唯一线索是致谢中的一句话，其中感谢了他的几位朋友，福特的后代，“感谢他们将自己的祖母借给我”。

祖母比写作的女人要容易对付得多。祖母甚至不配拥有姓名。

《哈姆奈特》

当然艺术家会不断从别人那里借鉴一些东西，但斯泰格纳所做的不是借鉴，而是强占。我会把这种行为叫作剽窃。显然对他来说，福特的作品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著作权，而仅仅是可以为他所用的原材料。作为男人，作为受尊敬的小说家，作为斯坦福教授，他可以随意取用。对他来说，福特本身不存在，她只是为他所用的一件物品。

抢掠别人的坟墓，只要不提被抛下的墓主就好。

许多人读过玛丽·福特的书后，都认为它比斯泰格纳写得更好。她的故事基于从她自己的生活中精选出的事件，其叙述兼顾情绪控制与准确性。她从生活而不是二手资料中提取出那些先驱者、工程师与西部风光。斯泰格纳对背景、情绪和人物进行了感伤化和庸常化处理。然而他是一位著名男作家，并将这个角色发挥到了极致。他做到了。他因为这本书而获得普利策奖。他的作品不断重印，不断得到赞扬和研究。

玛丽·福特是一位女作家，知名度一般，且淡泊名利。她的书消失了。被消抹了。尽管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女性团结足以令其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忽视之后得到重印，但又有谁知道它？谁在读它？谁在教它？

谁会在乎它？

我现在想到一位过世不久的女作家，恐怕她正是极易被消抹的一位：一位极具独创性和力量的说书人、诗人，格蕾丝·佩里。佩里的问题在于她是那么独一无二，千真万确。她的出类拔萃当然并非“侥幸”，但正如众多女作家一样，她不属于那些被男性中心的文学圈所认可的小说或诗歌流派。

格蕾丝·佩里

同时，她也不像众多男作家一样，对自我的扩张那么在意。她是有抱负的，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但她关切的却是那个时代社会公正的进步。

如果那些女性批评家，女性主义作家，公正的学者、教师和文学爱好者不分外留意，持续努力，让佩里的作品保持可见，被研究、谈论、阅读和重印，那么用不了几年，那些作品就会悄无声息地进入故纸堆。它们终将绝版，被遗忘，尽管与此同时，另一些二流作家的作品却会长盛不衰，仅仅因为作者是男性。

不能这样下去。我们真的不能让那些优秀作家继续被消抹，被埋葬，仅仅因为她们不是男性；不能让那些本该寿终正寝的作家，那些文学批评和文学课中的僵尸一次次复活，仅仅因为他们不是女性。

我不是什么美人，但我不会让自己的墓碑写上“她样貌平凡”。我是一位祖母，但不会让自己的墓碑写上“某某的祖母”。如果我有一块墓碑，我希望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在书上的名字不是根据作者的性别被评价，而是根据写作的质量和作品的价值。

勒古恩

科幻教母厄休拉·勒古恩的“思想自传”

收录六十八篇演讲、杂谈与随笔

关于阅读、写作、批判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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