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筒子楼里那盏昏黄的灯泡，照得人影细长。费霓把“考上大学就离婚”的协议按在方穆扬手里时，手指冰凉，像攥着一张随时作废的船票。她没料到，这张薄薄的纸，后来竟成了两人最硬的底牌，也成了最软的牵挂。
先说许红旗。她在纺织车间里抡着梭子，袖子卷到胳膊肘，棉絮粘在头发上，像顶着一团雪。有人背后嘀咕：“厂办主任怎么混成了小工？”她听见了，笑一声：“领导也得上机子，不然忘了布怎么织。”那股子狠劲，真让人想起早些年她站在主席台上给劳模戴大红花的样子。可惜，权力这东西一旦上瘾，比棉纱还缠人。她后来把公章揣兜里当私章用，把亲戚塞进办公室，把举报信压进抽屉底。东窗事发那天，警车停在厂门口，她还在训人：“都别慌，查账又不是抄家。”结果账一查，真抄了。她锒铛入狱，家属探监隔着玻璃哭，她第一句话竟是：“缝纫机比手摇纺车好使，不卡线。”人到了这一步，还在惦记机器，不知是执念，还是最后的体面。
再看费霓和方穆扬。两人初见时，一个是为了分房指标急红了眼的女工，一个是摔坏脑袋忘了自己姓甚名谁的落魄画家。假结婚的酒席上，方穆扬穿着借来的的确良衬衫，袖口还别着回形针，费霓低头扒饭，筷子碰得碗沿叮当响。邻居们起哄，他们像两只被按着头喝交杯酒的鹌鹑。可夜里，方穆扬把唯一的台灯让给费霓，自己蹲在走廊画速写，画的是她皱眉背公式的侧影。灯影晃啊晃，把“假”字照得越来越淡。后来恢复高考，两人在图书馆抢同一本《代数》，抢急了，方穆扬把书一分为二，一人半本。成绩出来那天，费霓先哭，方穆扬后笑，笑着笑着把额头抵在桌沿，嘟囔：“离婚协议……还作数吗？”费霓把那张纸折成纸飞机，从二楼窗口飞出去，纸飞机晃晃悠悠，落在晒被子的竹竿上，像一面投降的小白旗。
最唏嘘的是冯琳。她举报费霓藏“毒草”书时，手抖得连墨水都甩到信纸上，写完又蘸着唾沫把信封舔得死紧。她以为扳倒别人就能给自己腾路，结果路是腾出来了，男友王德发却先一步跑了。王德发戴上校徽那天，冯琳追到大学门口，隔着铁栅栏喊：“我肚子里有你的孩子！”王德发回头，像看一个陌生人：“谁知道是谁的。”一句话，比车间的机器轰鸣还刺耳。后来冯琳流产，躺在卫生院的硬板床上，窗户漏风，天花板掉渣，她盯着斑驳的墙皮，忽然想起小时候她娘说过：“人要是坏了良心，老天爷会记账。”账本上，她那一页密密麻麻，全是红叉。
剧终时，费霓和方穆扬搬回小洋楼，孩子在院子里追一只瘸腿的母鸡，母鸡咯咯叫，孩子咯咯笑。许红旗在监狱里踩缝纫机，每天定额三十条床单，踩完就望窗外，窗外是一堵灰墙，墙头有棵野酸枣树，秋天结小果，酸得人牙倒，但她舍不得吐。冯琳远走他乡，据说在边疆农场教小学，学生喊她“冯老师”，她愣半天才应。
说到底，这故事不是善恶报账的简单算术。它更像七十年代的粗棉布，摸上去有疙瘩，在灯下却有细密的纹理。那时候的人，饿过肚子，也饿过心。饿极了，有人抢馒头，有人抢前程，也有人把半块馒头掰成两半，配一碗白开水，也能喝出酒味。如今再看，那些抢到手的，未必咽得下去；那些主动松手的，反而在岁月里长出了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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