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首富荣德生被绑架，绑匪要两百万赎金，蒋介石：给我限期破案

1946年4月25日上午，一条新闻很快传遍了上海滩：棉纱和面粉大王、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掌门人，71岁的荣德生，被绑架了！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起绑架案并非发生在晚上，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儿子、女婿和持枪保镖的眼皮子底下，被一群冒充军警的绑匪堂而皇之地“逮捕”走的 。

这起惊天大案，不仅让荣家陷入了恐慌，也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打在了当时宣称上海治安良好的国民党政府脸上。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亲自下令：“限期破案！”

正当匪徒们一筹莫展时，一个恶毒又大胆的计谋诞生了。曾当过汉奸、彼时在特务机构混饭吃的黄阿宝出了一个主意：“我们逮捕他嘛！”

这个提议让众人茅塞顿开。他们拉拢了军统特务黄锦堂入伙。黄锦堂利用职务之便，搞来了军统专用的柯尔特手枪、一张盖有“陆军第三方面军”大印的空白逮捕证，甚至通过关系借出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用轿车和特别通行证 。

1946年4月25日上午10点左右，荣德生的防弹轿车从高恩路210号的宅邸缓缓驶出。

突然，一辆贴有特别通行证的黑色军用雪佛兰轿车猛地冲上来，挡住了去路。几名身着便衣、手持手枪的大汉跳下车，其中一人掏出一张逮捕证在荣德生面前一晃，厉声道：“荣老先生，司令部有事请你去一趟！”

荣德生看着对方正规的军车、精良的配枪和盖着大红官印的证件，虽感意外，但并未生疑，以为真的是军方有什么误会。

他拒绝了儿子荣一心要陪同前往的请求，镇定自若地上了那辆军车。车子随即一脚油门，消失在车流中 。

直到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询问，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们根本没抓人！”

两人顿时如五雷轰顶，瘫倒在地——老爷子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伙如假包换的假军警给绑架了 。

荣德生被绑后，先是被藏在一条臭水浜的小船上晃荡了几天，随后又被转移到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一间隐蔽的小黑屋里 。

绑匪狮子大开口，开出了200万美元的天价赎金，后来经过荣德生本人的谈判和荣家的周旋，赎金降到了50万美元 。

这起案件最荒诞的一幕才刚刚开始。

因为绑匪使用了军车和逮捕证，淞沪警备司令部根本洗不清嫌疑。

为了自保，同时也迫于舆论压力，上海军警界出动了大量警力，全力侦破此案。但这恰恰是荣家最害怕的。

在旧社会的绑票案中，家属通常选择私了，因为一旦警方介入，往往容易被“撕票” 。

于是，这起案件演变成了一场诡异的三方角力：绑匪急着要钱，荣家急着赎人，而军警则急着抓人破案。

荣家千方百计躲避警方，偷偷与绑匪接头；警方则严密监听荣家电话，试图顺藤摸瓜 。

更离奇的事情发生在交赎金的过程中。荣家与绑匪几次约定的接头地点，都因警方的埋伏而失败。

有一次，荣家派人带着25万美元（赎金的一半）前往蒲石路交款，结果接头地点隔壁就是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公馆。

埋伏的便衣和汤公馆的卫兵发生误会，导致绑匪不敢现身，而荣家派去的人却被警方当场按倒，25万美元也被当作“赃款”搜缴 。

时间一天天过去，荣德生被绑已近一个月，上海军警界却毫无进展。社会舆论沸腾，各种讥讽和猜测甚嚣尘上，甚至连驻华美军总司令都在与蒋介石会谈时提及此案，这让蒋介石觉得颜面尽失。他勃然大怒，直接插手，严令限期破案 。

在巨大的压力下，上海警界引发了“大地震”。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和缉查处长程一鸣被迫引咎辞职。

蒋介石亲自下令，由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集军警大权于一身，全力破案 。

最终，案件的突破口出在了匪徒内部。一个叫黄锦堂的军统特务，也就是参与绑架案的主犯之一，在分赃后突然暴富，不仅买了美国汽车，还天天一身高级西装出入歌厅酒楼挥霍享受 。

他的顶头上司、军统头子毛森注意到了这个反常现象。毛森联想到黄锦堂是浙江嵊县人（有名的嵊县帮匪帮籍贯），最近又频繁往来上海，顿时起了疑心。在毛森的一番威逼利诱和心理攻势下，黄锦堂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全盘招供 。

轰动一时的“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就此告破。为表彰毛森的功劳，蒋介石重奖了他5万美金；荣德生平安归来后，也不得不去毛宅登门致谢 。

对于受害者荣家来说，噩梦并未结束。

为了赎人，荣家花了50万美元。案子虽然破了，但这笔钱呢？被警方截获的那25万美元，并没有如数奉还。

最后，有案可查的是，上海市警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办案人员奖励之用为名，截留了14万美元 。

加上之前被“没收”后又未完全退还的款项，以及破案后各路有功人员上门索要的酬金，荣家为了这起绑架案，前前后后竟然花费了超过60万美元 。

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后来悲愤地说：“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了60多万美元。”

这场离奇的绑架案，让荣德生彻底看清了当时社会的腐败与无道。

绑匪固然凶残，但那些穿着制服、号称要为他“主持公道”的军警宪特，在某种程度上，比绑匪更贪婪。

这起案件，也成为压垮这个民族实业家对国民党政权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让他坚定了留在大陆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