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可逃往香港，留下赴死遭受下流的酷刑，牺牲前留给难友4个字

1949年10月15日夜，厦门对岸的天空突然亮了。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发出了解放厦门的总攻令。数不清的炮弹直扑厦门海岸国民党守军阵地，解放军先头部队分乘渔船、货船冒着枪林弹雨飞渡海峡，抢占滩头阵地后势如潮涌向纵深推进。

被囚禁在厦门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的刘惜芬，已经听到了那些炮声。这个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25岁年轻女人，高兴得忘记了全身的伤痛，每听到一阵炮响，脸上就浮现出一丝笑意，对身边的难友说了四个字——"天快亮了！"

刘惜芬到底是谁？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为什么让国民党杀人魔王毛森恨之入骨，非要在败逃前夜亲自下令将其杀害？这个从旧社会最底层爬出来的女孩，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在钢针穿进指甲缝的时候依然一个字都不吐？这个故事得从1924年说起。

1924年夏天，刘惜芬出生在厦门一个破落的封建大家庭。母亲是一位"陪嫁丫头"，身份低贱。什么叫"陪嫁丫头"？就是跟着正房太太一起嫁过来的，说白了就是附属品，在家族里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男主人提出任何要求都不能拒绝。

一次意外后，刘惜芬的母亲怀了孕。大太太得知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对其百般凌辱。先后生下两个女儿之后，母亲的处境非但没有改善，反而遭到正房太太们更加变本加厉的欺压。在刘惜芬刚满周岁的一个夜晚，母亲不堪凌辱，饮恨自尽，丢下了刘惜芬和姐姐两个孩子。

一个连母亲的面都没记住的女婴，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坎坷人生。母亲死后，家族里的男主人怕事情闹大，让一个远房亲戚把姐妹俩接走抚养。日子清贫，好歹有了一口饭吃，也算是获得了自由。刘惜芬从小就懂事，读书用功，成绩也好。如果没有战争，也许会成为一个安安静静的读书人。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厦门。14岁的刘惜芬被迫辍学，靠帮别人缝补衣服贴补家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亲眼看着自己的城市被侵略者践踏，学上不了，觉也睡不安稳，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1940年，16岁的刘惜芬为了学一门谋生的手艺，考进了鼓浪屿博爱医院当护士。这家医院当时名义上叫"慈善机关"，实际上主要给侵华日军和日本家属看病。院里的医生护士分成两派，伺候日本人的待遇高，伺候中国人的待遇低。按照正常逻辑，一个穷苦出身的小护士，应该想办法往日本病人那边靠才对——待遇好，风险小。

可刘惜芬偏不。这个16岁的女孩主动要求护理中国病人，把对同胞的感情全倾注在护理工作上，对每一个中国病人都精心照料。当日本医生因此责难和歧视的时候，刘惜芬愤怒地回了一句——"你可以爱你的日本，我却爱我的中国！"

这句话放在1940年的日占区厦门，分量有多重，不用多说。一个16岁的小姑娘，面对日本军医的威压，敢说出这样的话，骨子里那股不服输、不认命的劲儿，已经初露端倪了。

1942年7月，厦门沦陷后的伪政府在中山公园搞成立三周年庆祝大会。有爱国志士从内地潜入厦门，向会场投掷手榴弹，炸死炸伤一大片日军和汉奸。爱国志士中也有人负伤，被日军送到博爱医院"抢救"——其实是想从伤员口中套取情报。日军严禁中国医护人员接触这些伤员。

刘惜芬得知后，当天深夜冒着危险摸进病房，给爱国志士送去开水，说了一句——"我向你们的爱国行动致敬！"

1945年抗战胜利，厦门光复。刘惜芬从博爱医院回到家中。在自己狭窄的寝室里放上一张床和一个药柜，运用学到的医疗知识和技能为街坊邻居看病。贫困的病人来了不收药钱，行动不便的就上门送医送药，小孩半夜发高烧也风雨无阻赶过去。

厦门的老百姓都说，刘惜芬这姑娘有一副菩萨心肠。一个从小失去母爱的人，反而比谁都懂得疼爱别人，大概是吃过苦的人更知道苦的滋味吧。

刘惜芬善良爱国的表现，引起了地下党员胡惠敏的注意。胡惠敏和刘惜芬有点亲戚关系，对刘惜芬的身世、为人和思想品质都很清楚。胡惠敏经常借进步书刊给刘惜芬看，一点一点地启发、提高这个年轻姑娘的政治觉悟。刘惜芬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刊，像一棵终于等到雨水的种子，迅速发芽生长。

1949年5月，在厦门的敌我斗争最尖锐的时候，经过严格考察，刘惜芬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刘惜芬接受了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通过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等方式，搜集和传递军事情报。同时还积极为党组织和游击队募集经费、药品、医疗器械。

一个年轻的女护士，要跟那些国民党军官们打交道，从酒桌上、闲聊中套出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还不能让对方起疑心。这不是演电影，稍有不慎就是杀身之祸。可刘惜芬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那段日子里，厦门街头经常出现让反动派惶恐万分的革命标语和传单。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收到了《约法八章》的警告，厦门老百姓看到了鼓舞人心的《告厦门同胞书》。这些标语和传单正是刘惜芬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一张一张贴出去、一份一份散出去的。

当时连个像样的印章都没有，刘惜芬和侄儿刘永言想了个土办法，先用肥皂刻印章，盖几张就模糊了，又改用地瓜来刻，效果居然不错。就靠着肥皂和地瓜，革命的火种在厦门城里一点一点蔓延。

1949年7月，局势急转直下。著名军统特务毛森被派到厦门当警备司令，白色恐怖笼罩了整座城市。毛森是蒋介石的嫡系弟子，心狠手辣，到厦门之后立刻展开疯狂的搜捕行动。截止到1949年10月，毛森和汤恩伯联手制造了5次大搜捕，4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抓，数百名无辜群众受到牵连。

姐姐刘惜贤很担心妹妹的安全，想给妹妹做两三套"内地衣服"，让妹妹离开厦门避一避。刘惜芬拒绝了，说——我们当前应当更努力去工作，要让共产党更顺利地进入厦门来拯救百姓。

1949年9月，厦门地下党组织做出决定——把一批革命青年撤离到安全地区。通往内地的路已经被国民党封锁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刘惜芬帮助几位战友乘船前往香港，自己却毅然留了下来。这是一个让后人想起来就揪心的选择。明明可以走，明明知道留下来凶多吉少，可这个25岁的姑娘，把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把死的风险留给了自己。

1949年9月19日凌晨两点多，嘈杂的狗吠声和如雷的打门声惊醒了沉睡中的人们。国民党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将刘惜芬的住处团团包围，附近实行戒严，不准任何人进出。因为叛徒的告密，刘惜芬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被捕之后的遭遇，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敌人挖空心思，企图从刘惜芬口中得到地下党的秘密，从而彻底摧毁厦门地下党组织。绳鞭、烙铁、辣椒水、钢针……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轮番上阵，把这个年轻女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刘惜芬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半个字。

毛森亲自审问刘惜芬。为了让刘惜芬开口，敌人当着刘惜芬的面对另一位革命群众动刑，想用恐怖的场面吓垮这个"弱女子"的心理防线。敌人以为只要稍微恐吓一下，一个年轻姑娘必定就范。可毛森再次审问的时候，刘惜芬的回答依旧只有六个字——"我是一个护士！"不管毛森怎么逼问，翻来覆去就是这六个字。气得毛森暴跳如雷，拿这个年轻女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烈士的外甥女刘继红后来回忆母亲的讲述——刘惜芬被捕后，曾被宪兵押送回家。回来的时候，半张脸瘀青了，衣服上沾满了血迹，双手血肉模糊、肿得不像样子，指甲缝里还插着钢针。

家人看到这副惨状痛心不已，想找关系花钱把人救出来。刘惜芬咬着牙，态度非常坚决——我没做错事，你们不用担心，也别求那些人。这个从小在封建大家庭里受尽歧视的女孩，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展现出了比任何男子汉都要强硬的骨气。

每次遭受完酷刑被拖回牢房，刘惜芬都会用微弱的声音哼唱一首歌——"太阳下山明早仍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这首歌是刘惜芬最喜欢的，用歌声鼓励身边的每一个难友。牢房里暗无天日，可这个遍体鳞伤的年轻女人就像一盏灯，用自己微弱的光照亮了身边所有人。

刘惜芬回到牢房从来没有哼过一声痛，还坚定地对难友们说——"红旗都插遍了全国大多数地方，我们要坚持下去。"就在牢房里度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煎熬，刘惜芬盼来了10月15日夜里的那阵炮声。

解放厦门的总攻终于开始了。炮声一阵紧过一阵，看守所里的人都知道——解放军来了。刘惜芬留下来的两件衣服血迹斑斑。穿着这样的衣服，拖着被酷刑摧残得千疮百孔的身体，刘惜芬还是笑了。对难友说出了那四个字——天快亮了。

可垂死挣扎的敌人不甘心就这么败退。在撤离厦门之前，对牢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最后一场大屠杀。10月16日，刘惜芬和16名战友被绞死在鸿山脚下。10月17日，厦门解放。

1949年12月18日，厦门市各界人士为死难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大会名义将题写了"新中国的奠基石"的横匾赠送给刘惜芬等烈士的家属。"新中国的奠基石"——这五个字，是对刘惜芬一生最好的概括。1954年10月，厦门烈士陵园建成，刘惜芬的遗骨同其他烈士一起移入陵园安息。

刘惜芬牺牲后，外甥女刘继红被过继给烈士做女儿，改姓"刘"。虽然从未见过姨妈的面，可刘惜芬的故事通过家人的口述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刘惜芬的母校群惠小学在校园里安放了烈士雕像，设置了事迹展览室，成立了少先队刘惜芬大队。一批又一批的厦门孩子，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那个25岁姑娘的名字。

今天的厦门，鼓浪屿的海风依旧温柔，鸿山脚下的草木年年翠绿。很多游客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拍照打卡、品尝美食，很少有人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浸透过怎样的鲜血。

1949年的那个秋天，一个从小失去母爱、受尽欺凌的女孩，本可以坐船去香港，本可以活下来看到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可这个叫刘惜芬的姑娘，选择了留下。留下来战斗，留下来坚守，留下来在钢针和烙铁面前咬碎牙齿也不吐一个字。

绳鞭打不断的，是信仰。烙铁烫不垮的，是忠诚。钢针刺不穿的，是一个共产党人的骨头。"天快亮了"四个字，是留给战友的力量，也是留给我们所有后来人的嘱托。今天照耀着厦门的每一缕阳光，都有刘惜芬们用生命换来的温度。向刘惜芬烈士致敬。向所有倒在黎明前夜的英雄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