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和堂姐去赶集，晚上歇大姑家，大姑一个举动，我红了眼眶

1989年正月十五，陕南的冬天还没过去。天刚蒙蒙亮，我在被窝里蜷缩着，一阵冷风突然灌进来；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堂姐李红霞站在床前，一双冰凉的手已经伸进了我的被窝。

“红秀，快起来！一会儿咱们去赶集，今天的集上可热闹了！”堂姐不由分说地拿起我床头的衣服就往我身上套，嘴里不停地催促着。

我缩了缩脖子，睡意还未完全消散。十五岁的堂姐正是爱玩爱闹的年纪，每年正月十五的集市上都有社火表演，她自然不会错过。可我不同，我从小性格就木讷，不爱凑热闹。更重要的是，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里欠了一屁股债；母亲省吃俭用，连一盒火柴都要算计着买。去集市上，我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买东西，那种滋味并不好受。

“红秀，你发什么呆呢！是不是想让我再帮你醒醒神？”堂姐见我磨蹭，作势要把冰凉的手往我脖颈里塞。我连忙笑着躲开，这才慢吞吞地穿好衣服。

院子里，母亲正在喂鸡。见我们要出门，她擦了擦手，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两毛钱塞给我：“拿着，饿了买馒头吃。”

我知道这两毛钱的分量——能买四盒火柴，够家里用两个月了。我摇摇头：“妈，我不要。”

“拿着！”母亲不由分说地把钱塞进我兜里，又帮我整了整衣领，“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堂姐拉着我的手往镇上走。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田埂上的枯草挂着白霜，踩上去咯吱作响。堂姐一路说个不停，说集市上会有什么好吃的，社火表演有多精彩。我只是嗯嗯地应着，手一直揣在兜里，摸着那两毛钱。

集市比我想象的还要热闹。刚进镇口，就听见锣鼓喧天，人群的嘈杂声像潮水一样涌来。街道两旁摆满了摊位，卖糖人的、卖布匹的、卖农具的，应有尽有。社火队伍正在主街上表演，舞龙的人穿着鲜艳的服装，龙身随着鼓点上下翻飞，引来阵阵喝彩。

“红秀，快看！”堂姐兴奋地指着糖人摊子，“咱们去买糖人吧！”

我捏了捏兜里的两毛钱，摇摇头：“你去吧，我不爱吃糖。”

堂姐撇撇嘴，还是拉着我挤到了糖人摊前。摊主是个花白胡子的老人，手里的小勺舀起熬化的糖稀，在石板上飞快地画出各种形状。堂姐要了两个孙悟空，硬塞了一个给我。

糖人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我小心地舔了一口，甜味在舌尖化开。这是我今年吃的第一个糖人。

我们在集市上逛了一整天。堂姐买了头绳、瓜子，还吃了碗凉粉。我只是跟着，偶尔咽咽口水，但始终没舍得花那两毛钱。太阳西斜时，我拉了拉堂姐的袖子：“咱们回家吧，天快黑了。”

堂姐正看着一个卖发卡的摊子，头也不回地说：“回什么家呀，去大姑家住一晚不就得了！”

我愣了一下。大姑家就在镇尾，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富裕人家，住着二层的洋楼。父亲在世时，我们常去走动；但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自觉家境不如人，就很少带我去大姑家了。

没等我多想，堂姐已经拉着我往镇尾走去。大姑家的洋楼在夕阳下格外显眼，红砖灰瓦，院子里种着几株腊梅，正散发着幽幽香气。

大姑见到我们，惊喜地叫出声来：“哎呀，红霞和红秀！快进来快进来！”她一把拉住我的手，上下打量着，“红秀又长高了，就是太瘦了。”

大姑的手温暖干燥，让我想起母亲的手，只是少了那些茧子。她身上有股淡淡的香味，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成一个髻。

堂姐已经熟门熟路地跑进了客厅，一屁股坐在软和的沙发上。我站在门口，有些局促地看着自己沾满泥的布鞋，不敢踩上那光亮的地板。

“傻站着干啥？快进来！”大姑笑着把我拉进屋，顺手接过我脱下的棉袄挂在衣帽架上，“正好今天炖了鸡，你们有口福了！”

晚饭时，大姑家的饭桌上摆满了菜：红烧鸡块、腊肉炒蒜苗、鸡蛋羹，还有一大碗冒着热气的鸡汤。大姑夫不停往我碗里夹菜，油渍在他的袖口晕开：“多吃点，念书费脑子！”表哥则跟堂姐抢着说学校里的趣事，逗得大姑直笑，连眼角的细纹里都漾着暖意。

我坐在桌前，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那个油光发亮的鸡腿，却只是低头扒着碗里的米饭。

堂姐毫不客气地夹起一个鸡腿啃起来，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夸赞：“大姑，你做的鸡真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大姑笑眯眯地说着，突然把另一个鸡腿夹到我碗里，“红秀也吃，看你瘦的。”

我连忙摇头：“大姑，我吃米饭就行……”

“这孩子，跟大姑还客气啥？”大姑假装生气地瞪我一眼，“快吃，不然大姑生气了。”

我这才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鸡腿。鸡肉炖得软烂，入口即化，汤汁的鲜美在口腔里蔓延开来。我记不清上次吃鸡肉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是去年过年？不，去年过年家里只留了一只鸡，大部分都拿去还债了，我和母亲只喝了些鸡汤。

晚饭后，大姑带我们去二楼客房。房间里有张双人床，铺着干净的被褥，窗台上还摆着一盆绿植。堂姐欢呼一声扑到床上，我却站在门口，看着自己沾满泥的布鞋，不敢踩上那雪白的床单。

“红秀，你咋还站着？”大姑奇怪地看着我。

我低下头：“鞋脏……”

大姑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傻孩子，鞋脱了不就得了？”她弯腰从柜子里拿出两双布拖鞋，“来，换上这个。”

那晚，我和堂姐躺在一张床上。堂姐很快就睡着了，呼吸均匀。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换了陌生环境，也许是晚饭吃得太饱。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银色的线。

半夜，我轻手轻脚地起床去上厕所。路过一楼时，看见厨房还亮着灯。我好奇地走过去，看见大姑正坐在灯下，手里拿着针线，在缝补什么。

我悄悄靠近，才发现那是我白天穿的棉鞋。鞋底已经磨得很薄了，大姑正在往上面缝一块新的胶皮。灯光下，我看见她眉头微蹙，时不时把针在头发上蹭一下，好让针更容易穿过厚厚的鞋底。

那一刻，我站在黑暗里，感觉眼眶发热。大姑并不知道我在看她，她只是专注地缝着那双破旧的棉鞋，就像对待自己女儿的鞋一样认真。

第二天早上，我和堂姐准备回家时，大姑给我们一人五块钱压岁钱。堂姐高兴地接过来，我却犹豫着不敢收。

“拿着吧，”大姑把钱塞进我手里，“买点学习用品。”

临走时，大姑突然又把我叫到一边，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塞给我：“这个给你妈，就说是我给的，家里零用。”

我攥着钱，感觉喉咙发紧。大姑拍拍我的肩膀：“红秀啊，日子会好起来的。有什么困难就来找大姑，别不好意思。”

回家的路上，堂姐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计划着要怎么花那五块钱。我走在后面，手一直揣在兜里，摸着那十五块钱，心里暖暖的。

大姑昨晚在灯下缝鞋的样子一直浮现在我眼前。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亲情不是挂在嘴上的漂亮话，而是深夜灯下的一针一线，是偷偷多塞的十块钱，是一个鸡腿的关怀。

那天之后，我开始学着不那么自卑，开始明白贫穷不是耻辱，亲人的关爱也不是施舍。大姑的那个举动，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让我懂得了亲情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