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寒晖】听完《松花江上》，张学良满含热泪、向游行学生下保证

张寒晖原名张蓝璞，字含晖。1902年5月5日出生在顺直省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西建阳村一个衰败的书香之家；1925年在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入党。后以教员身份，宣传科学卫生知识，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宣传革命道理；期间，还创作整理了不少的民间秧歌戏文。

1930年，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用古老民歌《三国战将勇》的曲谱填写了《可恨的小日本》，这是张寒晖填词创作的第一首歌。没过几天，张寒晖又根据民间曲调《满江红》填写了一首抗日歌曲《告我青年》，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国难”。

这两支歌曲在他所在的职业学校的学生中教唱后，受到欢迎，并很快通过职校学生传到了定县的其他学校和农村。此后，他开始了用民歌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革命艺术生涯。

1933年秋，张寒晖参与到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搞的平民教育试验（青年时代的毛先生也曾作为义务教员参与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为定县平教会平民文学部编写了多种农民通俗读物，被誉为“平民状元”。

此间，定县爆发了大规模的扫盐土、熬小盐、打盐巡、逐盐商的斗争，还曾组织起两万余农民的请愿队，到县政府示威请愿，迫使国民党县长撤消了禁盐令，恢复了农民刮盐土、食小盐的自由。张寒晖目睹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颇受感染，一气创作了多部小说，以犀利的笔墨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鞭挞了剥削的残酷，鼓舞和激励了农民的斗志。

1935年9月，张寒晖应邀去西安、到西安省立二中（今陕西师大附中前身）担任国文教员。那个时候，他在西安街头耳闻目睹到几十万东北军和流亡的民众，流浪徘徊的人们、嗟叹痛苦的呼声，激起了他创作的念头。

张寒晖说：“我把北方‘娘们’在坟上哭丈夫、哭儿子的那种哭声变成了《松花江》的曲调了……”他的友人姚一征说：歌曲写完后，我们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竟都呜咽地哭了……

1936年初冬，张寒晖老师创作的永留中华史册的《松花江上》谱成后，先亲自教省立二中的学生歌唱，后又带领学生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

1936年11月下旬的一天，当时在东北军里做基层地下活动的孙志远（后任国务院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找到王林（后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让拿着他的条子找到张寒晖。张寒晖用简谱谱出歌词交给王林。

王林不会简谱，在学兵队第一连就由徐瑞林同志（建国后任河北省副省长）教唱。不久，歌曲又流传到学兵队的其他连队；接着，就在东北军中传开了；此后，在西安城到处都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

西安事变前，王林还把这首歌寄给北平地下市委的黄敬，让转给北平学联的歌咏队。北平歌咏队用卡片印发流传时，由于担心国民党会迫害、因此未写出作者张寒晖的真姓名。

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会后，学生在西安城里举行游行，然后准备步行到临潼向督促张学良“剿共”的蒋介石请愿。

在西安东郊十里铺灞桥桥头，张学良将军劝阻学生返回。数千学生齐唱《松花江上》。张学良将军热泪盈眶，向大家保证：“一个礼拜以内，我用行动回答大家！”

三天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7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力倡“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时，指挥东北军青年军官齐唱《松花江上》，使“打回老家，驱逐日寇”成为东北军爱国官兵的共识。

“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形成后的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中再次提到这首歌：“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飘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

1938年7月7日晚，国民政府临时首都武汉举行了纪念抗日周年的盛大活动，十多万群众分乘几百条木船，举着火把汇聚在长江之上。这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应，十几万人的歌声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汇成了人间罕见的、血泪凝聚的感情交响……

在那个战火纷飞、音信阻隔的年代，张寒晖并不知道，在遭受日寇蹂躏的家乡，儿子张林格十几岁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且是村里“抗日青年先锋队”的负责人之一，还担任了爆破组组长。虽然他把“俺爹在外搞革命，我在家乡打鬼子”挂在嘴边，但是他并不知道，在冀中大平原上也广为传唱的《松花江上》的作者，竟是自己朝夕挂念的父亲。

1941年8月，张寒晖因遭受国民党监视，为避免被迫害，党组织调他到延安工作。到了延安，他忘我地工作，积劳成疾，终因重感冒转为肺水肿、心脏疲竭，于1946年3月11日无药而治而在延安逝世。

1964年，中国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了张寒晖的两首歌曲《松花江上》和《军民大生产》。《松花江上》已是不朽名曲，而张寒晖必定也和他的歌曲一起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