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中国边境的朝鲜女人：嫁给当地农民不敢随便出门

我叫朴顺姬，今年四十二了，可我已经二十三年没回过家了——那地方离我现在住的院子，也就一里多地，站在村口老榆树下，睁着眼就能看见江对岸的房子和田埂，甚至能瞅见有人赶牛车慢慢晃。可我连多看一眼都不敢，那一眼，能堵得我半天喘不上气。

真的不敢回去，谁回去，谁就是叛国罪，这是刻在我骨子里的话。

一九九九年冬天，我从朝鲜咸镜北道跑出来的时候，刚满十九岁，冻得跟个冰棍似的。其实我早知道后果，在我们那儿，擅自跑出去的人，被抓回去轻了就去劳改，重了直接枪毙，罪名就是“叛国”。可我是真活不下去了，那年冬天家里断粮断得彻底，我妈把最后一把米熬成粥，全给了我和弟弟，她自己整整一冬，就靠挖野菜煮汤喝，脸都绿了。

有天晚上，她把我送到江边，推了我一把，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一句“走吧，走一个是一个”。我看着她的背影，不敢哭，也不敢喊，深吸一口气，就蹚进了结着薄冰的图们江，冰水扎得我骨头都疼，浑身湿透，牙关打颤，好不容易爬上岸，一头就扎进了中国的玉米地。地里的秸秆还没收，我就在里面躲了一天一夜，饿了啃点冻硬的秸秆，冷了就缩成一团，最后是被一个早起拾柴的老太太发现的。

我当时吓得差点晕过去，以为她要喊人抓我，结果她就叹了口气，没说啥，拉着我的手就把我领回了家，给我端来一碗热糊糊，我捧着碗，眼泪混着糊糊往下咽，那是我冬天里喝到最暖的东西。

后来，我就嫁给了老太太的儿子，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比我大十二岁，家里穷得叮当响，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但他人好，从不凶我，也从不问我过去的事。

嫁过来这二十三年，我儿子都上大学了，可我没出过几次远门，不是他不让我去，是我自己不敢。我没有中国户口，啥身份证明都没有，就是个“黑户”。早些年风声紧的时候，村里总来排查，我就躲在邻居家的地窖里，一躲就是一整天，大气都不敢喘，连水都不敢多喝，就怕弄出动静被发现。

后来政策松了点，可我还是不敢往人多的地方去，总在心里琢磨“万一呢”，万一被人查出来，万一被送回去，我就啥都没了。我的活动范围就那么大，家、儿子学校、村口菜摊，三点一线。送儿子上学是我一天里最安心的时候，能在太阳底下走一段路，看着儿子背着书包的背影，心里就踏实。买菜我只去最远的那个摊子，人少，不用排队，也不用跟人说话，付了钱拿了菜就走，生怕多待一秒。

村里人其实都知道我是从朝鲜过来的，可没人问，也没人说，大家都心照不宣——这十里八村的，像我这样的女人，不止一个。

说真的，我们长得跟中国人一模一样，走在街上，没人会多看一眼。就算说汉语带点口音，随口说自己是朝鲜族，也没人怀疑。就这么一天天、一年年，我们活成了村里的“隐形人”，不惹事，不张扬，能安安稳稳活着，就够了。

我第一次上街，是嫁过来第二年，我男人带我去镇上赶集，一到街口我就傻了眼。满大街都是人，满大街都是摊子，卖啥的都有，一扇扇猪肉挂在铁钩子上，想买多少切多少；花花绿绿的衣服挂满一墙，能试穿还能讲价；还有各种零食，包装得五颜六色，孩子们攥着零钱挤着买。

我就站在那儿，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止都止不住。在朝鲜的时候，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东西堆在一起卖，我妈买布要布票，买粮要粮票，过年才能吃上一口肉，还得省着吃。可在这儿，肉天天摆着卖，只要有钱，谁都能买，原来人还能这么活着。我男人看我哭，以为我不舒服，一个劲问我咋了，我摇摇头，啥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心里又酸又暖。

前些年，我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临走那天，我送到村口，看着他上了去城里的班车。他趴在车窗上跟我说：“妈，等我毕业，就接你去城里住。”我点点头，笑着挥手，不敢让他看见我眼里的泪。

等车走远了，我一个人往回走，走到老榆树下，忍不住往江对岸看了一眼。还是老样子，灰扑扑的房子，稀稀拉拉的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二十三年了，那边好像啥都没变，可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十九岁的姑娘了。

我转身往家走，家里还有衣服没洗，鸡还没喂，晚上还得给儿子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学校没。对岸是故乡，是我想忘又忘不掉的地方，可这边，有我男人，有我儿子，有烟火气，是我的家。

有时候我也会想，要是有一天，我能光明正大地站在江边，好好看看对岸，该多好。可我也清楚，这个念想，可能这辈子都实现不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守着这个家，看着儿子好好的，日子一天一天往下过，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