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白俄难民百年前避难中国，后代自豪称中国人

早年在百姓眼里，金发碧眼高鼻梁的面孔，多半属于惹不起的“洋大人”。可谁能想到，一百年前，有整整二十万拥有这副面孔的欧洲人，是一路讨饭、逃荒来到中国寻求庇护的？

二十世纪初，俄国发生政权更迭，旧有的统治体系瓦解。失去地位、财富的旧军队人员、贵族以及平民，为了寻找生路，开启了向境外迁移的进程。

在历史记录中，这群人被统称为“白俄”。离开故土后，他们最初的打算是前往同宗同源的欧洲国家。

当时的欧洲刚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普遍面临经济衰退和物资匮乏的局面。

对于这批数量庞大且失去利用价值的流亡者，欧洲各国的态度是拒绝接纳。在巴黎和柏林等城市，这批流亡者得不到基本的生存保障，流落街头。

向西的通道被堵死，这二十万人只能将求生的方向转向东方，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中国。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零年期间，大批流亡者在严寒中穿越西伯利亚。沿途气温降至零下四十摄氏度，流亡队伍缺乏食物和御寒衣物，许多人在长途徒步中丧生。

幸存者沿着多条路线进入中国国境。其中一部分人顺着中东铁路沿线，蹚过冰封的界河，抵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满洲里等地。

另一部分人翻越阿尔泰山和天山，进入新疆的迪化和塔城。还有数万人选择从海参崴登船，他们挤在缺乏淡水和燃料的陈旧货船底舱，经过数月的海上颠簸，最终在上海等沿海港口登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自身正处于军阀割据的动荡时期，社会物资并不充裕。这二十万异国人口，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获得生存空间的？

现实的生存压力迫使他们放下过去的身份。为了换取口粮，曾在旧军队担任将领和校官的人，在哈尔滨的铁路沿线做起了修路工，或者在码头当搬运苦力。

出身显赫的女性，依靠为当地商户清洗衣物、缝补床单获取微薄的酬劳。在上海的租界边缘，身强力壮的流亡者受雇成为看门人和保镖。具备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则在街边按小时收费教授钢琴和外语。

中国民众并未对这些落难的外来者落井下石，社会在运转中默许了他们的存在，给予了他们用劳动换取生存资源的余地。

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将自身的生活习惯带入当地。哈尔滨街头出现了制作红肠、烤制大列巴面包和酿造格瓦斯的家庭作坊。他们依靠基础的体力劳动，在异国他乡维持了家族的延续。

和平的日子并不长久。一场外敌入侵的战争，将这群流亡者推向了必须做出选择的位置。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这场关乎中国存亡的节点上，流亡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在东北地区，少数流亡者为了谋求特权，选择依附日本关东军。

他们被编入日军的武装序列，换上日式军装，利用自身熟悉俄语和边境地形的特征，协助日军搜集情报，参与针对抗日武装的破坏活动。这部分人的行为，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迎来了被制裁和清除的结局。

绝大多数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的流亡者，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他们将中国视作安身立命之所，选择与中国军民处于同一阵营。

在新疆大后方，由于日军封锁了中国沿海的交通线，西北陆路通道成为运输国际援助物资的唯一动脉。

大批流亡者青年承担起货车司机的职责。他们驾驶老旧的卡车，满载药品和武器零件，穿梭在风沙肆虐的戈壁地带，躲避日军战机的空中袭扰，保障物资运往前线。

在上海，具备军事经验的流亡老兵暗中向中国士兵讲解枪械构造和反坦克知识。部分人利用欧洲面孔不易被日军盘查的条件，穿越交战区，为中国守军运送纱布和通讯器材。

许多女性流亡者在战地医院担任护理工作，协助救治伤员。他们以具体的行动，参与了这片土地的反侵略战争。

战争平息，新秩序建立。这批在战火中与中国产生深刻交集的群体，迎来了身份的确认。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这批侨民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付出给予了客观评价。政府向自愿留在中国的人群发放了身份证明，赋予他们平等的国民权利，并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俄罗斯族。他们结束了半个世纪的无国籍状态，成为拥有合法权益的共和国公民。

在内蒙古的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以及新疆塔城等地，居民的面貌保持着欧洲特征，但生活习俗呈现出本土化。

长着深眼窝、高鼻梁的老人，坐在火炕上擀面皮、包猪肉大葱馅的饺子，使用流利的东北方言或西北方言与邻居交流。

现在，当外地游客对他们的面孔感到好奇，用外语向他们打招呼时，他们会拿出居民身份证，平静地纠正对方的认知，表明自己是中国人。这种身份认同的背后，是一个多世纪的变迁，也是两代人从逃亡求生到落地生根的客观历史。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念认为，只有具备相同的基因和血统，才能被认作真正的同胞。但审视这些长着欧洲面孔的俄罗斯族，他们的祖辈在国家危难时期没有置身事外，而是通过实际行动与这片土地建立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