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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策源能力:从标识性概念到原创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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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3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上海考察,要求上海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上海市委于2023年12月召开十二届市委四次全会,系统谋划、全面部署落实举措。

为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研究阐释,推动落实全会决策,2024年3月,市社科规划办、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策划和组织“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课题研究,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提出的一系列新定位、新论断、新要求、新任务,遴选知名专家组建研究团队,深入阐释上海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中央战略部署过程中的积极探索、实践创新与重大成果。

课题成果近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并作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文库第二套丛书。本报今日起将陆续介绍这套《新征程上海发展新擘画研究丛书》,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理论社科战线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的研究阐释,助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创新策源能力:从标识性概念到原创性理论

■ 陈强

作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成果,《强化创新策源: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功能与逻辑》终于出版了,这本书缘起于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启动的“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专项课题。2024年3月接到研究任务后,课题组在调研、座谈、访谈和多轮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初稿,吸收并消化专家评审意见后,又经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三审三校,最终成书。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永远在路上,书中有些内容还属于阶段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另外,国内外形势云谲波诡,瞬息万变,对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进程不断形成新的影响,提出新的问题。本书出版后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就意味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区域,从而催生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譬如,上海如何抓住国际科创中心扩围的历史性机遇,更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通过跨区域和跨领域的主体协同、要素流通、场景共建、制度融合和服务联动,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国际科创中心创新策源的势能,转化为长三角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发展的强劲动能。但是,这一研究任务显然就无法涵盖在本书的范围内了,需要后续专门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这可以看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必须与时俱进,直面新的形势和任务。接下来,结合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谈一些粗浅的体会和认识。


把握多重因素影响下的演进过程,是学懂的基本前提

首先要学懂。强化创新策源能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上海提出的工作要求。要理解透“创新策源能力”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必须系统、完整地学习和领会十八大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把握其思想脉络的演进逻辑。

早在201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就曾指出,“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逐步走向深入,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后全国交通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上海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首位度和影响力呈现下降趋势。在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面前,如何因势而谋,应势而动,谋划并塑造新的发展动力,代表国家参与未来一个时期的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上海必须书写出新的答卷。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上海要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在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从这一刻起,在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中,上海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必须承担起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重任。一方面要敢于担当,通过科技创新,探索并塑造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要勇于试错,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为国内其他地方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018年1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要求上海“要主动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提高城市经济密度、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上下功夫,在提升配置全球资源能力上下功夫,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上下功夫,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科技创新前瞻布局,聚焦关键领域,集合精锐力量,尽早取得重大突破,使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着力点选择和实施路径指明了方向。作为科创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创新策源能力”得以突出和强调。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站在战略和全局的角度指出上海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同时,他还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努力实现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越,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形成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原创性成果,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这一论述将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核心内涵精炼概括为“四新”和“四个第一”,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指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创新策源能力”从一个标识性概念起步,内涵不断深化,学理逐渐厘清,体系化建构层层递进。把握其多重因素影响下的演进过程,是学懂的基本前提。

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要做好“三个必须”

其次要弄通。创新策源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过程,涉及战略决策、要素配置、项目推进、机制设计、生态营造及政策协同等复杂活动,并且深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对其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必须加强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研判和规律认识,必须深化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理解,必须全面了解上海在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方面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在书稿的总体篇中,对应这几个问题,分别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分析。

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演化趋势看,呈现出一些明确的趋势性特征:一是人类正进入“大科学”与“小科学”并存的时代;二是科技创新各环节耦合并进、叠加纠缠的特征越来越为显著,周期加速缩短;三是科学研究范式持续迭代升级,科研效率和准确率快速提升;四是创新要素的内涵不断丰富,开发利用方式趋于多元化;五是颠覆式技术创新的“归零”效应开始显现;六是科技创新的极化趋势逐渐增强;七是科技进步加速催生不确定性和风险,制度供给的压力持续加大。

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角度观察,未来一个时期国家创新体系面临严峻的内外部挑战。从内部看,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具体表现为:在创新主体方面,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尚未确立、高校院所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主体之间的协同也有待加强。在创新要素方面,存在要素能级不高、流动不畅、整合不足以及开发利用模式迭代升级滞后等问题。在创新活动方面,提出标识性概念、建构原创性理论、发起重大科学议题、谋划和组织大型国际科研活动的能力仍需提升。在创新生态方面,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探索科技创新“无人区”的科学家精神有待激发,崇尚科学的社会文化氛围尚未形成,创新生态的开放度和竞争力亟需提升。在创新治理方面,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前瞻性、主动性、系统性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较为欠缺,谋划建立科技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及应对体系的工作准备还不够充分。从外部看,国际科技交流和产业合作形势愈加严峻。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一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发展的心态变得日益复杂,戒备心理强化,各种质疑和指责甚嚣尘上,正常的科研合作、人员往来、设施共用、设备采购、成果共享受到严重干扰。国内科技型企业在技术合作、跨国并购、市场拓展、资本市场融资等方面不断遭遇新的挑战。上海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增强创新策源能力,必须放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战略背景中进行谋划。

从制度供给的角度进行梳理和分析,2015年5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简称“科创22条”),努力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19年3月,上海在“科创22条”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形势发展,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简称“科改25条”),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上海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2020年5月,上海施行《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以提升创新策源能力为目标,对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做出了系统性和制度性的安排。2024年6月1日,《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完成第二次修订后正式施行,修订后的《条例》立足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战略使命和龙头带动、示范引领功能,凸显时代性、创新性和引领性。就总体而言,面向创新策源能力提升的战略需求,上海相关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节奏逐步加快,颗粒度也愈加细腻。接下来的重点应该在政策的“知晓度”“惠及面”“可及性”和“满意度”上做文章。另外,上海正力争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必须考虑到国内外其他科创中心城市建设对于上海的借鉴和启示价值,书稿对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科创中心策源能力建设进行比较研究,并结合纽约、旧金山、海德堡、伦敦等科创中心城市的治理实践,从要素集聚、能力集成、机制设计、生态营造、国际合作等角度出发,梳理和分析相关经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形成对创新策源能力影响因素和引致机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认识。

突出实践指向和问题导向,实现学理研究与治理需求的贯通

最后要做实。做好创新策源理论的研究阐释,必须与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火热实践结合起来,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近年来,上海牢牢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产业革命大趋势和集聚人才大举措,通过全市上下的不懈努力,科技创新基础条件大幅度改善,高校院所的创新能级全面提升,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发展,科创空间功能布局趋于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制度环境持续优化,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愈加活跃,原创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赋能产业升级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正努力实现从“打基础”“建框架”到“强功能”的跨越。

“十五五”序幕已经开启,创新策源理论研究必须突出实践指向和问题导向,实现学理研究与治理需求的贯通。书稿在提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策源能力建设总体思路和行动逻辑的基础上,从蓄势、聚力、赋能的角度出发,围绕基础研究先行区能级提升的着力点及突破口选择、大科学设施的开放设计和服务效能提升、面向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科创物质技术基础建设、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变革及路径设计、加快打造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机制设计、设立全球科研基金的思路及运行机制设计、基于成长规律认识的专利密集型企业培育策略、加快颠覆式创新前瞻性布局的推进策略、激发科创核爆效应的关键质量、触发机制及生态构建、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裉节问题及突破策略、面向未来产业的科技孵化体系构建及效能提升、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的思路及方案设计等议题,设计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创新策源能力建设的行动方案。

以其中的“科创核爆效应”研究为例,面对技术迭代和产业赛道切换速度明显加快的新形势,如果缺乏必要的趋势研判和机会识别能力,在要素前瞻布局方面反应滞后,极有可能错失重大发展机遇,从而陷入战略被动。早在2015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就曾指出,新世纪新时期,一些科技成果转换速度非常快,一些新产业爆发释放出巨大能量,使我们意识到必须推动要素集合,推动协同创新,形成创新力量。2023年1月,在上海两会上,市委书记陈吉宁这样把脉“创新”,“一个创新的城市应有几个‘核爆点’,这里是创新思想的源泉、新赛道的风口点,是全球各类最好创新资源的汇聚区。”显然,激发科创“核爆点”已成为上海增强“四大功能”,推进“五个中心”战略升级的重要抓手,具有“一子落定,满盘皆活”的系统效应,必须不断增进对其技术逻辑、市场逻辑及治理逻辑的理解,设计好激发科创“核爆点”的“施工图”,并努力将其转化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密集涌现的“实景画”。

2023年,本人就带领课题组专门围绕“如何激发科创核爆效应”问题进行研究,并承担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大课题《浦东发挥科创主力军作用激发科创“核爆点”研究》,通过调研、座谈和访谈,在识别裉节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了关键质量、触发机制、链式反应及辐射效果的分析框架,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这项研究工作对本书写作形成有力支撑。本人感触至深的是,对创新策源理论的研究只有更加体现问题导向和现实关切,才会变得更有生命力。

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但又具有紧迫性,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目标实现。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在学懂、弄通和做实上下功夫,将理论研究与具体领域的实践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提升理论。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长聘特聘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专家点评】

一本创新策源理论的力作

■ 吴金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对我国创新策源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策源能力反映的是一个地方对科技和产业前沿的洞察力、机会把握能力,更是基础研究水平、人才素质、现代产业体系、制度能力的综合体现。

未来上海如何在科创策源地方面有更大作为?同济大学陈强教授近期出版的《强化创新策源: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功能与逻辑》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全书从蓄势、聚力、赋能三个维度,聚焦12个关键问题,系统回答了上海如何建成全球科创策源地的时代之问。

我认为,本书有两个突出优点:第一,系统性强、逻辑严谨。对一个特大城市创新策源问题的研究千头万绪,涉及基础研究、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本书逻辑严谨地将问题分为三大模块:“蓄势篇”分析了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物质基础、人才培养等问题;“聚力篇”分析了战略科技力量、全球科研基金、专利密集型企业、科技创新核爆效应等;“赋能篇”分析了科创服务业、科技孵化、科技治理等问题。本书提出了很多很有洞见的观点,例如科创核爆模型、全球科研基金、专利密集型企业等,这些都具有非常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对上海科技创新实际情况把脉准确。本书对上海基础研究、战略科技力量、新兴产业等进行了全面“体检”,数据翔实可靠。例如,文中发现上海基础研究投入占GDP总量已经达到0.46%,高于英国水平、与日本持平;对上海3家国家实验室、44家国家重点实验室、170家上海重点实验室的分析;对上海“模速空间”“上下楼即上下游”发展格局的分析等,这些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坚实基础。

总之,本书阐释的创新策源理论必将对国内外创新理论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

科技伦理议题设置的反思

■ 杨庆峰

拿到《强化创新策源: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功能与逻辑》一书,被封面的设计深深吸引:一条蜿蜒的路通向未来,这里未来可以理解为科技强国。科创中心的建设恰恰是通往科技强国建设的必要路径。

本书布局逻辑性强,总体篇、蓄势篇、聚力篇和赋能篇环环相扣,最后落足于科技伦理能力的提升上。这种处理恰好契合了我最近正在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科技伦理议题设置如何影响科技创新发展。对应书中的问题是,科技伦理议题设置如何激发科创核爆效应。在传统认知中,科技伦理对科技创新有着“先天的阻碍作用”。这种观念大概有两个来源:一是科学产业界的天然偏见。伦理属于哲学,天然带有批判反思的威严之象,科技伦理是伦理学分支,自然带有这种理论遗传基因。二是科技伦理的自身。科技伦理越来越多伴随政府和行业机构的治理规范文件甚至法律的形式出现,带有强烈的监管色彩。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在破除这种成见。诸如荷兰哲学家维贝克的技术伦理是建构性的,让人们开始反思技术在建构人类道德行为中的调节作用。更多的批判将科技伦理展示为一种建构路径,为科技创新实践护航。这种护航作用开始改变原有的阻碍作用。事实上,诸如隐私问题、幻觉问题等科技伦理议题的讨论,恰恰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需要,推动这些问题通过技术本身的进步来解决。这样的话,需要提升对合理的科技伦理议题设置的能力,借用陈强教授的话,这也是科技伦理治理能力的范围。

(作者为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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