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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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北京，秋风已经带了几分寒意。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书桌前，窗外的树叶在风里一片片落下，屋子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细微声响。他写了停，停了又写，那支笔在他手里似乎重若千斤。
这位老人，是徐向前。
他这一生，走过的路比任何人都长。从山西五台县的穷苦农家，到黄埔军校的课堂，从鄂豫皖的崇山峻岭，到川陕根据地的烽火连天，再到河西走廊那片令人不寒而栗的苍茫戈壁。
他打过的仗数也数不清，带过的兵多达八万之众，被对手私下里叫作"徐老虎"。1955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共和国十大元帅之列。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晚年拿起笔，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难以释怀的一段岁月。
那是1935年的事。
那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口，整整压了四十年，压到他提笔写回忆录的那一天，仍然没有散去。
至于那段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块石头究竟因何而起，答案藏在那一年夏天，藏在四川的草地边上，藏在一段至今读来仍令人唏嘘不已的历史深处...
【1】从山西五台走出的黄埔一期生
要讲1935年的故事，得先从徐向前这个人说起。
1901年11月，徐向前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
五台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历史上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名人不在少数。但在1901年，这里更多的还是普通农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是个读过书的塾师，在乡间教蒙馆为生，收入有限，家境并不宽裕。
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徐向前从小接受了父亲给予的基本教育。
他从小就不是话多的孩子。村里同龄的孩子们喜欢结伴玩耍，徐向前却更喜欢一个人坐着，把眼前的事情想得深一些、远一些。
这种性格，在他日后指挥打仗时，发展成了一种冷静而缜密的军事头脑。
1919年，徐向前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那是一所培养基层教育人才的学校，学制短，出来就能当老师。徐向前在那里读完了书，1921年毕业，此后在山西阳曲县的一所小学里当了一段时间的教员。
教书的日子平静，却平静得让他坐不住。
1924年，一个消息传到山西——广州的黄埔军校开始招生了。
那是一所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军事学校，宗旨是培养革命军事人才。消息传开，无数心怀报国之志的年轻人从各地赶往广州。徐向前也在其中。
1924年3月，徐向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
黄埔一期，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份量极重的字眼。那一届招录的学员，后来在国共两党军队中各领风骚，涌现出了大量叱咤风云的军事将领。
徐向前与这批人同窗共读，在军事理论和实践操练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黄埔军校的训练强度很大。
从早到晚，操练、课堂、实习，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徐向前在这里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军事天赋，尤其是在战术推演和地形判断上，往往能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他不是那种口才出众、善于表达的人，但一旦到了沙盘前，他的判断总是比别人准确。
1924年底，黄埔一期毕业。徐向前先后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参加了东征和北伐的部分战役。
1927年，大革命失败。
国共两党的合作破裂，腥风血雨席卷全国。在这场剧烈的政治风暴中，无数人做出了各自的选择。徐向前在广州辗转一段时间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那一刻起，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入党之后，徐向前先后在湖北、广东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后来辗转来到上海。1929年，受党的派遣，他前往鄂豫皖边区，开始了他在红军中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生涯。
鄂豫皖，是大别山深处的一片红色土地。
那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既是革命根据地的天然屏障，也是行军打仗的极大考验。
徐向前到达鄂豫皖的时候，当地的红军力量还相当薄弱，武器简陋，训练不足，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差距悬殊。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徐向前开始一仗一仗地打出自己的名声。
他指挥部队，不靠人多，靠的是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各个击破；利用山地地形，以运动战消耗对手；
在敌人最不预料的时间、地点发起攻击。这一套战法，在鄂豫皖的崇山峻岭间被他用得炉火纯青。
1931年，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徐向前出任总指挥。
那一年，他三十岁。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徐向前指挥的一系列战役，让鄂豫皖根据地的面貌焕然一新。
1931年11月至1932年1月，黄安战役打响。
黄安，即今天湖北省红安县，是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军队长期盘踞于此，对根据地形成威胁。
徐向前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以部分兵力围困黄安县城，以主力部队在外围打击来援之敌。
这一仗打了近两个月，最终全歼守敌，俘虏国民党军队官兵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包括敌师长赵冠英。
黄安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鄂豫皖地区的敌军。
1932年3月至5月，苏家埠战役爆发。
这一仗，是徐向前军事生涯早期最出色的战役之一。苏家埠位于安徽霍山县境内，驻有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
徐向前再次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在长达四十八天的时间里，先后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大规模增援，最终将守敌与援敌一并歼灭，俘敌三万余人。
这个数字，在当时的红军战史上，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歼敌纪录。
苏家埠战役的胜利，让国民党军队高层开始认真重视这位红军指挥官。在他们内部的情报文件中，徐向前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1932年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这一次，敌军兵力远超以往，红四方面军经过艰苦作战，仍然难以打破包围。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向西转移。
撤离时，徐向前手中只有不足一万人的队伍。
这支队伍翻越秦岭，渡过汉水，历经艰难跋涉，于1932年12月进入四川北部。在川北的通、南、巴地区，红四方面军重新站稳脚跟，建立了川陕根据地。
在川陕根据地，徐向前再次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组织能力。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边打仗，一边扩军，把那支撤离时不足一万人的队伍，重新发展壮大。到1934年，红四方面军的兵力已经恢复并超过了鄂豫皖时期的规模，达到八万余人。
从不足一万到八万余人，这个增长速度，在那个年代的战争条件下，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在川陕期间，徐向前指挥部队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川陕根据地的多次大规模进攻，其中包括规模较大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
六路围攻从1933年10月持续到1934年9月，前后将近一年，最终以红四方面军的全面胜利告终，歼敌八万余人。
这些胜利，让红四方面军的声威在川陕一带大震。
也正是这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徐向前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他用一场又一场的实战，证明了自己作为军事指挥员的能力，也赢得了将士们发自内心的信服。
然而，一场更大的历史变局，正在向他靠近。
【2】1935年6月，懋功会师前后的复杂局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彼时的红四方面军，正在四川继续巩固川陕根据地。徐向前和他的将士们，对中央红军正在经历的一切，知之甚少。
战场上的消息向来残缺不全，等到比较完整的情况传来，已经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
中央红军这一路走得极其艰难。
1934年11月下旬，湘江战役爆发。这是长征途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仗。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经过湘江之战，锐减至三万余人。牺牲之惨烈，令人不忍卒读。
此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层进行了调整，确立了伟人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伟人的指挥下，开始了机动灵活的运动作战。
四渡赤水，兵出贵州，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每一段都是惊心动魄的历史。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进入四川懋功地区。
就在这里，他们与红四方面军相遇了。
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师。
对于中央红军的将士们来说，这次会师带来的不仅仅是兵力上的补充，更是巨大的精神鼓舞。
经历了湘江血战之后一路的艰辛跋涉，终于在四川的山地里见到了自己的同志，那种情绪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会师时，中央红军的状况让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颇为震惊。
那是一支极度疲惫的队伍。将士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许多人因为长途行军和战斗而身体虚弱。
粮食严重匮乏，部分部队甚至已经开始以野菜、树皮充饥。全军兵力不足三万，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相比，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红四方面军则是另一番景象。
经过川陕根据地两年多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粮草相对充裕，全军兵力超过八万人，装备也优于中央红军。战士们的状态，与刚刚走出雪山的中央红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支队伍会师，先是一片欢腾，随即面临一个谁都回避不了的问题——接下来，往哪里走？
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背后却牵扯着极为复杂的局面。
以伟人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张北上。
理由是明确的：向北可以进入陕甘地区，那里已经有了一定的革命基础，同时可以争取与苏联的战略联系，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里谋求发展。
更重要的是，北上可以靠近抗日前线，在即将到来的民族战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他不同意北上。
张国焘在党内资历极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入党时间比伟人还要早。
在他看来，北上要穿越松潘草地，自然条件极端恶劣，风险极大；而南下返回川康，地形熟悉，可以依托已有的群众基础重建根据地。
张国焘的另一个考量，与当时两支队伍的兵力对比有关。
中央红军不足三万，红四方面军超过八万。张国焘认为，在这种兵力对比下，重大决策的话语权理应有所调整。
围绕北上还是南下，双方展开了漫长而激烈的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徐向前处于一个格外复杂的位置。
他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军事上的一切决策都绕不开他。但他的职责是军事指挥，党内的政治决策，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张国焘主导的。
两人之间的关系，是长期在同一支队伍中形成的工作关系，有配合，也有各自的职能边界。
在徐向前的内心深处，他其实并不认为南下是上策。
他后来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他当时对北上的判断，从军事角度来看，是有一定认识的。
但他同时也面临着现实的处境——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跟随这支队伍多年，各级指挥员与张国焘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军心所向，并不是他一个军事指挥员轻易能够扭转的。
会师之后的这段时间，双方的争论还在继续。
与此同时，两支红军开始了混合行动，按照中央的部署，各部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混编和协同。这种混编，在提升了整体战斗力的同时，也使各部队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1935年7月，两支队伍整合后，开始向北移动，进入毛儿盖地区。
松潘草地，就在前面。
【3】1935年8月，草地边上的漫长等待
毛儿盖，是四川松潘县境内的一个藏族聚居区。
这里海拔超过三千五百米，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对于来自平原和低海拔地区的红军将士们来说，单是高原反应就已经是一道严峻的考验，更不用说翻越前方那片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松潘草地。
松潘草地，是青藏高原东缘的一片高原沼泽地带。
这片草地，面积超过一万五千平方公里。地表看起来是普通的草甸，实则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泥沼。行军途中，一旦踩偏，便会陷入沼泽，越挣扎陷得越深，难以自救。
草地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供食用的东西，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烈日炎炎，时而阴雨连绵，有时甚至在夏季也会突降冰雹。
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面前，北上与南下的争论，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
在毛儿盖，两种路线的支持者们展开了反复的交锋。
中央坚持北上，多次召开会议，阐明北上的战略意义，分析南下的种种不利。伟人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通过各种渠道和场合，努力争取各方面对北上方针的支持。
张国焘则坚持自己的立场，一再以草地险阻、北方形势不明、粮食补给困难等理由，表达对北上的反对。
两种声音，在毛儿盖的高原空气里反复碰撞，始终没有形成统一。
与此同时，部队的给养问题愈发严峻。
在高原地区，粮食来源极为有限。当地藏族群众的生产方式以畜牧为主，可供征集的粮食数量远不足以支撑两支大军的长期驻留。部队在毛儿盖地区等待的时间越长，给养压力就越大。
将士们在高原上忍受着饥寒，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消耗。
1935年8月，中央决定，左路军和右路军分别从不同方向穿越草地，向北推进。
按照部署，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各一部组成，从班佑方向穿越草地；左路军同样由两个方面军各一部组成，从阿坝方向穿越草地，两路在草地北侧汇合后，再共同北进。
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开始穿越草地。
穿越草地的过程，极度艰难。
将士们踩着时而坚实、时而松软的草甸前行，稍不注意就会踏入泥沼。高原上的气温，白天有时还算勉强，到了夜晚便急剧下降。
雨水不断，衣物长期处于潮湿状态。随身携带的粮食有限，过了几天便已告罄，许多人开始以草根、皮带充饥。
牺牲，每天都在发生。
有人因为饥饿和疲惫倒下，有人因为踏入沼泽而沉没，有人因为高原上突如其来的风雪而失温。那些长眠在草地里的战士们，大多数连一块墓碑都没有留下。
历时数天，右路军大部分人员穿越草地，抵达班佑、巴西一带。
然而，南北两路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因为穿越草地而消解，反而在抵达草地北侧之后，进入了最为尖锐的阶段。
左路军在张国焘的率领下，到达阿坝地区后，停止了北进，开始原路返回，向南折回。
张国焘在左路军中传达了南下的指令。
消息传到右路军这边，局势骤然紧张。
1935年9月，伟人率中央红军先行北上，穿越草地，向甘肃南部进发。
徐向前，没有随中央红军北上。
他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跟随张国焘，开始了南下的行动。
那一年，他三十四岁。从那个路口开始，他走上了一条与中央红军截然不同的道路，而这条路通向何处，没有人能够预知。
那一步之后，等待他的，是他此生最难以承受的一段岁月，而最沉重的，远远还没有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