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路只拆了半个村,唯独我家被圈在路中间,我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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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当推土机的轰鸣声第一次在我们村子里响起时,所有人都以为那是好日子来临的信号。

省道扩建,拆迁款给得敞亮,左邻右舍拿着几十万的补偿款,喜笑颜开地搬走了。

可当尘埃落定,我站在自家二层小楼的院子里,看着两侧崭新的柏油路面,才发现——我家,成了这条路上唯一的“钉子户”。

“老李,你家这是啥情况?路都修到家门口了,咋还不搬?”邻居老张问我。

我只能苦笑,不是我不愿搬,是压根就没人来跟我谈。



我叫李卫国,今年四十二岁,是我们村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

我们村叫下湾村,靠着一条尘土飞扬的旧省道,日子过得不咸不淡。

去年开春,村里的大喇叭炸了锅。

广播里,村支书王长贵用他那标志性的大嗓门,兴奋地宣布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连接省城和我们县城的旧省道,要进行全面升级扩建了!新路要拓宽成双向四车道,从我们村子中间穿过去。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拆迁!

在那个年代,拆迁,就约等于一夜暴富。

消息一出,整个下湾村都沸腾了。家家户户都在讨论,谁家的院子大,谁家的房子新,能拿多少拆迁款。

人们见了面,打招呼的方式都变了,不再是“吃了吗”,而是“你家量了没?估了多少钱?”

很快,县里拆迁办的工作组就开着一辆吉普车进了村。一群穿着制服、拿着图纸和测量工具的人,开始挨家挨户地进行丈量和登记。

我们家在村子的正中央,两层的小楼是前几年我用半辈子积蓄刚盖起来的,院子也大。我心里盘算着,按照村里流传的补偿标准,我家怎么着也能拿到七八十万。

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去县城里给儿子买套婚房,剩下的钱还能做点小生意,这辈子的光景,可就算是彻底盘活了。

我满心欢喜地,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泡好了茶,就等着拆迁办的人上门。

可我左等右等,眼看着村东头的张家量完了,村西头的赵家也签了字,就是没人来敲我家的门。

我心里沉不住气了,主动迎了上去,拦住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带头的工作人员。

“同志,你好你好。”我递上一根烟,满脸堆笑地问,“我们家什么时候量啊?我这家里随时都有人,你们随时来都方便。”

那个戴着眼镜的工作人员,推了推眼镜,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然后翻了翻手里的图纸,皱着眉头说:“你家?李卫国是吧?”

“对对对!就是我家!”

他用手指在图纸上比划了半天,然后用一种冷淡的、公事公办的语气对我说:“不好意思啊,你家这块,不在这次的征收范围之内。”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以为自己听错了。“不在征收范围?同志,你是不是搞错了?这新路不就从村子中间过吗?我家就在路边上,怎么可能不在范围里?”

我赶紧跑回家,把我那本宝贝一样藏着的土地证和房产证都拿了出来,递给他看。“同志你看,白纸黑字,这地,这房子,都是我的。这位置,就在路中间啊!”

那个工作人员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们是严格按照县里规划局给的图纸来办事的。图纸上画了谁家,我们就拆谁家。没画的,我们就不管。你要是有疑问,别来找我们,去找上面反映。”

说完,他就带着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煎熬。

我眼睁睁地看着,村东头的三十七户人家,陆续都在拆迁协议上按了手印。我亲眼看着,我隔壁的老张,那个跟我从小玩到大的伙计,拿着一张八十万的银行存单,笑得满脸的褶子都开了花。

“卫国啊,”他拍着我的肩膀,既是炫耀,又带着一丝同情,“你说你这叫什么事啊?路修在两边,就把你家给单单撂下了。不行你就去镇上问问,肯定是他们搞错了。”

我去了。我去镇政府,跑了不下十趟。每一次,接待我的那个小年轻,都是爱答不理地翻着一堆文件,然后用一句万年不变的话来敷衍我:“你的情况我们已经记录了,可能是测绘的时候出现了偏差。你先回去等等吧,有消息了会通知你。”

可我这一等,就等来了推土机。

施工队开进了村子,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我站在自家院门口,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我家院墙的两侧,精准地,各留出了五米宽的距离,然后,用推土机,笔直地,毫不犹豫地,铺开了宽阔的路基。

我的家,就像一块顽固的礁石,被硬生生地,留在了路中间。

推土机的效率高得惊人。

不到一个月,我们村那一段的路基就全部铺好了。又过了两个月,黑色的柏油路面也铺设完毕,崭新的道路标线画得一清二楚。

新省道正式通车的那天,县里还搞了个小小的剪彩仪式,镇上的领导都来了。

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村民们都跑去看热闹,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只有我,一个人,像个傻子一样,站在我那栋二层小楼的阳台上,心里拔凉拔凉的。

我家,彻底成了一座“孤岛”。



崭新的、宽阔的四车道柏油路,像一条黑色的河流,从我家两旁奔腾而过。

而我的这栋小楼,连同我家的那个小院,就这么突兀地,像一块巨大的纪念碑,或者说,像一个巨大的坟包,孤零零地,立在了马路的正中央。

所有南来北往的车辆,开到我家门口,都必须减速,然后小心翼翼地,从两侧那仅够一辆车通过的狭窄通道上绕过去。

一时间,我家门口,成了这条新省道上最拥堵、也最奇葩的“景点”。

村支书王长贵,看这实在不像话,主动上门来找我谈。

他蹲在我家门槛上,递给我一支烟,叹着气说:“卫国啊,你看这事闹的。现在路都修好了,你这房子,是肯定不能留在这儿了。这不光是挡路,还危险啊!要不……要不你自己先找个地方搬出去?等以后有机会,村里再给你想办法?”

我掐灭了烟头,红着眼睛问他:“王叔,我自己搬?我搬哪儿去?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大家子人。再说了,拆迁款呢?别人家都拿了钱,高高兴兴地搬走了。凭什么就落下我一家?我这房子,我这地,难道就不是国家的了?”

王长贵被我问得一脸尴尬,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这个……这个事吧,我也去镇上问过了。说是……说是这次扩建项目的资金,都已经全部拨付出去了,现在……现在确实是没钱了。”

没钱了?这叫什么话!

我老婆在家,天天以泪洗面,跟我又哭又闹。“李卫国!你就是个窝囊废!你看看人家老张,看看人家老赵!哪个不是拿着几十万,在县城里买了新楼房!就你!就你没本事!眼睁睁地看着咱家被堵在路中间,屁都不敢放一个!”

远在省城读大学的儿子,也打来电话,在电话里把我一顿臭骂:“爸!我们学校的同学都知道了!他们都在笑话我!说我家是全中国最牛的‘钉子户’!你到底是怎么搞的?你就不能去闹一闹,去争一争吗?”

闹?我怎么闹?我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拿什么跟他们斗?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因为我家严重阻碍了交通,每天都有无数过路的司机,在我家门口,不耐烦地按着喇叭,甚至摇下车窗,指着我家的房子破口大骂。

县里的交警,也来了好几次。他们先是劝我,让我尽快搬离。看我“冥顽不灵”,干脆就在我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又一张的罚单,说我“非法占用公共道路,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村里人,也开始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那些拿了拆迁款的邻居,非但没有同情我,反而说起了风凉话。

“我看啊,这李卫国就是贪心不足!肯定是嫌钱少,想多要点,才赖着不搬的!”

“就是!把路堵成这样,影响的是大家!太自私了!”

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掉进了一个冰窟窿里,四面八方,都是刺骨的寒冷和无尽的黑暗。我成了全村,甚至全县的笑话和公敌。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我家门口的门槛上,坐了一夜。我抽光了整整一包烟,看着南来北往的车灯,在我家门口,汇成一条拥堵的河流。

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看着那些因为堵车而焦躁不安的司机,看着这条崭新却又不畅通的省道,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疯狂的,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的念头。

——既然,他们把我变成了路障。那我就索性,当一个有价值的,能赚钱的路障!

那个疯狂的念头一冒出来,就在我脑子里扎了根,怎么也挥之不去。

第二天,天一亮,我顾不上吃早饭,骑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就直奔县城。我找到了县里最大的一家建筑工程队。

包工头姓刘,是个精瘦的汉子。他听完我的想法,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我说老李,你……你没发烧说胡话吧?”他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你要把你家那栋在马路中间的房子,给……给改成一个停车场?”

“对!”我点了点头,眼神异常坚定。

“你疯了吧!”刘工头一拍大腿,“你家那房子,堵在路中间,车都绕着走还来不及,谁会傻到开进去停车啊?你这不是把钱往水里扔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画了一晚上的草图,铺在他面前。“刘工,你先听我说完。”

我指着草图,把我的计划,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

“你看,我们村这个位置,很特殊。往前走五公里,是通往省城的高速路口。往后走十公里,才是下一个国道服务区。这中间,有整整十五公里的路段,是没有任何休息和停靠点的。很多跑长途的大车司机,开到我们这儿,正好是人困马乏的时候。”

“我的计划是,把我家的一楼,全部打通,不做墙,就用几根承重柱撑着,改成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停车棚。这样,至少能停下四五辆小轿车,或者两辆大货车。”

“二楼呢,也不住人了。我把它隔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改成一个小小的便利店,卖点泡面、火腿肠、矿泉水之类的东西。另一部分,改成一个公共卫生间,安上抽水马桶,保证干净卫生。”

“院墙呢,全部拆掉!院子里的地,也全都铺上水泥。这样零零散散的,又能停下好几辆车。”

刘工头听着我的计划,脸上的表情,从一开始的震惊,慢慢变成了思索。

“老李,你这个想法……是挺有创意的。但是,”他还是摇了摇头,“风险太大了。你这么一改造,得花不少钱吧?万一……万一真没车来停,你可就血本无归了。”

“我算过了,大概需要三十万。”我说出了一个让他再次震惊的数字。

三十万!在八十年代末,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这是我和我老婆,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的,全部的家当。是我准备给我儿子,娶媳妇用的。

“我决定了,就这么干!输了,我认栽!”我斩钉截铁地说。

刘工头看着我眼里那股破釜沉舟的狠劲,最终,一咬牙,点了点头:“行!老李,我佩服你这条汉子!这活,我接了!我给你用最好的料,找最好的工人,保证一个月内,给你弄好!”

我把存折里那三十万,全部取了出来,交给了刘工头。



当我拿着那张空空如也的存折回家时,我老婆彻底爆发了。

她指着我的鼻子,哭得撕心裂肺:“李卫国!你真是个败家子!你疯了!那是我们攒了一辈子的钱啊!是给儿子娶媳妇的救命钱啊!你就这么打了水漂了?”

我没有跟她争吵,只是默默地抽着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

当天下午,她就拎着一个大包袱,哭着回了娘家,临走前,扔下一句话:“这日子没法过了!等你的钱赔光了,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去吧!”

村里人听说我要把房子改成停车场,也笑疯了。

隔壁的老张,专门跑来看我家的施工现场,一边看,一边摇头:“卫国啊卫国,你这是钻牛角尖了。你还不如拿着这三十万,去县里买套小房子,也比扔在这儿强啊!你等着瞧吧,你这停车场盖好了,连个鬼影子都不会有!”

所有的人,都不理解我,都觉得我疯了。

那半个多月的施工期,我成了全村最大的笑话。我吃住都在工地上,看着自己辛苦盖起来的新房,被工人们敲得千疮百孔,心里不是不疼。

我每晚都失眠,躺在工地的简易棚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算着账。如果,如果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没有一辆车愿意停进来,那我这三十万,就真的打了水漂。到时候,我老婆要跟我离婚,儿子要跟我断绝关系,我李卫国,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连个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半个多月后,在刘工头和他手下工人们的日夜赶工下,我的“停车场”,终于在一片争议和嘲笑声中,改造完成了。

一楼的墙壁全部被打通,成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停车棚,地面铺上了厚厚的水泥。二楼,也按照我的设想,隔出了一个十来平米的小卖部和一个干净整洁的卫生间。院墙被彻底拆除,原来的菜地也变成了平坦的水泥地。

整个房子,看起来就像一个奇怪的,立在马路中间的“堡垒”。

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立招牌。

我专门去县城,找人做了一块在当时看来非常“时髦”的,带灯箱的发光招牌。招牌很大,红底白字,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卫国停车休息区】

而在下面,还有一行更小,也更引人注目的字:

【停车费:每小时300元】

当这块招牌,在傍晚时分,被高高地挂在我家门口,并且亮起灯的那一刻,整个下湾村,彻底炸了锅。

“三百块钱一小时?他是不是想钱想疯了?抢钱啊这是!”

“就是!县城里最好的停车场,一天也才收五块钱!他这一个小时就要三百?”

“我看啊,他这就是故意在赌气!破罐子破摔了!”

村支书王长贵,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带着几个村干部,气冲冲地找上了门。

“李卫国!你这是要干什么?造反吗?”王长贵指着那块刺眼的招牌,吹胡子瞪眼地对我吼道,“你这是敲诈!是勒索!你赶紧给我把这价格改了!不然,我马上就去镇上举报你!”

我搬了条板凳,慢悠悠地坐在门口,点上了一根烟,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王叔,您别生气。我这开门做生意,讲究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这块地,是我的私人土地,我没有占用公共道路。我在这上面提供停车服务,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谁觉得贵,可以不停。谁要是愿意停,那我热烈欢迎。这有什么问题吗?”

王长贵被我这番不软不硬的话,噎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他指着我,你了半天,最后只能气哼哼地甩下一句“你给我等着”,然后带着人走了。



招牌挂出去的头三天,生意果然如所有人预料的那样,冷清得能听见苍蝇飞过的声音。

所有路过的车辆,开到我家门口,都会好奇地减速,看一眼那块奇葩的招牌。然后,司机们都会摇下车窗,朝着我家的方向,比一个鄙视的手势,或者干脆破口大骂一句“神经病”,然后一脚油门,绕道而去。

那三天,我老婆也从娘家打来好几次电话,在电话里又哭又骂,说我把李家的脸都丢尽了。

我的心里,也开始打鼓。难道,我真的错了?

就在我快要扛不住,准备把价格改了的时候,转机,在第四天中午,出现了。

那天中午,天气很热。一辆黑色的,擦得锃亮的大奔,在我家门口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一个穿着笔挺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急匆匆地从车上走了下来。他看了一眼我门口的招牌,皱了皱眉头,然后直接走到我面前,语气很冲地问:“喂!老板!你这里能不能快点停车?我赶时间,要去县里开个重要的会!车停你这儿,安全吗?”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伸手指了指那块写着价格的招牌。

他看了一眼,眉头皱得更紧了。他犹豫了一下,似乎是想开车走人。但他看了看手腕上的金表,又看了看远处那似乎望不到头的公路,最终,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那个年代,有手机的可都是大人物。

“行!三百就三百!赶紧的!”他显得很不耐烦,“我最多停二十分钟!你这儿能扫码吧?”

我点了点头,拿出了我提前准备好的收款码。

“嘀”的一声,六百块,到账了。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赚到这么多的钱。

那天下午,又陆陆续续地来了两辆小轿车。一辆是赶着去省城看病的,一辆是车子出了点小毛病,需要临时停靠检查的。

他们虽然都对这个价格咋舌不已,但最终,也都乖乖地付了钱。

第五天,真正的“大客户”来了。

一辆巨大的,拉着满车货物的大货车,在我家门口停了下来。司机是个满脸倦容的壮汉,他跳下车,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板,你这能睡觉不?我连着开了十几个小时了,实在扛不住了,得眯一会儿。”

“能!二楼有休息室,还有热水,能泡面。”我回答。

“行!那太好了!”他停了足足三个小时,给了我九百块钱。

我以为他会抱怨价格太贵。可他临走的时候,却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记忆犹深的话。

他说:“老板,你这钱,收得值!你知道吗?对我们这些跑长途的来说,有时候,能有个地方安安稳稳地歇歇脚,冲个热水澡,吃碗热泡面,比什么都强。你这儿,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比服务区那个人挤人的地方,强多了!”

那一刻,我看着他远去的车影,心里突然就有底了。我知道,我赌对了。

大货车司机的这番话,给了我巨大的信心。我意识到,我的这个停车场,看似定价离谱,但其实,它精准地切入了一个被所有人忽略了的,细分市场的痛点——长途司机的应急休息需求。

从那以后,我的生意,开始慢慢地,有了转机。

口碑,这个最原始也最有效的营销方式,开始在那些南来北往的司机群体中,悄悄地传播开来。

“嘿,你知道吗?在去省城的那条新省道上,有个特牛的停车场,盖在马路中间的!”

“知道知道!收费死贵那个嘛!一个小时三百!”

“贵是贵,但那地方是真不错!位置正好卡在人最容易犯困的路段。你实在扛不住了,进去歇一个小时,喝口热水,上个干净厕所,比你硬撑着开车,把命丢了强吧?”

“就是!老板人也不错,还卖泡面和火腿肠,价格也不贵。我上次车胎出了点小毛病,他还借我工具用呢!”

渐渐地,来我这里停车的,不再仅仅是那些开着豪车、不差钱的“大老板”,越来越多的长途货车、客车司机,也开始把我这里,当成了一个重要的,可以救急的“补给站”。

第一个月下来,我一算账,自己都吓了一跳。平均每天,能停上七八辆车,有时候甚至能超过十辆。扣除掉水电成本,我这个月的纯收入,竟然突破了两万块!

两万块!这在当时,是我在村里种十年地都赚不回来的钱。

我拿着这笔“第一桶金”,没有存起来,而是立刻又投了进去。我听从了一些老司机的建议,对我的这个“休息区”,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我花钱加装了当时还很稀罕的监控摄像头,保证每一辆停进来的车的安全。我在二楼的休息室里,装上了电话,还拉了电话线,让司机们可以免费给家里报平安。后来,我又咬牙,花大价钱,装上了在当时堪称“奢侈品”的无线网络,也就是WiFi。我还从县城里,买回来了好几个大功率的充电桩,解决了司机们手机充电的难题。

我还从村里,雇了两个赋闲在家的留守妇女,专门负责打扫卫生间的卫生,保证二十四小时干净整洁,没有异味。工资开得比她们在外面打零工高得多。

我的这个小小的停车场,变得越来越正规,越来越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微型服务区了。

我赚钱的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

最先有反应的,是我老婆刘芳。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我一个月赚了两万块,第二天就自己从娘家,带着儿子回来了。

一进门,她看着焕然一新的家,和院子里停着的几辆小汽车,眼睛都直了。她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又哭又闹,而是破天荒地,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

饭桌上,她给我夹了一块红烧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卫国,我……我当初不该那么说你。我早该知道,你是个有本事,有脑子的人。”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然而,树大招风。我这生意一火爆,眼红的人,也就来了。

村支书王长贵,又一次找上了门。不过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的身后,还跟着几个穿着制服的,镇政府的干部。

他一改之前的嚣张气焰,脸上挂着假惺惺的笑,对我说:“卫国啊,恭喜你啊,生意做得这么红火。这是镇上的张干事和李干事,听说你这里搞得不错,特意来视察一下。”

那个姓张的干事,推了推眼镜,开门见山地说:“李卫国同志,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你在这里,涉嫌‘非法经营’。我们现在要依法对你的相关证照,进行检查。”

我心里冷笑一声,知道他们是来找茬的。

我不慌不忙地,从屋里拿出了一个文件夹,拍在了他们面前。

“各位领导,请看。这是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这是我的《税务登记证》,这是我的《食品卫生许可证》,还有这个,是县消防大队出具的《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我把这些证件,一样一样地,摆在了他们面前。这些,都是我用赚来的钱,托了县城里的关系,加急办下来的。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有这么一招。

那几个干部看着眼前这一堆齐全的证照,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

他们悻悻地,找不到任何可以挑刺的地方,最后,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

临走的时候,那个王长贵,回头,用一种阴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扔下了一句:“李卫国,你别得意得太早。咱们走着瞧。”

王长贵的威胁,并没有让我感到害怕。我以为,只要我手续齐全,合法经营,他们就奈何不了我。

可我还是太天真了。我低估了他们的手段,也高估了所谓的“规矩”。

就在我的生意最火爆,每天的收入都稳定在三四千块钱的时候,一记真正的重锤,毫无征兆地,砸了下来。

那天上午,一辆印着“交通执法”字样的车,直接开到了我的停车场门口。车上下来了五六个人,领头的,是县交通局的一位副局长,姓孙。

“你就是李卫国?”孙局长背着手,官气十足地走到我面前,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是我。孙局长,请问有什么事吗?”我心里一沉,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孙局长从他身后的秘书手里,接过一份文件,在我面前晃了晃。“李卫国,根据省道扩建的统一规划,你这座房子,属于违章建筑,严重影响了道路交通安全。现在,我们代表县政府,正式通知你,限你三天之内,自行搬离。否则,我们将组织人员,进行强制拆除。”

强制拆除?!



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赶紧跑回屋,拿出我的土地证和房产证,冲到他面前。

“孙局长!你搞错了吧!我这房子,有证有据,是我的合法财产!当初修路的时候,拆迁办的人亲口跟我说,我家不在征收范围之内!怎么现在又成了违章建筑了?”

孙局长看着我手里的那两本红色的证件,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冷笑。他从秘书手里,又拿过一张巨大的规划图纸,在我面前,“唰”地一下展开。

“李卫国,你睁大眼睛,自己看清楚了。”他用手指着图纸上的一个点,冷笑着说,“你真以为,当初修路的时候,是拆迁办的人把你给遗漏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这条路,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故意绕开你家这块地的!”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那张详细的地下管线规划图上,一条粗大的,用红色标注的线条,正好从我家的地基下面,穿堂而过。旁边标注着几个醒目的大字...

我的手,猛地一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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