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湖西抗日根据地史》《罗荣桓传》《郭影秋回忆录》《山东革命历史档案汇编》及百度百科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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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深秋，山东湖西根据地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鱼台县谷亭镇，苏鲁豫支队四大队的驻地里，一份又一份死刑名单被送到政委王凤鸣面前。
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提笔签字，动作干脆利落。
这些名单上的人，有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宣传部长马霄鹏、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有鱼台县委书记史为功、丰县县委书记孙兆立，还有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中坚力量。
短短四十多天里，约三百人惨遭杀害，五六百名党政军干部被逮捕受审。
整个湖西地区陷入了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风暴。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风暴的制造者之一，正是这片根据地的主要开拓者——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凤鸣。
当消息传到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那里时，他震惊不已——王凤鸣，曾经给他当过警卫员的老部下，如今却在湖西制造了如此惨烈的冤案。
一个曾经九死一生的红军战士，一个亲手开创湖西根据地的功臣，为什么要亲手将自己的事业推向深渊？
为什么要对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举起屠刀？
这背后的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触目惊心。
【一】微山湖畔：一片根据地的崛起
湖西，这片土地在中国抗战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它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因大部分区域位于山东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四湖以西而得名。
这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铁蹄践踏华北大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
就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湖西人民没有屈服。
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湖西人民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农民们放下锄头，拿起大刀长矛，有的人甚至扛着猎枪、土铳，组织起了一支支抗日武装。
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装备简陋，训练不足，但他们有着保卫家园的坚定信念。
1938年6月，这些零散的武装力量被整合起来，成立了湖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
成立之初，总队下辖十几个大队，约一千余人。
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士气高昂，在湖西地区四处出击，给日伪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到了1938年底，短短半年时间，义勇队就发展到二十多个大队、五千余人。
队伍后来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成为抗战初期坚持湖西抗日斗争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支队伍的创建和发展，离不开许多人的心血。
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李贞乾、郭影秋等一批干部，都是湖西根据地的开拓者。
他们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一步一个脚印地把这片根据地建设起来。
1938年12月，由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改编而成的苏鲁豫支队到达湖西地区。
这支部队是红军主力改编的正规军，战斗力极强。
他们一到湖西，就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一举粉碎了日伪军四千余人对湖西的首次"扫荡"。
湖西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称誉苏鲁豫支队是"神兵天降"。
八路军主力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湖西军民的抗战士气，也为根据地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不久，苏鲁豫支队与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部队迅速发展到八千余人，成为一支令日伪军胆寒的劲旅。
1939年5月，随着形势的发展，湖西特委升格为湖西区党委（又称苏鲁豫区党委或山东第五区党委）。
区党委的组成是：书记白子明、组织部长郝中士、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政府工作部长陈筹、青年部长孙衷文、社会部长赵万庆、委员李毅。
区党委下辖湖边地委、鲁西南地委，以及萧宿永中心县委、单县中心县委、沛县中心县委、丰县中心县委等多个县级党组织，根据地覆盖二十余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这是湖西根据地最辉煌的时期。
抗日武装不断壮大，根据地日益发展，群众已广泛发动起来，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日斗争。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然逼近。
1939年5月间，遵照中共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三个大队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一带开辟根据地，并与淮北的新四军彭雪枫部取得了联系。
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部分兵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一带开辟根据地。
留在湖西中心地带坚持斗争的，是原挺进支队改编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
当时的苏鲁豫支队有七个大队，支队相当于旅级，大队相当于团级。第四大队由梁兴初兼任大队长，王凤鸣兼任大队政委。
王凤鸣同时还担任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和湖西军政委员会主席。
支队主力转移后，他实际上成了湖西地区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者。
这个布局，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二】干校风波：祸起萧墙
1939年5月，湖边地委为了培养干部，在鱼台县谷亭镇西北大田家村开办了干部学校。
这所干校的成立，本是为了给根据地培养急需的人才。
干校负责人由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兼任，日常工作由非党教员魏定远负责。
参加学习的都是湖西各地来的爱国知识青年，他们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干校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充实。学员们白天学习革命理论、军事知识，晚上讨论时事、分析形势。
这些年轻人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是城里的学生，有的是乡下的教师，有的是小商人的子弟，他们背景不同，但目标一致——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祖国。
到了1939年8月，学员们即将毕业，面临着工作分配的问题。
这时候，出现了一些思想波动。
部分学员不愿留在湖边地区工作，提出"哪里来的还要分配到哪里去"。
特别是一些沛县籍的学员，希望能够回到家乡沛县工作。
学员中还出现了"沛县同乡会"这样的组织。
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些年轻人思念家乡、想回家工作的普通诉求，属于一般性的思想问题。
只要做好思想工作，完全可以妥善解决。
湖边地委领导人发现这些情况后，却十分惊慌。
他们把这些简单的思想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怀疑背后有敌人的破坏活动。
当时地委书记李毅正患恶性疟疾，病得很重，无法亲自处理此事。
他就把这件事交给了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
王须仁，这个名字在湖西"肃托"事件中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人物。
此人在北平参加过学生运动，后来被捕变节，成为变节分子。
他随南下的学生来到山东，在国民党第五战区的第二游击司令部任过职。
后来，他混入了共产党的队伍，爬到了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的位置。
王须仁接手此事后，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而是捕风捉影，将干校发生的一般性思想问题与"托派"联系起来。
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托派"，是指追随托洛茨基思想的一个派别。
托洛茨基原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领导人，后来被开除出党，流亡国外。
20世纪30年代，苏联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反托派斗争，造成了许多冤案。
在中国，1931年5月陈独秀曾组织过"托派中央"，进行反党活动。
但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后，托派组织即发生了分化。
抗战时期，托派并无统一的组织，在共产党内更没有潜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托派"组织。
王须仁却不管这些。他罗织罪名，将教员魏定远逮捕、审讯。
在审讯中，他采取诱供、逼供的方式，施加酷刑，硬逼魏定远承认自己是"托派"。
魏定远被打得遍体鳞伤，在酷刑之下，他被迫按照王须仁的要求，编造出了所谓的"托派组织"，牵连到一些人。
这就成为"肃托"事件恶性发展的开端。
一个普通的思想问题，就这样被人为地上纲上线，演变成了一场政治风暴的导火索。
而在这个时候，湖边地委的上级——苏鲁豫区党委的领导们，并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和冷静。
1939年9月3日，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在湖边地委驻地谷亭开会。
这是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苏支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等人。
会上，王须仁将他逼供所得的材料，向参加会议的领导作了汇报。
他把一个子虚乌有的"托派组织"描绘得绘声绘色，仿佛湖边地区真的潜藏着一个庞大的敌对势力。
接着，众人集体会审了遍体鳞伤的魏定远。
魏定远当时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他在众人面前，仍按王须仁逼迫的口供重复了一遍。
在场的领导人信以为真。
他们没有仔细分析研究王须仁通过刑讯逼供得来的材料是否可靠，而是认定湖边地委真的发现了"托匪"组织。
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不但没有制止王须仁的行为，反而大加赞赏，认为他"能干"、有"肃托经验"。临走时，白子明正式指定王须仁为湖边地委"肃托"的负责人。
这一决定，彻底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从此，王须仁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他根据对魏定远残酷逼供所得虚构的漏洞百出的材料，又逮捕了正在地委组织部等待分配工作的曹广善和地委干校干部郝晓光。
然后，他又用酷刑指名逼供，从而牵连出更多的干部，包括许多领导干部。
鱼台县委书记史为功、宣传部长刘吼凤、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甚至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也被说成是"托匪"。
一场血雨腥风，正在湖西大地上酝酿。
【三】二王合流：事态失控
王须仁的胃口越来越大，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他逐渐意识到，要把"肃托"搞大，单靠湖边地委的力量是不够的。他需要一把更锋利的"刀"。
这把"刀"，就是王凤鸣。
王凤鸣掌握着湖西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
苏鲁豫支队主力转移后，四大队实际上成了湖西的"定海神针"。
有了军队的支持，王须仁就可以放手大干。
王须仁主动靠拢王凤鸣，提出地委要靠近主力部队。
地委书记李毅没有想到王须仁是别有用心，出于对主力部队的信任，表示同意。
就这样，王须仁和王凤鸣走到了一起。
王凤鸣没有向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报告，也没有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请示，就主观肯定湖边地委的"肃托"完全正确，还自行决定"肃托"工作由他统一指挥。
从此，"肃托"开始以更加疯狂的速度蔓延。
与此同时，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根据王须仁提供的虚假材料，既不作调查研究，也不向上级请示报告，便轻率地在区党委发动所谓"肃托"斗争。
他完全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亲自进行刑讯。
1939年9月10日至17日，一场有组织的大屠杀开始了。
他们先后在单县东南王小庄和丰县北的于王庄，逮捕、审讯、杀害了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参谋长李发、区党委宣传科长朱华、教育科长张基隆、《团结日报》社负责人魏钦公、吴筱砾、第五大队一营营长孟宪琛、第五大队二营营长康文彬等五十余名各级党政军负责人。
许多被害的同志宁死不屈。
据史料记载，他们就义时高唱《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表现了高尚的革命气节。
但屠杀并没有停止。
1939年9月18日，这一天恰好是"九一八"事变八周年纪念日。
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王凤鸣和王须仁率苏支四大队由湖东郭里集赶到湖西丰北，包围了区党委驻地于王庄。
王凤鸣伪造中央电报，谎称中央为防止"托匪"暴动，特委派他来采取断然措施，迅速处理。
以此为借口，他下令逮捕了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青年部长孙衷文、组织部长郝中士，以及湖边地委书记李毅。
同时，他们还逮捕和软禁了区党委各部门大批干部。
整个苏鲁豫区党委，除了书记白子明一人外，几乎所有的领导成员都被打成了"托派"关押起来。
紧接着，王凤鸣、白子明、王须仁私自成立了一个所谓"整理委员会"，以代行党委的权力。
他们完全架空了区党委的组织系统，把湖西地区的党政军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9月下旬，白子明以区党委书记的名义，向所属各地委、中心县委、县委和各县地方武装发出通知，命令各县区委委员、部队相应级别以上的干部及其所带领的部队到区党委驻地谷亭镇集合"受训"。
各地接到命令后，虽然明知去"受训"凶多吉少，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命令。
萧宿永中心县委和鲁西南地委，因分别得到彭雪枫部和杨得志、崔田民的冀鲁豫支队的制止和掩护，没有参加。其他各县都派人参加了"受训"。
各地"受训"人员到谷亭镇后，所带去的部队均被编并于苏支四大队，各地"受训"干部加上区党委机关的干部约三百人全部被关禁闭。
在"训练班"中，又有一批干部惨遭杀害。
金嘉巨中心县委书记郭耕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害的。
【四】血染湖西：风暴席卷
"肃托"的风暴越刮越猛，越刮越广，很快就从地方党组织蔓延到了主力部队。
王凤鸣和王须仁制造了一个所谓"托匪"利用女人破坏首长威信的案件，逮捕了正在"受训"的妇女干部郭仙云，接着又逮捕了边区妇联主任孔真和副主任金彩凡等。
他们对逮捕的女同志进行野蛮的折磨、拷打，又逼出了新的所谓"托派苏鲁豫省委"。
据此，又追捕了陈筹、孙兆立、郝中牟（李文）和山东分局派来做青年工作的干部刘剑等。
在审讯中，他们更加居心叵测地逼迫受审人员，甚至要他们供出在主力部队、山东分局以至中央的"托派"。
这样一来，他们的矛头开始指向了主力部队。
苏支四大队大队长梁兴初被逮捕了。
这位老红军战士，经历过长征的艰险，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的生死考验，如今却被自己的战友扣上了"托匪"的帽子。
与梁兴初一同被捕的，还有四大队参谋长颜立荣、政治处主任罗荣生，以及湖西抗日武装的创始人、原抗日义勇队二总队总队长李贞乾、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等人。
梁兴初被捕这件事，在部队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他是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队长，是位资深的老红军，对他的逮捕进一步扩大了事态。
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听说梁兴初被捕后，立即从陇海路南赶回湖西。他见到李贞乾、梁兴初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被打得身负重伤，遍体鳞伤。
彭明治要求王凤鸣释放梁兴初等四大队的干部。
王凤鸣不但不听，反而编造说湖西"托派"非常厉害，部队中的干部变得很快。
彭明治不相信有这么多"托派"。王凤鸣又说这里的党是托派发展起来的。彭明治更是不信。
就在彭明治和王凤鸣交涉的时候，王须仁竟然当面把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给绑了。
郭影秋是湖西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被捕的第二天，王须仁就对他进行审讯。
他对王须仁的审问根本不屑理睬。王须仁不得不把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搬出来。
郭影秋万万没有料到，白子明竟然亲自对他用刑。
一边动刑，一边逼他交代"托派"问题。
审讯持续了六七个小时，郭影秋始终实事求是，坚强不屈，曾几次被打得死去活来。
当郭影秋处于昏迷状态时，白子明拿来一张伪造的电报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谎称是山东分局的电报，说领导他工作的郭子化也是"托派"，已经主动交代，并供出他也是托派。
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为了瓦解郭影秋的意志而编造的骗局。
彭明治无力阻止这一切。他无法干涉地方党委工作，自己也面临着被抓的危险，心中十分焦虑，只得策马飞奔回指挥所，电告一一五师师部求援。
几乎在同一时间，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崔田民也得知了"湖西肃托"的情况，他们同样发来急电，要求制止这一事件。
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的领导对湖西"肃托"的情况已有所了解，几次发电制止。
但白子明、王凤鸣、王须仁拒不执行上级的指示，事态仍在继续发展。
被关押的郝中士、孙衷文、李毅、耿荆山等人研究后，写了一份材料，托一个被释放的小商贩转交给沛县干部刘昭筹。
刘昭筹又找到湖上游击队队长张运海（张新华），两人一起赶到鲁南山区，向罗荣桓呈交了这份材料。
至此，湖西"肃托"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据史料记载，在这次事件中，先后有五六百名党政军干部被捕受审，约三百人惨遭杀害。
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宣传部长马霄鹏、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各级领导干部相继遇难，整个湖西地区党组织多年辛苦缔造的工作基础几乎全部被摧毁。
抗日根据地由原来的二十余县急剧缩小百分之九十以上，地方武装由万余人急剧减少为仅五百人。
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急剧下降，不少干部战士和民主人士消极回家，乡亲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也都惶惑不解，纷纷出现关门闭户、躲避革命的情况，致使抗日工作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这是湖西根据地建立以来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而造成这一切灾难的人，不是日本侵略者，不是国民党顽固派，而是根据地自己的干部。
而当那些被关押在谷亭镇的干部们，在黑暗的牢房里忍受着酷刑和死亡的威胁时，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份详细记录王凤鸣行为动机的材料，正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的案头上被反复研究，而材料中揭示的那个隐藏在"肃托"背后的真正原因，足以让所有人陷入深深的震惊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