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冲击就业市场哪些群体最“受伤”？

编者按：本文内容选自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6》其中一篇研究报告——《初实证衡量人工智能活动及其对劳动市场的影响》中“香港劳动市场与人工智能”的内容。文章以实证衡量AI对香港劳动力的影响，并观察到AI应用率较高的企业，其员工人数增长较为缓慢。然而，这一影响在香港的规模相对有限，背后可能存在多项潜在原因，如香港劳动力的结构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金融业人才及管理人才所占比例较高，这类人才较难被取代；同时，香港劳动力中高龄从业者及精英从业者的占比也相对突出。另一方面，AI（尤其是生成式AI）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非精英群体及年轻群体。

机器人在香港国际AI艺术节上演奏。（新华社图）

观乎AI对香港劳动市场的影响，至今仍未有充分研究。香港特区政府未有提供可供学术纵向调查的优质职业数据。因此，在劳动市场数据方面，笔者采用了RevelioLabs从LinkedIn所得的统一工作人口数据。该数据库定期更新就业者履历，并补充职衔、职责说明、入职及离职日期、职业／职位分类、根据职衔估计的职级、技能和地理位置，以及教育背景和人口特征。如此统一的数据有助于笔者构建香港企业按时间维度划分的工作人口组成版图，并根据用于文献中受生成式AI影响的不同程度来配对职位。这些资料足以建立职业构成、初级与高级员工比例，以及受AI影响程度相关分组的分时段指标，从而检视外在结合企业层面的AI采用信号，例如通过文本识别在招聘信息中或公司企业传讯中反映的AI采用情况。

至于笔者的研究方法，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在香港的LinkedIn信息覆盖面有所不同。

例如，由于该平台在中国内地的采用程度或存在状况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内地企业对该平台的使用率或有所不足。第二，香港劳动力的构成或大有不同。例如，尽管香港极受AI影响，本地不少金融及管理人才却较难被取代，而较趋向年长或精英化（纽约大概可作类比）。同时，生成式AI目前的影响多集中于精英化程度较低且较年轻的人口。第三，香港企业采用AI的速率和深度或较缓慢。然而，笔者认为本研究样本数据中的偏差与ChatGPT面世应无相关性，亦非受生成式AI影响职业的独有现象。

在衡量受AI影响程度和采用情况（亦即整合）方面，可资参考数据来源有二：一是一般职业层面受影响程度指标，其中隐含所有企业采用AI程度相同的假设。这一常用职业层面受影响指标由Eloundou等提出。二是企业层面采用AI的指标，通常透过企业招聘发布信息。具体而言，Lichtinger与Hosseini实施了一种用“整合者”（即笔者称之为大型语言模型“采用者”）的分类方式，这些就业者试图将AI技术融入其工作流程之中。

基于第一种衡量指标，笔者计算极受AI影响的职位比例。“受影响”可指获得协助或人手被AI取代，但大抵意指产生作用。此类职位包括金融分析师、客户服务人员和软件开发人员等类型。按此标准，香港在极受影响职位比例方面，在各经济体中排名不算特别高。

接下来，笔者标示出2016年各种受影响与不受影响职业的标准化增长，从而加以对比，其中受AI影响一环，所依据的是Eloundou等在O*NETSOC职业层级的GPT-4评级。各种职业按百分位数排名划分为不同的受影响程度组别：受影响程度低、受影响程度中等和受影响程度高。这种分类方法能够捕捉到非线性效应，同时保持结果的可解释性。受影响程度高组别约占香港2022年第4季度所有职位的20%。数据为半年度统计，并从旁列出美国、新加坡的数据加以对比。

笔者接下来进行企业层面的回归分析，利用企业层面受AI影响程度的差异，以更好地判断AI会否带来影响。这是因为整体而言，香港似已出现就业下跌的潜在先前趋势。笔者在本研究的企业样本中，加入美国企业数据作为对照组，令样本规模超过40万家企业，从而观察AI对香港的效果到底较大还是较小。

为隔离出AI的作用，笔者采取了3项措施。一、控制了每家企业在2020至2022年期间的招聘增长情况。二、观测了ChatGPT面世前各企业在易受影响职位（年资低、受大型语言模型影响程度高）中员工比例的横截面差异。三、笔者还复制了Lichtinger与Hosseini的研究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措施之下，香港的AI采用率似乎较高。

在这一更为科学的设定下，笔者发现香港企业中，易受AI影响职位的僱员人数增幅较低，与美国相比尤其显著。对香港企业而言，易受影响职位员工比例对员工人数增长率的边际效应为主效应与交互作用之和。

由此可见，如果一家公司中有40%职位易受AI冲击，而对比另一家公司仅有20%的职位易受冲击，则前者的员工人数增幅将约低0.116个百分点（-0.5792×0.2）。换算为实际职位数量，相当于香港一家员工人数中位数约为527的企业（在ChatGPT面世前）减少约0.6个职位；而一家平均规模企业（约3374名员工）则减少约3.9个职位。结果的潜在解读之一是，AI在香港劳动市场影响尤甚于美国。

为便于以视觉方式展示其中的净效应，笔者叠加采用AI而受影响职业/职位的企业，以及采用AI而职位不受影响的企业。似乎采用者企业稍微较倾向于减少受影响职位的员工人数，而将这些员工人数重新分配到其他职位；对于非采用者企业中所有受影响职业的效果大致上大同小异。总体来看，就净效果而言，结果显示采用AI的企业以稍快速度减少职位受影响的员工人数，而整体效应则近乎笔者定义的采用者群体所表现出的效应。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作者：关颖伦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副教授

太明珠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副教授，行为与决策科学研究所副总监

王子涵 港大经管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