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访谈 | 深入破解供强需弱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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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访谈｜深入破解供强需弱矛盾

——访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尹艳林

编者按：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2025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实现5.0%的增长。但在下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逐月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转负，显示出一段时期以来需求不足的短板仍未得到实质性解决。深入破解供强需弱矛盾对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十分紧要。围绕供强需弱话题，求是网记者对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进行了专访。

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401879亿元，首次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 新华社发 宋博/制图

求是网记者：

怎么理解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供强需弱矛盾？供强需弱矛盾有哪些突出表现？

尹艳林委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与“十四五”时期相比，其中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我理解，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供强需弱矛盾是国内循环不畅的直接反映。从经济运行来看，“需弱”在前，“供强”随后，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需弱”。

当前，供强需弱矛盾的突出表现有四：一是投资和消费增速低于工业增速。2025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3.7%，均明显低于全部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8%的水平。二是价格总水平低于合理水平。2025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与上年持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2.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3.0%。三是经济实际增速显著高于名义增速。初步核算，2025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4018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而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仅为3.99%，相差1个多百分点。在统计上，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速，反映的是实物量供给的增长；按现价计算的增速，反映的是货币形态需求的增长。四是产能利用率持续下降。2025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比上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这一比率的下降表明，受市场需求不足影响，企业的生产能力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求是网记者：

我国供强需弱矛盾是怎么产生的？

尹艳林委员：

分析起来，供强需弱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居民消费已进入新阶段，耐用消费品家庭拥有率已大幅提升，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空调、移动电话已基本普及，家用汽车、计算机普及率超过或接近50%，消费形态已从基本生活型转向发展享受型，服务消费比重不断提高。制造业成本优势逐步减弱，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制造业投资面临转型。我国基础设施整体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民用机场覆盖率已达一定水平，城市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等已基本普及，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也大为改善，传统基建投资高峰已过。

从体制机制来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导致各级政府更加重视生产而不是消费。所谓增值税，顾名思义，就是对生产流通环节增加的价值征税，所以生产越多，能征到的税也就越多。没有工业就没有增值税税源，“无工不富”是当下地方政府很难逾越的现实，所以一些以旅游为主的地方也要想方设法发展工业，这样就很容易从机制上助长制造业同质化低水平发展，在一些领域造成“内卷式”竞争。还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到位，部分过剩行业的企业，在地方保护等潜在因素制约下，没有及时实现市场出清，导致产能没有及时化解。加之投资体制改革滞后，制约了民间投资的扩大，电力、公路、通信和市政设施等领域民营企业仍难以进入，有些行业即使允许民间投资进入，但投资比例、投资形式也受到限制。

从政策影响来看，一些领域存在不利于消费升级的限制性消费政策，收入水平提高后的消费潜力没能得到应有释放。再者，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后，相应的房地产政策调整不及时，使市场预期出现不合理的变化，进而拖累整体需求。还有，这些年政策上一直强调“去风险”，各方面的投资活动得到了有效规范，但同时也导致市场主体风险偏好下降，企业和居民也在“去风险”，投资行为普遍较为谨慎，资产配置上也更倾向于收益稳定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进而使市场预期偏弱，加上受银行利差制约，利率调整不到位，实际利率过高，抑制了投资和消费需求。

求是网记者：

深入破解供强需弱矛盾，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尹艳林委员：

我认为，破解当前的供强需弱矛盾，总的是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

在政策支持上，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必要时要果断发行更大规模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作用。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与此同时，要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在政策上，严格区分一般市场风险与系统性风险，将工作重心放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守住底线上来，改善市场预期并加强预期管理，提高市场主体的风险偏好，让市场机制真正起到调节供求关系的作用。

在改革创新上，一是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将立足点放到为企业投资做好服务上，充分激发社会投资动力和活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存量上仍有较大差距，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城市更新改造、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短板领域投资潜力依然巨大。要加快推进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医疗、教育、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改革，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价格改革。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破除民间资本进入的隐性壁垒，在招投标中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让民营企业敢投资、有回报、能发展。二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过剩产能与落后产能淘汰工作，对那些长期停工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没有生存和发展潜力、扭亏无望、已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和营运价值的“僵尸企业”，依法实施自主清算注销、强制清算注销和破产清算。三是探索新型消费税改革。要从鼓励消费、扩大消费出发，重新定义消费税改革目标，从限制消费的消费税转向鼓励消费的消费税，把降低消费品出厂环节的增值税与开征消费品零售环节的价外消费税结合起来，让居民消费的增加带来的是地方收入的增长而不是支出负担的增加。逐步将应税消费品的征税环节后移至销售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从而使各地增值税不是在生产地分享，而是在消费地分享，引导地方改善营商环境、增加就业机会和扩大消费。

求是网记者：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记者：陈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