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人大代表罗卫红：加速释放“一人公司”社会效能

南方财经全国两会报道组柳宁馨 北京报道

“一人公司”（OPC）成为各地关注的热点。当前，北京发布首个人工智能“一人创业公司”服务计划，苏州加速打造“全球OPC创业首选城市”，深圳、杭州等城市也推出相应支持政策。

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深刻重塑经济与就业形态，一人创业公司（OPC）依托AI实现了“单人成军”。不过，当前OPC发展存在法律界定模糊、权益保护不足，以及技术成本高、数据获取难、配套服务不完善、创业者生态孤立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卫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全国两会期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卫红，结合北京、苏州、深圳等多地探索OPC经验，探讨如何破除OPC发展瓶颈，健全相关配套体系，推动OPC高质量发展，助力创新创业。

OPC的创新路径

《21世纪》：你此次建议，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特别需要支持、推动“一人公司”（OPC）发展。 当前“一人公司”现象为何加速出现，它和传统小微企业相比，有什么结构性不同？

罗卫红：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正深刻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与就业形态，一人创业公司（One Person Company，以下简称OPC）作为新型创业模式快速崛起。

2024年初，OpenAI CEO山姆·奥特曼抛出一个著名判断：“在AI时代，一个人有可能创办一家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2025年上半年美国一人公司创业占比达36%，这个比例在六年间增长了53%。这类由单一个体为核心，依托AI技术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到市场投放全链路业务闭环的创业形态，打造了“超级个体”，实现了“单人成军” 的新范式。它不仅降低了创业门槛与风险，更激发了个体创新活力，直击垂直领域更细小的共性需求、痛点，优化了经济结构与就业形态，契合“轻资产、快迭代、深垂直”的新商业逻辑，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微观主体。

《21世纪》：结合你的调研，当前我国OPC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是什么？

罗卫红：我国OPC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主要有三个，首先是法律界定不清晰，权益保护存在空白。我国尚未出台针对AI背景下OPC的专门法律法规，现有法律框架主要针对传统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难以适配OPC“智能化运营、柔性化协作”的特点。AI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归属、OPC与AI智能体的法律关系、柔性协作中的责任划分等问题缺乏明确依据，易引发法律纠纷。同时，部分OPC存在公司资产与个人资产未隔离的问题，一旦出现债务纠纷，创业者需承担无限责任。

另一方面，OPC要素支撑不足，创新能力受限。AI工具、算力资源、大模型调用费用高昂，多数OPC创业者仅能使用基础工具，限制了创新能力提升。数据资源获取困难也是限制创新的因素，优质训练数据多被行业巨头垄断，OPC难以获取高质量的数据资源进行AI模型训练和产品优化。需要关注的是，数据安全合规风险制约OPC在数据敏感领域的创新，加剧技术创新难度。

最后，当前对OPC配套服务不完善，发展环境有待优化。现有创业服务机构多聚焦传统团队，缺乏针对OPC的专项培训、合规指导、市场推广等服务。多数创业者仅具备单一核心能力，却需身兼CEO、产品、市场、财务、客服等多重角色，核心创新精力被稀释；非核心职能外包既增加成本又难以控制质量，合规风险高。

《21世纪》：如果“一人公司”成为趋势，现有的税收、社保、融资和监管体系是否需要做出调整？

罗卫红：“一人公司”的新业态正面临传统制度框架的桎梏。一是主体身份与准入制度不匹配。多数“一人公司”创业初期难以注册正规市场主体，多以个人身份开展经营活动。这使其在签订合同、开具发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获得对公金融服务时面临障碍，限制了其业务拓展和融资能力。

二是传统创业支持政策难以精准覆盖。现有的创业扶持政策（如创业补贴、场地支持、税收减免）多以雇佣员工、拥有实体场所的团队或小微企业为对象，对于成本主要体现为算力采购、云服务订阅、知识付费及个人社保的“一人公司”，针对性的认定标准和帮扶工具较少，政策获得感弱。

三是社会保障与风险抵御体系缺失。“一人创业者”既是雇主也是雇员，其收入不稳定，容易游离于职工社会保险体系之外，职业风险较高，加剧了长期创业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性，不利于激发持续创新的勇气。

《21世纪》：如何进一步保障“一人公司”的权益、明确责任边界？

罗卫红：建议加快出台针对AI背景下OPC的专门法规，明确其法律地位、登记注册标准、责任承担方式。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为诚实创业失败者提供债务豁免路径。

其次，探索设立“OPC专项备案制”，允许以“个人+AI资产”作为轻资产备案，享受政策扶持并降低合规成本。同时，明确AI生成内容、技术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简化维权流程、降低维权成本。界定OPC与AI智能体、外包协作方的权利义务，防范法律纠纷。

制度方面，需要畅通“数字个体户”发展路径。探索设立“创新个体经营户”或“数字创作者”等轻量化市场主体登记类别。政策集成方面，提供“轻量启动”关键支持，例如为符合条件的“一人公司”提供“低成本空间+研发补贴”的启动支持包、定向算力补贴以及针对知识产权申请与保护的快审通道与费用减免等。

多地搭建OPC培育体系

《21世纪》：具体到OPC配套服务体系，你观察到现在各地有哪些好的做法？

罗卫红：北京依托中关村AI北纬社区，发布人工智能OPC服务计划，以“轻量启动、敏捷试错、生态赋能”为理念，围绕“空间、服务、工具、生态”四大支柱，提供最高三年租金减免、千套人才公寓配套、弹性算力、Agent超市等全方位支持。同时通过融资加速、成长加速、产业加速三阶引擎，联动资本、高校与产业链资源，形成全国首个系统化、全周期的OPC培育体系。

深圳以政策创新引领，破解核心发展痛点。将OPC模式提升至战略层面，出台《打造人工智能OPC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2027年）》，提出到2027年建成超10家OPC社区、培育超千家高成长性企业的目标。推出“训力券+模型券”补贴模式，对OPC订阅AI大模型、算力服务给予费用补贴。

杭州创新模式，破解“单打独斗”难题，率先发布业内首个“一人公司操作系统”（OPC-OS），重构商业协作逻辑。上城区鸿鹄汇作为国内首个OPC加速社区，提供5万美元无条件启动资金（不占股权）及免费直播间等专业设备；杭州市余杭区数栖湾推出“数栖八条”专项政策，提供300平方米以内免费办公空间及研发费用补助，建立共享中台，提供行政、财务、法务外包等服务。

《21世纪》：基于上述地方实践，你认为“一人公司”需要怎样的创业支持生态？

罗卫红：创业生态孤立是不少OPC创业者面临的创新困境。生态方面，需要着力打造一批复合型生态社区。推广“数栖湾”“AI北纬社区”模式，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建设更多以AI产业为核心、以数字游民为主体、融合区域文化的复合型生态社区。

还可以联合行业机构，推动建立AI应用技能与成果的第三方能力认证体系，为创业者提供能力“说明书”。也可组建OPC专属创业社群和行业协会，搭建交流分享平台。邀请行业专家、成功创业者担任导师，为OPC提供创业指导，降低试错成本。

同时，构建针对性创业服务体系，培育专注于OPC的服务机构，提供创业培训、合规指导、知识产权服务等专项服务。搭建协同服务平台，提供共享法务、共享财务等资源，破解“单打独斗”困境。

《21世纪》：现在谈“一人公司”更多是放在创新创业背景下，不少城市也在出台专项政策。如何加速释放OPC创新力、带来更大的社会效能？

罗卫红：当前，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先行城市正密集出台OPC专项地方政策。未来，需要优化政策支持体系，提升精准度与覆盖面。一是统筹区域发展，推动OPC扶持政策向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延伸，鼓励各地结合产业优势出台差异化政策，形成“全国统筹、区域特色”的发展格局。

二是加大精准扶持力度，推广深圳“训力券+模型券”、北京算力补贴经验，对OPC的AI工具使用、大模型调用等费用给予补贴；允许“先用后付”机制，OPC可用未来收益权质押获取当前算力。

此外，还要开放政府AI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资源，在保障安全与隐私的前提下，分级分类开放公共数据、科研数据。建立城市级数据超市，为OPC提供脱敏公共数据训练垂直模型。

最后，要实施差异化税收优惠政策，针对OPC收入项目化、波动性强的特点，探索“一键申报、按月计税、按需挂保”的轻量化申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