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世界变局、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意志与历史主动，为推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部署要求，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为改革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一、深刻认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意义

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是我国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合理、结构更优化演进的必经阶段，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是深化国际经贸往来合作的重要基础。在长期国际经贸实践中，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逐步形成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为核心，涵盖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多边机制运行、监管标准协同、金融风险防范等广泛内容的制度体系，为各国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合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为框架。从理论逻辑看，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通过明确各国在国际经贸往来中的权利与义务，有效减少了国际经贸往来中的信息不对称、规则不兼容、监管碎片化等问题，为各国提供了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成为降低交易成本、规范市场行为、保障合作稳定的制度基础。从现实背景看，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利益深度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独善其身。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击新冠疫情等重大国际事件中，发挥了高效统筹资源、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13年9月、10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印度尼西亚国会首次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经过12年的发展，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是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循环、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具体实践。从经贸角度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参加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与协调，能够推动我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贸易便利化、投资保护、知识产权、绿色低碳等领域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减少制度性障碍，实现我国对外开放从“要素流动型”向“规则制度型”加速转变。从金融角度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通过利用多边债务协调机制、推动跨境金融监管合作等方式，建立健全更加普惠、安全、高效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为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提供高质量的资金支持。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通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不断丰富拓展其科学内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光辉旗帜，而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现路径。从价值选择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为基础，改革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坚持平等有序、普惠包容原则，充分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与发展意愿，推动治理体系更好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服务全人类共同利益。从实践经验看，参与制定绿色金融、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经贸规则，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的份额与投票权机制，进一步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作用，完善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和跨境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当前我国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具备诸多有利条件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传统秩序受到严峻挑战。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为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引领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营造了有利条件。

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为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能够高效协调地方政府、企业与共建国家等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有效解决跨境基础设施联通、产业合作、金融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协同难题，为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发展动力。例如，中欧班列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成果，已通达欧洲26个国家的232个城市，累计开行突破11万列，发送货值超4500亿美元，日益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此外，我国还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跨境金融监管等方面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这些制度创新成果既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规则适配性，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有益经验，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共识。

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为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凝聚合作引力。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支出不断提升，为国际商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应用场景，成为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强磁场”。2024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22.1万亿元，近54％的进口商品来自共建国家。我国超大市场持续为各国提供发展机遇，通过进博会、广交会等平台为共建国家搭建展示与交易桥梁，让各国在共享中国市场机遇中增强对我国全球治理主张的认同，为治理体系向普惠包容方向发展奠定共同利益基础。同时，我国市场规模效应催生的创新需求，为“一带一路”技术合作提供应用场景。例如，在数字经济领域，我国移动支付、电商平台的成熟经验与共建国家数字化转型需求精准对接，推动跨境数字贸易规则探索。又如，在绿色发展领域，我国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的市场应用优势，带动共建国家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球绿色金融治理提供实践样本。

我国具有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为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筑牢物质基础。我国是世界上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生产制造体系，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持续高效低成本地提供各类工业制成品。制造业增加值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占全球比重稳定在30％。全球领先的产业配套能力，不仅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供坚实物质支撑。例如，在基础设施领域，我国发挥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工程建设等产业的全链条配套能力，建成了中老铁路、钱凯港等一批各方关注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又如，在产能合作领域，从轻工制造到高端装备，从能源开发到加工冶炼，我国产业体系能够满足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帮助其完善工业基础、培育产业能力，在当地建成工业园区并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我国具有金融体系快速发展的创新优势，为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激活发展动能。我国已构建起规模庞大、功能完备、稳健运行的现代金融体系，金融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从规模体量看，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股票市场市值、债券市场余额等规模指标均位居全球前列，形成了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多元业态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能够为“一带一路”跨境基础设施、产能合作、民生改善等项目提供大额、长期、多币种的投融资支持，有效破解共建国家资金短缺瓶颈。从创新能力看，我国在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引领发展，移动支付等业态全球领先。例如，推进现代支付体系建设，稳步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业务已覆盖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上半年，共处理业务402.95万笔、业务金额90.19万亿元，成为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支撑。又如，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超40万亿元、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量超4万亿元，均位居全球第一，可精准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能源、生态环保等项目需求，助力全球绿色金融治理实践。

三、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深度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既面临难得机遇，也伴随严峻挑战。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精神，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有关要求，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把握历史主动、善作善成，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

持续推动多双边务实合作提质升级。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反对霸权霸道霸凌，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加强铁路、公路、民航、港口等领域重大项目合作，推进更多卫生健康、农业水利、减贫、防灾减灾、教育培训等领域“小而美”民生项目。通过商签实施合作规划等方式深化与共建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强化对务实合作的统筹协调、战略引领，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和质效，促进同共建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继续打造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引领，以双边、三方和多边合作机制为支撑的复合型国际合作架构。

构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融资政策框架。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金融血脉畅通，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源头活水。要继续发挥共建“一带一路”各类贷款、丝路基金、各类专项投资基金的作用，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参与项目融资。完善信用保险支持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作用，鼓励商业性保险丰富保险保障供给，满足各类项目和企业需求。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与共建国家的双边本币合作，扩大与共建国家本币互换规模，进一步推广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积极拓展人民币在能源、大宗商品、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的计价结算，鼓励金融机构在对外投融资中更多使用人民币。

拓展人民币对外投融资新渠道。人民币对外投融资是人民币跨境结算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延伸，是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可以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企业提供有力金融支持。要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等地区政策优势，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建立健全人民币环流机制。引导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与共建国家开展联合融资。支持共建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及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鼓励符合条件的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在共建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支持各类中介机构更好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评级机构等经济金融中介机构作为智力密集型行业，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中可以发挥熟悉国内企业情况的优势，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供信息引导、智力支持、法律服务、战略咨询等综合性服务，在更大范围和更广空间扩大我国影响力、提高声誉度和话语权。深入研究国际标准和规则，建立符合国际参与者多元化需求的会计准则、法律逻辑、仲裁和评级标准，推动实现从国内业务到国际业务的无缝对接。鼓励中介机构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业务分支机构，积极获取境外市场业务资质，开拓国际业务空间，加快与国际接轨步伐。指导中介机构苦练内功，聚焦主责主业，树立自身业务特色，提高独立性、专业性和执业质量，加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质效。

完善国际化经济金融人才培养机制。人才是第一资源，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需要大规模具有国际水平的经济金融专业人才。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人才总量稳步增长，能力素质逐渐提高。明确人才培养定位，围绕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规则制定、跨境金融合作、“一带一路”项目投融资、国际风险防控等重点领域，着力培养既精通现代金融理论、熟悉国内经济金融实践，又掌握国际经贸规则、通晓共建国家国情文化的复合型人才。优化人才发展生态，不断完善创新人才评价激励机制，突破人才流动瓶颈，营造开放包容、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激发人才活力。加强人才交流合作，促进人才跨国交流，支持人才参与国际组织运作、多边机制谈判、跨境金融项目合作等全球治理实践，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前瞻布局新兴领域经济金融治理。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新质生产力。我国凭借先进的技术与广阔的应用场景，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并参与其治理体系建设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抓手。要加强政府间和非政府间数字经济治理合作，积极参与数据治理、网络设施、信息技术、网络安全、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国际规则制定，主动引领互利共赢的跨境电商、市场准入、数据流动等国际新规则。鼓励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中发挥作用，推动自主知识产权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制定并推广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中国方案，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积极增强国际合作参与度，共同发展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数字经济。

强化境外项目风险防控。秉持共同安全理念，汇聚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共识，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加强共建国家间沟通对接，共同细化完善安全保障措施，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人员安全保障。强化项目债务与融资风险管控，持续丰富融资方式，创新融资工具和还款制度，完善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发展多元化国际金融公共产品，扩大本币在主权和商业债务融资中的计价、结算与储备份额，形成风险可控、币种多元、规则兼容的长效资金平衡机制。引导企业落实好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切实做好风险综合评估，规范海外经营行为，加强风险源头管控，前置风险防控关口，完善安全风险防范体系。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5年 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