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往事：当年省城来的下放干部暂住我家，他给了我家很多帮助

悠悠岁月半世情长：至今难忘那年下放到我们杨庄的省城干部陈伯伯

我二十岁那年，也就是1970年春天，我们杨庄大队来了一名省城的干部，他是下放到我们杨庄大队劳动锻炼的。

苏北平原实况

杨庄大队是苏北的一个小村庄，我们大队一共七个生产小队，我是七队的社员。我们杨庄大队地处淮河流域下游，属于苏北平原，村庄周边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乡亲们的生活水平可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温饱基本有保障。

当时大队没有适合下放干部吃住的地方，我家刚好在前院新盖了两间房子，是准备给我结婚娶媳妇的。我大伯当时是大队书记，他就安排下放干部暂住到我家，也在我家吃饭。

苏北的早春还有些寒冷，我家新盖的那两间房子还没安装门窗，我父亲就在窗口和门口挂上草帘子防御风寒。新房子里只有一张简易的木头架子床，我大伯从他家抬来一张单桌，搬来一个凳子，一床、一桌、一凳和我家那两间新房子就成了省城下放干部的临时住所。

那天晚饭过后，屋里渐渐暗了下来，杨庄那时候还没通电，全村上下全靠煤油灯照明，日子过得清简。省城来的干部性子温和，脸上总带着笑，一点没有城里干部的架子，他轻声问我：“小伙子，这里没有电，夜里都用什么照明啊？”我听了，转身跑进里屋，把家里唯一一盏简易煤油灯端了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他屋里的木桌上，点亮灯芯，昏暗的灯光一下子驱散了房间里的黑暗，房间里似乎也有了一丝的温暖。

第二天一早，我找了个空墨水瓶，用薄铁片卷了一根细细的铁管，穿上棉线做灯捻，自己动手做了一盏简易煤油灯，虽粗糙，却亮堂。早晚时间，我家也需要煤油灯照亮。

经过几天的接触了解，我知道这位省城来的下放干部姓陈，年纪和我父亲一般大，出于礼数，我一直恭恭敬敬地叫他陈伯伯。陈伯伯是城里人，有文化，说话温声细语，待人真诚厚道，在我家吃饭，从来不挑拣，粗粮细粮、咸菜稀饭，端上桌就吃，从不嫌弃农村饭菜简陋，更没有半句怨言。有时他也和我们农民一样，拿起一块生红薯，在衣服上擦擦泥土，就大口吃起来。

陈伯伯偶尔跟着乡亲们去公社赶集，回来的时候，手里总拎着东西，大多是给我家买的日用品，最珍贵的，是那时候市面上紧俏、凭票都难买到的煤油，他省着自己用，也给我们家点灯用。邻居家没了灯油，也端着煤油灯到我家来要煤油。陈伯伯总笑着说：“大家尽管用，用没了我来想办法。”

日子一天天过去，春寒褪去，田地里的庄稼越长越旺，我们一家人跟陈伯伯的感情，也像地里的红薯一样，根越扎越深。母亲心疼他一个人在外吃苦，偶尔家里攒了鸡蛋，总会炒上一盘端上桌。父亲性子实诚，遇上农闲，就会拿出家里藏着的散装白酒，陪着陈伯伯喝上两盅，家长里短、田间农事，无话不谈。那时候人的感情朴素又纯粹，没有客套，没有虚头巴脑，我们一家人待陈伯伯早已经不是暂住的客人，而是自家的亲人。

可平静的日子里，也藏着突如其来的变故。那天陈伯伯淋雨得了重感冒，傍晚时分他发起了高烧，难受的根本坐不住。我慌忙叫来大队的赤脚医生，给陈伯伯打针、喂药，折腾了好久，高烧却丝毫不退，反而越来越重，到后来，陈伯伯直接昏厥了过去，脸色惨白，把我们一家人吓得手足无措。

父亲急得满头大汗，让我赶忙跑着去叫来了我大伯，我们三人合力把陈伯伯轻轻抬上队里的架子车，裹上厚棉被，我和我爸拉着架子车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公社卫生院跑，我大伯和赤脚医生紧随其后。

苏北农村的简易土路坑坑洼洼，夜里的风又冷又硬，我们不敢放慢脚步，只顾着拼命拉车，只想快点赶到医院。到了公社卫生院已是凌晨时分，医生立刻展开紧急施救，挂吊瓶、肌注退烧药，还用凉湿毛巾一遍遍敷在他额头做物理降温，医护人员和我们一家人，守在病床前一刻不敢合眼。直到天色大亮，太阳放射出红色的霞光，陈伯伯的高烧才慢慢退去，他缓缓睁开了眼睛，意识也清醒过来。医生总算送了一口气，心有余悸地说：“真是吉人天相，要是再晚送来一步，人就危险了，这真是从鬼门关闯了一遭。”陈伯伯当时很虚弱，他拉着我和父亲的手，眼眶通红，一遍遍说我们是他的救命恩人。可在我们心里早就把陈伯伯当成了亲人，一家人一般的情谊，哪来的恩情可言。

下放干部给知青和社员群众读报

陈伯伯在我家一住就是五个多月，那段日子，他跟着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锄地、播种、施肥，在田间地头歇歇时主动给社员和知青们读报讲故事，从不叫苦叫累，城里来的干部，硬生生晒黑了皮肤，磨出了手茧，完完全全融入了社员群众之中。后来大队统筹安排，给陈伯伯新盖了专属的住房，可房子刚建好，组织上就有了新的调动，陈伯伯被安排到公社担任干部，工作地点变了，也就不在我家借住了。

搬离我家之后，住在公社驻地的陈伯伯心里始终记挂着我们，隔三岔五就往杨庄跑，每次回来，手里都不空着：白面、白面馒头，是那时候农村最稀罕的吃食；粮票、布票，更是家家户户紧巴巴过日子的硬通货，他总能省下来，一股脑塞给我父母。

那年秋天，我婚期将近，新房早就盖好，可门窗却迟迟没安装。陈伯伯来我家，看着空荡荡的门框窗框，便问我父亲缘由，父亲脸上满是难为情，叹了口气说，盖房、订婚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还拉下了不少饥荒，实在拿不出钱打门窗了。

陈伯伯听了，没多说什么，只是默默记在了心里。没过几天，他就托人拉来了上好的木料，又亲自请来了手艺最好的木匠，从头到尾没让我家花一分钱，没几天功夫，崭新的门窗就整整齐齐安装好了，严实、结实，把我的婚房装点得妥妥当当。

母亲看着装好的门窗，当场就落下了眼泪，那是感动的泪，也是暖心的泪。为了感谢陈伯伯，母亲特意杀了家里养的鸡，做了一桌子最丰盛的饭菜，还特意让我跑到公社供销社，买了一瓶酒，一家人热热闹闹坐在一起，像过年一样吃了一顿像样的饭。

1974年秋后，一件天大的喜事落在了杨庄——我们大队终于通电了！漆黑的夜晚，终于能用明亮的电灯照明了，再也不用守着煤油灯过日子。第一时间，陈伯伯赶回杨庄，自掏腰包买了电线电表和灯具开关，先是给杨庄小学装上了电灯，让村里的孩子早晚能在亮堂的教室里读书学习。给学校安装好点灯，陈伯伯又帮我家接上了电线、装上了电表，安上了电灯，我家成了杨庄最早一批用上电灯的农户，每当电灯亮起，暖黄的光亮洒满屋子，我心里就像明亮的灯光一样亮堂，我们一家人发自内心地感激陈伯伯。

往后的日子，陈伯伯来回南京和杨庄之间，每次回南京，母亲总会把家里积攒的鸡蛋、新收的红薯、自家做的咸菜，满满当当装一口袋，让他带回城里送给家人亲友。而陈伯伯，也始终没少帮衬我们家。我结婚时穿的新衣服、新鞋袜，全都是陈伯伯出钱、出布票买来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身崭新的衣裳，是最珍贵的祝福，也是最沉甸甸的情谊。

1975年的秋天，秋风扫过苏北平原，稻谷金黄，丰收在望，而陈伯伯也接到了回城的通知，要离开生活了五年多的杨庄，回到南京老家工作了。离别那天，我特意借了大伯家的自行车，把陈伯伯送到公社汽车站。

车要开的时候，陈伯伯紧紧握着我的手，眼里满是不舍，把一张写着南京家庭住址的纸条塞到我手里，反复叮嘱我，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带着家人去南京逛逛。

汽笛声响起，车子缓缓驶离，我站在车站门口，望着远去的客车，心里空落落的，那个春日里来到杨庄的陈伯伯，终究还是离开了杨庄。

本以为离别之后再相见会变得艰难，可这份跨越城乡、跨越长江的情谊，非但没有变淡，反而越来越深厚。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日子一天天变好，陈伯伯始终惦记着我，多次写信、托人带话，让我带着妻子去南京发展。拗不过他的盛情，也想出去闯一闯，我便把孩子托付给父母照看，带着妻子去了南京。陈伯伯像对待亲侄子一样，跑前跑后，帮我们张罗了一个早点摊。虽然起早贪黑很辛苦，生意却格外红火。

靠着踏实肯干，也靠着陈伯伯一路帮扶，我们的早点摊慢慢变成了小饭店，小饭店又扩建成了能承办婚礼宴席的大酒店，后来还开了分店，日子越过越红火，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在南京扎下了根。这一切的起点，都离不开那位待我如亲人的陈伯伯的扶持和帮助。

眼下，我已是年过古稀的白发老人，父母、大伯那一辈人都已不在人世，可我和陈伯伯一家的情谊，却代代相传，从未断过。我和陈伯伯的小儿子，从相识到相伴，成了无话不谈、比亲兄弟还要亲的好兄弟。我的后辈儿孙，与陈家的晚辈们，也亲如一家，逢年过节相互走动，一起聚餐，平日里彼此照应，成了世上最亲近的人。

时光匆匆，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忆当年，1970年的春风，仿佛还吹在杨庄的田埂上，陈伯伯初到我家时温和的笑容、草帘子挡风的小屋、昏黄的煤油灯、连夜拉车送医的夜晚、装好的门窗、亮起的电灯……一幕幕画面，清晰得就像发生在昨天。

苏北农村住房

那段特殊岁月里结下的情谊，没有华丽的言语，没有贵重的礼物，只有农村人的朴实真诚，城里人的厚道感恩，在淮河边的小村庄里，生根、发芽、开花，历经五十余载风雨，依旧温暖如初。陈伯伯早已不是一位普通的下放干部，而是刻在我生命里、融进我家族血脉里的亲人，这份半世情长，我会记一辈子，也会让子子孙孙，永远铭记。

讲述人：杨小军老师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朱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