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关注丨以法典之名，筑牢美丽中国法治基石

（来源：中国环境网）

转自：中国环境网

法典是新时代的法治标识。当前，生态文明已经写入了宪法，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和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3月5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根据大会议程，这次会议将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

那么，我国现行有效的生态环境法律已经有30多部，为什么还要制定一部专门的生态环境法典？

破立之间，从“分散立法”到“法典集成”

法律与法典，一字之差，内涵却有本质区别。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娄勤俭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也不是完全的新立新定，而是对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的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已经形成涵盖30多部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以及众多国家生态环境标准的法律体系。从法治建设看，以往生态环境立法采取分散立法，存在重复和不协调等问题。通过编纂法典，将提升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的内在要求。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科技司副司长张兴赢看来，生态环境法典将有利于实现系统性整合，破解“立法碎片化”。

“这部法典将现行30多部生态环境单行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中的共性制度‘提取公因式’，在污染防治编中，将排污许可、环境监测、约谈等共性制度提炼出来，让法律执行起来更顺畅、更有力。同时，在总则编确立生态优先、损害担责、公众参与等基本原则，从而避免法律间的重复与矛盾，提升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与可预见性。此外，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对成熟制度法典化，对新兴领域保留单行法灵活调整空间，既保证稳定性，又为未来发展预留接口。”张兴赢表示。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客观要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认为，生态环境法典契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阶段性需求。“从制度层面看，过去，尽管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等都有专门立法，但治理上往往侧重于单一环境要素。此次法典将多个生态要素统筹纳入一个整体框架之中，有助于避免碎片化管理，更加系统、协同地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从而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刚柔之度，以最严密法治筑牢生态底线

3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法律责任和附则编共3章、191条，贯彻落实“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要求，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针对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司法新情况新问题，采取平移、归并、衔接、提升等方式，科学合理设置法律责任，构建更加统一完备、严格规范的法律责任体系。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举措。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

作为法典编纂的重要参与者，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忠梅此前表示：“通过妥善处理生态环境纠纷，以司法方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现行的生态环境立法总体偏重于行政机制建设，对司法机制的关注不够。特别是在早期的生态环境立法中，法律责任的刚性不够，加以裁判规则的供给严重不足，使得相关法律被称为‘没有牙齿的老虎’。如今，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通过系统整理、归纳提炼，将由实践检验已经成熟、体现生态环境司法规律的成功经验纳入法典，建构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司法体系。”

张兴赢表示，生态环境法典是压实责任、打造环境法治的“利器”。“法典中明确执法权责，解决‘看得见管不着’的基层执法困境。同时，统一处罚标准，对环评、监测数据造假等行为实施‘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禁止从业’组合拳，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建立信用修复机制，为知错能改的企业提供改正机会，体现‘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相结合的治理智慧。”

在他看来，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其意义不仅在于“立新规”，更在于“统全局”。这将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筑起一道系统、规范、权威的法治长城。

深浅之进，从“污染防治”到“绿色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环境法典采用了“适度法典化”模式，包括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附则编。总则编提纲挈领地明确基本原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这三编则分别从治污、护绿、促转型3个维度协同发力。

其中，单设绿色低碳发展编是一大亮点。法典聚焦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领域、重要环节，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推动发展循环经济、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

吕忠梅告诉中国环境报记者，绿色低碳发展编将我国生态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完整纳入法典。这意味着，我国提出的以“双碳”目标为牵引、统筹污染防治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部署，将以权威清晰的法律制度形式确认下来。这不仅将国家“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从政策引导层面提升为刚性法律制度，也彰显了编纂法典的重要价值引领，即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可持续发展。

吕忠梅进一步阐释了绿色低碳发展编的制度设计。她表示，该编明确了以“双碳”目标为牵引的战略要求，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了覆盖能源节约、循环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全过程的绿色低碳转型制度体系；建立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并配套规定碳排放核算统计体系；明确了国家、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同时，对数字赋能、科技支撑促进“双碳”目标实现作出规定。

在吕忠梅看来，法典的制度设计，将深刻影响企业生产方式，也将逐步引导和改变全社会的消费习惯与日常生活。“例如法典在发展循环经济章节中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作出专门规定，进一步强化废弃物循环利用。”吕忠梅举例道。

在张兴赢看来，法典积极回应了民生关切。“法典对社会生活噪声、餐饮油烟、恶臭等群众反映强烈的‘家门口’污染问题作出针对性规定，明确餐饮业布局规划和噪声防治标准。同时，完善环境公益诉讼、举报奖励、信息公开等制度，推动公众从生态环境保护的‘旁观者’转变为‘监督者’和‘参与者’，从而凝聚全社会保护合力。”张兴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