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专访最高检副检察长史卫忠：强化检察监督 纠正执法司法突出问题

封面新闻记者 代睿 海报设计 郭可馨

“检察机关要坚持依法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国两会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史卫忠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加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等基本职能建设，深入监督纠正执法司法突出问题，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史卫忠

对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

持续加大监督力度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明确提出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是宪法的明确规定，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史卫忠表示，“十五五”时期，检察机关将依法履行“四大检察”基本职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他强调，检察机关将强化政治担当，着力破解当前法律监督难点堵点，以有力履职促进提升法律监督刚性，监督纠正执法司法突出问题。比如，对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民事执行领域违规终本等问题，将持续加大监督力度。

参与检察公益诉讼立法

为立法工作提供“检察方案”

去年，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首次提交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史卫忠说，最高检积极参与、推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促进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体系，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提供更加充分明确的法律依据。

据介绍，围绕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的各领域公益诉讼案件，最高检梳理案件数量、类型、结构、成效等，总结办案规律和特点，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形成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送全国人大，为立法工作提供“检察方案”。

除检察公益诉讼法外，即将提交审议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中也写入公益诉讼条款。

“结合司法办案情况和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现实需求，对多部单行法草案提出增加检察公益诉讼条款的建议”，史卫忠表示，检察机关推动在矿产资源法、文物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中写入公益诉讼条款。

刑事诉讼法修改

应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具体化

十四届全国人大将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立法规划，引发了法律界广泛关注。检察机关与这部法律关系密切。2025年，史卫忠就曾陪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就刑事诉讼法修改涉检重要问题到河南调研，与不同方面人员座谈，与一线办案检察官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就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予以重点关注”。史卫忠表示，如何形成“监督闭环”，是当前研究论证的重要方面。

他指出，刑事诉讼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与人权保障状况的“试金石”，刑事诉讼法修改应着重致力于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此外，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审查起诉环节律师辩护全覆盖、检察听证等机制取得丰富经验和良好社会效果，有必要在立法中加以完善和巩固。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备受关注”，史卫忠表示，相信在各界广泛参与下，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必将更加完善。

以下为采访实录

封面新闻：“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强化检察监督”，检察机关如何落实好这一要求？在强化检察监督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史卫忠：这是党中央历次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建议中，首次明确提出“强化检察监督”，对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工作赋予了更高期望和更重责任。

要认真学习贯彻，坚持依法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在全面依法治国中更好履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特别是要加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基本职能建设，深入监督纠正执法司法突出问题，以更高质效法律监督助推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是坚持依法监督。“十五五”时期，检察机关将依法履行“四大检察”基本职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比如，在深化检察公益诉讼方面，以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为牵引，推动健全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不断加大公益诉讼办案力度，提升办案质效，促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在护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完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办案规范，加强对涉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数据知识产权等前沿司法问题的研究，依法保护科技创新主体合法权益。在民事检察工作中，强化民事生效裁判监督，强化虚假诉讼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从严惩治性侵、伤害、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时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统筹加强惩治犯罪、教育矫治、维护权益、预防犯罪等工作。

二是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检察机关将强化政治担当，着力破解当前法律监督难点堵点，以有力履职促进提升法律监督刚性，监督纠正执法司法突出问题。比如，对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民事执行领域违规终本等问题，将持续加大监督力度。再如，持续深化“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紧盯就业、消费、社保、医疗等重点领域，聚焦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重点群体，抓住危害食药安全、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等突出问题，全面履行各项检察职责，依法纾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要注重以改革的方法破解难题、提升质效，比如深化未成年人检察综合履职，更好促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深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持续加强专业化建设，完善“一案四查”办案机制，提升知识产权检察保护能力。

三是坚持勇于自我监督。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完善“三个管理”机制，持续引导检察人员专注高质效履职办案。加强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重点强化对不捕不诉、检察侦查等重点环节的制约监督，深化检察听证、人民监督员等工作。全链条完善司法责任归属、认定、追究工作机制，加强案件质量检查评查、司法责任追责惩戒等工作，以办案责任落实促进办案质效提升。

封面新闻：2025年10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首次提交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中也写入公益诉讼条款，检察机关在统筹推进检察公益诉讼立法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史卫忠：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创设以来，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加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检察监督、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举措。最高检积极参与、推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促进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体系，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提供更加充分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推动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方面，根据立法规划和工作安排，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立法调研论证，持续推进立法进程。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最高检成立检察公益诉讼法立法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立法方案，抽调机关相关厅局和部分省级检察院业务骨干组成立法研究工作专班，着力抓好工作统筹，有序推进立法工作。

二是认真总结经验。围绕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的各领域公益诉讼案件，梳理案件数量、类型、结构、成效等，总结办案规律和特点，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形成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送全国人大，为立法工作提供“检察方案”。

三是深入开展调研。与最高法组成联合调研组赴地方就专门立法进行联合调研，全面梳理汇总公益诉讼检察、审判实践中需要通过立法解决的问题，听取各地关于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的意见建议。联合最高法、中国法学会、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对立法重点问题开展专题研讨和论证，形成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

四是强化沟通报告。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对检察公益诉讼的定位和原则、受案范围、审判和执行等重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向立法机关呈报研究报告、反馈意见函等。积极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草案编纂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讨座谈会等，沟通完善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相关条文设计和制度安排。

在推动重要单行法中增加公益诉讼条款方面，结合司法办案情况和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现实需求，对多部单行法草案提出增加检察公益诉讼条款的建议，推动在矿产资源法、文物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中写入公益诉讼条款。同时，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民族团结进步法草案中也明确规定公益诉讼条款。目前，共有矿产资源法等8部单行法律对“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法定领域的“等内”检察公益诉讼做了进一步明确；英雄烈士保护法、文物保护法等12部单行法律确立检察公益诉讼办案领域。

封面新闻：2025年最高检发布了28件指导性案例、400余件典型案例。选取案例的标准是什么？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案例可发挥怎样的作用？

史卫忠：检察案例是检察机关高质效办案的生动体现，是展现检察机关公正司法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最高检非常重视案例工作，发布了很多具有引领示范意义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取得了积极成效。

在编发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上，重点把握以下标准：

一是强化和规范检察履职，提升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比如，围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编发典型案例、配合推进检察公益诉讼法立法工作发布系列检察公益诉讼案例。

二是明确类案法律适用规则，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比如，第五十五批指导性案例聚焦证券犯罪新态势、新特点，明确了欺诈发行“公司、企业债券”的范围、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类相关犯罪构成等认定规则、准确把握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入罪和升档标准适用规则等。

三是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满足办案实践需求。比如，联合最高法院同时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指导解决实践中常见的法律适用争议问题。

四是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回应群众关切。比如，联合最高法发布依法惩治群众身边腐败犯罪典型案例，联合人社部发布惩治社保领域利用虚假诉讼、虚假劳动仲裁欺诈骗取社保基金典型案例。

五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法治建设。比如，发布第二批检察机关依法履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典型案例，推动以检察履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法治风尚。

检察案例生动诠释了司法理念和法治精神，在服务国家治理、指导司法办案、增强社会法治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助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通过发布检察案例，指导、引领各级检察机关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大司法办案和法律监督力度，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二是统一司法理念和办案标准。检察案例为司法办案提供了生动、具体的法律适用参照标准，通过实现“类案类办”，有效弥补法律和司法解释不足，提高司法规范化，增强司法公信力。三是示范引领社会法治意识。检察案例是法治宣传教育的鲜活教材。通过编发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把法治精神、秩序规则以司法个案的形式直观展示，为社会公众行为提供指引，增强法律的可预期性，消除社会潜在矛盾，达到以案释法、以案普法目的，不断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助推法治建设。

封面新闻：刑事诉讼法修改受到法律界关注，检察机关与这部法律关系密切，如何通过此次法律修改构建更加科学完善的刑事诉讼制度，您对刑诉法修改有怎样的期待？

史卫忠：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四中全会《建议》就“强化检察监督”“依法保障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防止和纠正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司法监督”等进行部署，积极回应当前社会关切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强化人权保障、促进司法公正指明方向。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检察工作关系重大，最高检党组高度重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统筹规划下就刑诉法修改开展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出部署安排。

二是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诉讼法修改要为在刑事诉讼各环节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更有力抓手和更丰富机制。

三是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监督的制度优势。党中央就强化检察监督作出总体部署，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就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予以重点关注。比如，如何进一步丰富监督方式、手段、程序，提升监督效能；如何形成“监督闭环”。同时，坚持勇于自我监督，确保自身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重点关注研究论证加强不捕不诉等重点环节制约，健全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机制，更加主动接受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履职制约，通过引入听证等外部监督方式给检察权“加把锁”，形成高质效办案合力。

四是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刑事诉讼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与人权保障状况的“试金石”，刑事诉讼法修改应着重致力于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

五是总结实践经验，推动将实践中运行好的经验做法上升为立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审查起诉环节律师辩护全覆盖、检察听证等机制取得丰富经验和良好社会效果，有必要在立法中加以完善和巩固。刑事诉讼法修改备受关注，相信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下，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必将更加完善。

封面新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施行已七年多，您如何评价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下一步工作中，检察机关如何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继续完善？

史卫忠：自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检察机关协同政法各单位大力推动该制度依法规范适用，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及时有效公正惩治犯罪、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2025年，制度整体适用率84.76%，形成以认罪认罚为基本诉讼模式的刑事诉讼新常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认罪、真诚悔罪认罚，有利于及时准确查明犯罪事实，节约司法资源，同时通过简易、速裁程序的广泛适用，繁简分流、简案快办，有效提升诉讼质效。

在权利保障方面，制度既通过律师全过程参与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将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从宽处罚的重要考虑因素，实现对被害人权益的实质保护，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域外的辩诉交易制度存在本质区别。最高检正牵头对2019年“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进行修订完善，完整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规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为重点，对实践中各方面反映突出的共同犯罪案件程序适用、辩护律师异议的处理、针对无正当理由上诉而抗诉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细化完善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保障，辩护权、法律帮助权保障，量刑沟通、量刑建议调整，庭审阶段适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