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升的副司令，司令换了五人他还未转正，55年授衔结果很意外

在我国的近代历史中，有这样一位将领，堪称“最难升”的副司令。为啥这么说？因为他一连“送走”了5任司令，都还是一直是副司令。

这位将领，就是杨国夫。不过，哪怕那么长时间都没转正，到1955年全军授衔的时候，他也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这是为什么？接下来，就一起走进那段历史，看看杨国夫将军的传奇人生吧

1905年，杨国夫出生在安徽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就尝遍了生活的苦涩。

父母早逝后，他由叔父拉扯长大，9岁就给地主放牛，13岁远赴蚌埠织纱厂当学徒，受尽资本家的压榨，18岁回到老家做雇工，也只是勉强糊口。

在那个民不聊生的年代，生活的苦难没有磨掉他的骨气，反而让他萌生了改变命运、寻求光明的想法。

1927年，杨国夫在姚李庙南黄油坊帮工时参加了农民协会，次年1月成为大别山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交通员，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他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自此踏上了革命道路。

24岁那年，杨国夫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红军游击队分队长、特务队队长做起，带着十几人的小分队活跃在鄂东北、豫东南一带。

在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里，他从最底层的战士一步步拼杀，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新集战役，鄂豫皖苏区的每一次反“围剿”战斗，他都冲在最前线。

枪林弹雨中，他凭着不怕死的劲头和出色的战斗能力，从分队长升到连长，再到营长。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西征入川，杨国夫随军翻山越岭抵达川陕苏区，这里的战斗更为激烈，仪南、营渠、宣达三大战役中，他身先士卒，战功不断累积，从营长升任红三十军第九十师二六九团副团长。

1934年11月，在历时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斗中，他因指挥有方被提拔为270团团长。

次年，杨国夫率领全团参加嘉陵江战役，开启了长征之路。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他调任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副团长，长征过草地时，他奉命带领一个营负责全师的收容任务，艰苦行军里，他的部队仅减员两人，出色完成任务的他受到师部表扬，事迹还登上了军部快报。

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11月的直罗镇战役中，时任红十团二连连长的杨国夫，亲受毛泽东临敌指挥，这场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杨国夫也在战斗中积累了更多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1936年，他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年底升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团长，历经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这个农家子，已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时任红四师十二团团长的杨国夫进入抗大第三期学习。

1938年6月，他接到上级命令，前往山东清河区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清河地区是平原地带，日军据点星罗棋布，敌后斗争环境极为恶劣。

杨国夫到任后，没有急于硬拼，而是先收编民间抗日武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很快就拉起了一支能打仗的队伍，出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副司令员。

1939年，司令员马耀南牺牲后，杨国夫接任支队司令员，扛起了清河抗日的大旗。

在清河抗日的日子里，杨国夫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智慧，他针对平原游击战争的特点，提出“不骑着铁路打转，集中力量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主张，这一想法得到上级批准后，成为清河抗日的战略方针。

他带领部队创建清水泊根据地，分三路渡过小清河，粉碎敌伪顽的多次阻击和进攻，控制了垦区、利津北部、沾化东部的广大地区，开辟出垦区抗日根据地，还争取了蒲台王雪亭部起义，让广饶、博兴、蒲台等多地连成一片，打通了与冀鲁边地区的交通联系。

这一战略转变，为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4年初，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杨国夫出任渤海军区司令员，此时的渤海区处于敌占区核心地带，日伪军据点遍布。

他上任后立刻组织夏季攻势，以“围城打援”的战术攻打利津县城，先扫清外围据点，诱敌援军深入后聚而歼之，最终全歼利津守敌，这座县城也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日军手中夺回后再未沦陷的第一座县城，杨国夫的部队因此受到山东军区通令嘉奖。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杨国夫率领部队与日伪军展开了无数次战斗，1943年是战斗最频繁的一年，他带领部队接连拔掉广北三里庄、北隋、博兴沙窝店子等近200个日伪军据点。

冬季反“扫荡 中，面对日伪军2.5万人加1个骑兵旅团、还有飞机配合的大规模进攻，他指挥部队灵活周旋，让指挥机关和主力跳出包围圈，同时命令各分区部队运用“翻边战术”主动出击，打得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历时21天的反“扫荡”最终以抗日军民的胜利告终。

在根据地缺衣少食的艰难时刻，他与战士、群众同甘共苦，以野菜充饥，还发动大家打鱼晒盐、开荒种地开展生产自救，顺利度过灾荒。

1945年4月，他指挥发起滨蒲战役，解放滨县、蒲台两座县城，8月日本投降前夕，他组建第四路前线指挥部，率领渤海军区三路大军猛攻拒不投降的日伪军，短时间内解放渤海区全境。

作为清河区、渤海区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杨国夫为山东敌后抗日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战胜利之后，党中央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从各解放区抽调部队奔赴东北，1945年10月初，杨国夫率领渤海军区主力第七师奉命挺进东北。

部队刚到山海关，就遭遇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山海关保卫战随即打响，杨国夫担任总指挥，以一个多师的兵力，硬抗国民党4个正规军的进攻。

这场仗打了半个多月，杨国夫率部死死顶住敌人，为主力部队顺利出关争取了宝贵时间，战后他的部队受到中共中央通令表彰。

此后部队北上至哈尔滨以西地区，1946年3月，第七师与冀热辽军区第19旅、热河纵队第一旅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杨国夫兼任师长，同年4月的四平保卫战中，他带领部队给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以沉重打击。

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进行编制调整，杨国夫的第七师与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合编为第六纵队，全纵队有2.3万余人，下辖16、17、18三个师，而这支部队的班底，主要是以杨国夫的第七师为主。

按常理来说，作为部队主力的老首长，杨国夫出任纵队司令员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最终他只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司令员一职由陈光担任。

陈光是红军时期的老资格，曾任师长、代理军团长，抗战时期更是担任115师代师长，论资历、作战经验，当时的杨国夫都稍逊一筹，对于这个任命，杨国夫毫无怨言，一心辅佐陈光开展部队工作。

可陈光在六纵司令员的位置上只干了三个月就被调离。

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一下江南作战，六纵的表现未能达到预期，还因严寒天气冻伤减员3000余人，战后陈光被调往后方工作，六纵司令员的位置出现空缺。

这一次，六纵的官兵们都觉得，杨国夫该转正了，可东总的任命下来，却是从后方剿匪前线调洪学智出任六纵司令员。

洪学智与杨国夫同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红军时期已是军级干部，资历更老，虽然他长期从事政工工作，抗战时期还在抗大任职多年，前线领兵经验不多，但他曾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对六纵中的新四军三师部队并不陌生。

杨国夫依旧担任副司令，继续默默配合工作。

洪学智上任后，六纵参加二下江南作战，攻坚德惠时，虽然部队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占据优势，却最终未能攻克。

战后洪学智及时组织部队总结作战经验，杨国夫也积极建言献策，分享自己的实战经验，在两人的配合下，六纵的战斗力不断提升，此后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以及1947年夏秋冬三次攻势作战中，六纵屡立战功，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支劲旅。

1948年3月底，洪学智被调往后方担任“上干大队”大队长，负责培训干部，六纵司令员再次空缺，官兵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杨国夫，可这次到来的，却是病愈复出的黄永胜。

黄永胜原本是第八纵队司令员，1947年冬因病到哈尔滨治疗，司令员一职由段苏权接任，等他病愈后，八纵已经没有他的位置，恰逢六纵司令员空缺，他便被调往六纵出任司令员，杨国夫的转正之路再次落空。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杨国夫协助黄永胜指挥六纵作战，主力16、18师插至大虎山以东，切断廖耀湘兵团东逃沈阳的退路，为全歼该兵团创造了关键条件，17师参加锦州攻坚战，表现同样十分突出。

可辽沈战役期间，八纵的表现不佳，受到刘亚楼的点名批评，战后段苏权调任东北军区作战处处长，黄永胜又被调回八纵担任司令员，六纵司令员第四次出现空缺。

这一次，所有人都认为杨国夫转正肯定是板上钉钉，可东总的任命再次让大家意外，洪学智从后方回到前线，重新担任六纵司令员。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六纵随之改称第四十三军，洪学智任首任军长，杨国夫从纵队副司令变为副军长。

几个月后，洪学智升任四野十五兵团副司令，四十三军军长位置再度空缺，接任的是原六纵16师师长李作鹏，而杨国夫则被调离野战部队，出任江西军区副司令员。

从1946年10月到1949年，杨国夫在六纵（四十三军）的副司令（副军长）位置上坚守了两年多，历经陈光、洪学智、黄永胜、洪学智、李作鹏五任主官，始终未能转正。

可他从未有过怨言，无论谁当司令员，他都尽心尽力辅佐，带领部队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等一系列大战恶仗，在三下江南的冰天雪地里，在锦州攻坚战的炮火中，在平津战役的包围圈里，都留下了他带兵作战的身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之后，杨国夫的工作重心就转向了部队教育，他出任中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副校长，后升任校长。

1954年冬季，他进入中南军区高干班文化速成中学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和理论水平。

次年，新中国首次授衔仪式举行，得知授衔消息后，杨国夫心里早有预估，土地革命时期他最高职务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也只是纵队副司令，他听说曾任东野十二纵司令员的钟伟也只被授予少将军衔，自己的职务比钟伟还低半级，想来最多也就是个少将。

可当授衔结果公布时，杨国夫却收到了中将军衔的任命，还有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个结果，让他倍感意外。

其实，杨国夫能被授予中将军衔，可不是偶然，而是对他一生革命贡献的公正评价。

一方面，抗战时期，他作为渤海军区司令员，是清河、渤海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在敌后平原地带开辟抗日根据地难度极大。

而他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为八路军输送了大量兵源，渤海子弟兵成为人民军队的骨干力量，这份功绩分量十足。

另一方面，解放战争末期他出任的江西军区副司令员，属于副兵团级职务，按照授衔的相关标准，这一职务级别是重要的评定依据。

虽然解放战争中他始终未能转正，但他为革命付出的一切，党和人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授衔之后，杨国夫出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此后还兼任黄海渤海区渔业生产指挥部指挥、山东省海上安全指挥部指挥，1975年任济南军区顾问，他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为部队建设和地方发展贡献力量。

他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在不同的岗位上，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982年2月4日，杨国夫将军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