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命导演善用新人捧红李仁堂李羚，与妻相伴42年

这是1941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安东火车站里，一列开往朝鲜斧山的火车就要启动了，蒸汽轮机“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车厢里，有一位17岁的年轻人，他觉得发闷，把头探出窗外。

列车长吼着驶出了月台，年轻人望着渐渐向后急速闪去的家乡，眼中闪射着眷恋的光芒，心中是如此地闷闷不乐。

年轻人要乘着这列火车跨越朝鲜半岛，然后搭乘轮船，飘洋过海去日本的鹿儿岛学养蚕。

这位年轻人就是日后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于彦夫(1924-2005)。

于彦夫的本名是于景霖，1924年2月1日生于辽宁省丹东市于家沟的一个职员家庭。

父亲希冀他将来在银行或税务局里，能找到个填饱肚子的“铁饭碗”。

但是，他在学校里，却对电影话剧和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暗暗打算在这些方面显显手脚。

因此，他的学习成绩不佳，1940年农业中学毕业后，只读了一年高中便辍学了。

他曾乘火车从安东来到长春，投考电影厂，满怀希望能考取，但是未能如愿，他没有被录取。

为了避免被抓去当“劳工”，同时也为了能寻得一条谋生之路，他不得不暂时放弃心中的憧憬，到日本去学养蚕。

当了两个月的养蚕技术员，便辞职而去。

回到丹东，他参加了一家业余的“协合剧团”。在话剧《捕鲸船》中，曾扮演过一个小角色。

1942年的春天，经一位在电影厂当摄影助手的同学帮忙，终于进入了“满映”。开始当见习演员，转年成为正式演员。

在“满映”3年半的时光里，没有演过什么像样的角色，都是一些诸如打手、家人、武士一类的小角色。

对于电影这门艺术，“仍是朦朦胧胧，只不过增长了一些常识而已”。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护厂和迁涉的工作。

由于工作的需要，于彦夫干过电影厂里的许多行。他曾任管理处的科长、副处长，还曾做过导演助手、剧务主任。

在新中国的第一部纪录片《民主东北》(1947)中，他打过定音鼓，拉过手风琴，并和黄准一起演唱歌曲，而且他是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1947)、第一部美术片《瓮中捉鳖》(1948)的副导演。

同时，他是新中国第三部译制片《伟大的转折Великий перелом》(1946)的导演。

1947年春天，于彦夫参加东满土改工作团，尔后，又同于洋(1930-2025)、陈戈(1916-1981)等人一起，去炮兵部队深入生活。

1950年1月15日，他成为了党员。此后，他更加焕发了工作热情，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影片的创作。

于彦夫真正从事故事片导演，是从1950年起步的。

这一年，他在王家乙(1919-1988)导演的影片《高歌猛进》(1950)里任副导演，随后又在王家乙导演的影片《葡萄熟了的时候》(1953)和干学伟(1917-2016)导演的影片《沙家店粮站》(1954)中任副导演。

于彦夫对这一段的实践，印象极为深刻，正是通过这段实践，使他掌握了一个电影导演所要具备的全部业务。

1956年，他同林农(1918-2002)、郭维(1922-2014)、王炎(1923-2005)、武兆堤(1920-1992)、谢添(1914-2003)、陈戈等人一起，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修班学习。在这里，使他系统地掌握了电影导演的理论。

《夏天的故事》(1955)，是在1955年11月上映，这时于彦夫独立导演的第1部影片。那年，他只有31岁，是当时我国最年轻的导演之一。

如果说，《夏天的故事》章法流畅，具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初步显示了于彦夫的导演才华，那么1957年他所导演的《芦笙恋歌》(1957)，注意刻画人物，以情感人，则标志着于彦夫导演艺术的日臻成熟。

从影以来，于彦夫独立导演了二十多部故事片，绝大多数影片都博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其中《笑逐颜开》(1959)、《自有后来人》(1963)、《创业》(1975)、《十六号病房》(1983)、《黄山来的姑娘》(1984)、《鸽子迷的奇遇》(1986)是他的代表作。

《笑逐颜开》以城市妇女劳动力的解放为背景，相当生动、细腻地刻画了一组不同性格的妇女形象；

《自有后来人》出手不凡，在表现革命者的命运时，赋予感人的真情；

《创业》气势磅礴、场面浩大，在相当广阔的背景上，真实地塑造了油田党委书记华程、采油队长周挺杉的感人形象。

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拨动心弦的时代气氛，善于用细节的展示，来披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于彦夫导戏的特色。

于彦夫曾诙谐地说：“我是一个遵命导演。”是的，他所导的影片大部分都是组织交给的任务。但是，无论拍哪一部影片，他都以极为严肃认真的精神，进行着不知疲倦的探索。

他导演的影片题材相当广泛，既有工业题材的《创业》(1975)，也有农村题材的《夏天的故事》(1955)，既有革命历史题材的《自有后来人》(1963)，也有儿童题材的《天天向上》(1966)，同时还有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芦笙恋歌》(1957)，以及表现林区生活的《万木春》(1961)；在影片的样式上，既有一般的故事片，还有戏曲片。

在影片艺术手法的处理上，有《创业》那样的气势壮阔，也有《最后八个人》那样的纤巧细腻；有《自有后来人》那样的严肃悲壮，也有《笑逐颜开》那样的具有喜剧色彩和《徐秋影案件》那样的曲折惊险，富有悬念。

这一切，都说明着于彦夫在艺术上的苦苦追求，和那可贵的探索精神。

于彦夫认为：电影艺术家应该具有慧眼，要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撷取到那些人们经常见到的，却又不被人所注意的细节，这是真实反映生活，塑造人物的关健因素。在一部影片拍摄前，他总是迫不急待地深入到生活中去。

影片《创业》，从剧本创作到拍摄过程中，他曾去大庆、玉门、大港、胜利等许多油田长期深入生活，不仅向油田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进行采访，而且同工人一起生活和劳动。

他曾在午夜，冒着零下近摄氏四十度的严寒目储工人们在冰上开钻的动人情景，他曾千里迢迢赶到甘肃玉门的赤金堡，采访铁人王进喜家乡的亲人……

于彦夫是一个有着广泛爱好的导演，对于美术和音乐有着很深的修养，他说：“这是一个作为电影导演必不可少的。”

他还是一位兴致极浓的体育爱好者，曾是长影篮球队著名的队员。长年的体育锻炼，使他看着很年轻。

50多年来，东北的林区、冀中的农村、西部的边噩、祖国四方的油田，都留下了于彦夫深入生活的足迹。

正是在这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他为刻画影片中的人物，获得了许多珍宝。

特别是李羚凭借在他导演的《黄山来的姑娘》(1984)中饰演的农村姑娘龚玲玲而获得第5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于彦夫从不把自己的意图强加于演员和摄影，他认为各人有各人的特长，应该互相尊重。

在影片《勿忘我》(1982)这种“短篇小说式”的电影的拍摄过程中，他经常和演员李志舆(1936-2021)在一起切磋角色，影片中雯雯和周虹在小桥上分别一场戏，正是采纳了李志舆的意见，由原来的几个镜头，变成了十几个镜头，而加浓了人物的感情色彩。

为了拍好这部影片，他曾两次易人，调整演员阵容。抢拍外景时，他率领摄制组，不辞辛劳，奔波在东北边疆的山野、小村和塞外的草原……

于彦夫对于演员的要求是十分严厉的。他要求演员在实拍前，必须排戏，可以不排得太“死”，允许到现场时有所丰富。对于那种“现场定”的作法，他是极为反对的。

他强调演员要注意掌握表演分寸。认为演员的表演往往比实际生活更强烈，这是导致人物不真实的原因之一。

在摄影机前，他总是提醒演员，表演要留有余地，太满必然虚假。

“形成于思毁于随”，于彦夫经常用这句话来砥瑜自己。他对过去自己所导演的影片并不满足。

特别是十年劫难过后，他执意创新，要进行新的探索。他十分喜爱鲁迅、契河夫、欧·亨利等人的短篇小说，推崇它们的构思巧妙、风格别致、寓意深刻、哲理性强。

他决心效法它们去拍摄一种“短篇小说式”的电影，这种电影人物不多、场面不大、情节亦不复杂，要着意去揭示人物的性格、感情和命运，力图触及社会某些方面的问题，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震动。

1956年，于彦夫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修班的好友武兆堤、林农等人的介绍下认识了张圆。

由于张圆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所以独自带着女儿张宜庄边拍戏边生活。

但于彦夫并没有因为张圆结过婚还有孩子而有别的想法，相反反而更尊重她。

两人最初是书信往来，毕竟当时张圆还是北影厂的演员，直到1958年，32岁的张圆嫁给了于彦夫后，其才调往长影厂。之后夫妻携手42年，白首不离。

1976年，这时候的张圆由于年纪渐长，已经不再适合在银幕上演戏了，于是她决定挑战自己——当导演。

她的这个想法得到了丈夫于彦夫的支持，从1980年来说，于彦夫和妻子张圆开启了联合导演的模式，他俩共同导演了《十六号病房》、《黄山来的姑娘》、《鸽子迷的奇遇》、《陆军见习官》、《中国的“小皇帝”》等影片，收获了观众的众多好评。

可以夫妻两人赶上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电影的一个“小高潮”，不必为票房担心而一心拍摄有深度自己喜欢的题材电影。

于彦夫和张圆导演主张电影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给人以启迪。

当商业大潮到来的时候，夫妻俩也相继从长影退休，夫妇俩晚年常居北京，在生活中相互扶持。

幸福的生活最终定格在2000年8月10日，74岁的张圆因病离世。

于彦夫在思念中度过5个春秋，82岁的于彦夫也于2005年11月10日与世长辞。

2006年1月，在中国电影百年之际，于彦夫迎来“迟来的荣誉”——荣获了“优秀电影艺术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