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圆桌 | “三农”工作重心已根本性转向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

【编者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立足“十五五”新征程，围绕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美乡村建设、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等重点领域作出系统部署，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就了清晰路线图。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如何准确把握我国农业发展理念与实践正在经历的深刻转型？如何理解和推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上海如何把大都市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到新水平？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 主持人： 于 颖 本报记者

■嘉 宾： 程国强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

高 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上海市农村经济学会副会长

张锦华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团队首席专家、城乡发展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作为“十五五”时期首个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明确了今年“三农”领域的重大任务和重点工作，并对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出部署，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和战略地位的清醒认识和坚定目标。如何深刻理解我国“三农”工作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而发生的战略性转变及其重要意义？

程国强：中央一号文件系统擘画了新起点上“三农”工作的新蓝图，其主题与部署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战略定位从“基础支撑”向“现代化全局”的历史性跃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三农”工作已从过去的“基础支撑”跃升为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的关键变量。中央一号文件以“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为题，正是这一战略定位转变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三农”工作重心已根本性转向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

发展路径从“保数量”向“提产能、优品质”的深刻转型。中央一号文件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置于首位，强调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产能”一词，涵盖播种面积、单产水平、可持续发展等系统要求，标志着粮食安全战略从确保“数量安全”全面转向在更高基数上“提产能、优品质”，意味着中国农业正从依赖资源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科技创新和内涵提升的高质量发展轨道。

底线任务从“阶段性攻坚”向“常态化治理”的制度创新。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党中央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任务圆满完成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这标志着防止返贫工作从“阶段性攻坚”正式转入“常态化、制度化”治理新阶段，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发展成果从“解决温饱”“全面小康”向“共同富裕”的共享共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人民生活越过越好。中央一号文件将“积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作为独立章节部署。这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让农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共享发展成果的坚定决心。

高帆：理解“三农”工作的战略性转变和重要意义，必须立足于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特征和目标定位来把握。

从全球格局演变看，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更趋错综复杂，推进现代化事业必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农业农村发展直接关联着我国的粮食安全、社会秩序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实施载体。

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看，无论是畅通国内循环、还是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农业农村发展都具有重要支撑和驱动作用。农村劳动力、土地、生态、文化、场景等资源充裕，乡村振兴正处在全面推进、持续发力阶段，农业农村发展显著影响我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同时通过市场扩展、要素配置等渠道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紧密关联。

从居民需求变动看，2025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已降至29.3%，城乡居民对基础性、生存型资料的依赖在下降，对个性化、体验性、发展型资料的需求在增长。农业农村除了提供食品之外，必须充分发挥生态、文化、场景等供给优势，以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实现共同富裕看，现阶段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2025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数已降至2.31倍，但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数仍超过3.2万元。基于此，切实做好“三农”工作、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迈向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内在要求。

张锦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农业农村既是国家安全底盘，也是共同富裕基础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场域。只有在人口结构、产业升级、制度创新和城乡融合四个维度协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支撑。

人口结构变化正在成为影响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变量。在强调稳定粮食生产和空间优化布局的同时，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是顺应劳动力持续收缩趋势。这意味着，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同时，“人”的结构性约束正与“地”的资源约束并列成为决定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关乎土地、技术和投入强度，更关乎主体结构、劳动力素质和人口布局。

产业结构变动对共同富裕目标提出新的要求。当前，智能制造推进带来的结构性替代压力正在显现；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吸纳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农民收入结构更加依赖工资性收入和多元经营性收入。中央一号文件把“积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列为重点任务，并提出一系列具体举措，体现出从单一农业增产逻辑向城乡收入结构协同优化逻辑的转变。

缓解资源压力需要更多的制度创新。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统筹农用地布局优化”“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土壤改良和地力提升力度”，并提出健全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储备机制。这表明，规模潜力只有在土地制度完善、社会化服务健全、价格与保险机制协同配套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综合生产能力的持续提升。

城乡融合发展进入质量提升阶段。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这既是空间布局优化的要求，也是人口结构适配的必然选择。如果县域产业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不能有效承接人口流动，就近就业难以稳定转化为市民化，农村老龄化与青年外流将形成长期结构性压力。因此，城乡融合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人口结构与公共资源配置的系统性课题。

主持人：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连续3个五年规划都实现提高一岁以上。这“一岁”，浓缩在柴米油盐里，是中国人从“吃饱”“吃好”再到“吃得健康”的有力证明。农业的多种功能日益彰显，产业边界也在不断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如何理解这一目标的丰富内涵和理论逻辑？

高帆：“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这是对新征程上农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立足于实践创新形成的重要理论创新，是聚焦农业强国建设形成的重大实践命题。这一目标有两个关键词：一是“现代化”，即农业的发展理念、生产要素、经营方式等应该是现代的，是体现农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二是“大产业”，即农业的市场范围、产品种类、产业形态等应该是扩展的，是体现层次多元、结构优化、能级增强等重要特征的。

由此出发，作为现代化大产业的农业至少应具有如下内涵：产品丰富性，即农业提供的产品是多类型、多样态的，能够满足城乡居民变动的、多元化的涉农产品需求；功能多元性，即农业生产除了具有食品供给这一基础功能之外，还应具有文化、生态、体验、休闲等多重衍生功能；要素复合性，即农业经营所使用的要素除了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之外，还包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科技创新性，即农业经营能够广泛应用数智化、网络化、生物化等科技创新成果，农业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市场扩展性，即农业经营所依靠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在扩展，涉农产品的流动程度和要素配置效率得以持续提高；收益分享性，即我国农业发展以推进城乡共同富裕为重要落脚点，必须完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的利益协同机制。

张锦华：从发展阶段转换看，这是顺应农业产业转型需要、服务国家现代化目标的战略调整。农业的功能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供给保障，而是日益呈现出多重功能价值。在此背景下，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不是简单强调产业规模扩张，而是农业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的内在要求，是基于当前发展形势对农业功能定位的系统性调整和对未来时期发展方向的战略性引领。

从产业体系重构看，这是对农业产业形态和价值创造方式的重新界定。现代化大产业之“大”，不仅体现在生产规模，更体现在产业链延伸、业态形式丰富和关联带动能力增强，是农业由分散生产向体系化组织、由低附加值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全面升级。一方面，通过推动“农头工尾”“粮头食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推动农业深度嵌入现代化产业体系，挖掘农业农村多元价值，促进产业融合与业态重构。

从生产力发展看，这蕴含着农业增长范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内在要求。建设现代化大产业，必须以科技进步为根本支撑，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生物育种、智能装备、物联网等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农业由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程国强：可以从四个维度来把握“现代化大产业”这一目标。

一是推动农业功能定位从单一食物供给向多元价值承载全面拓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求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国家部署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强调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农业功能的多元化拓展，使其从传统的“吃饭产业”跃升为集食物安全、生态保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这是农业成为现代化大产业的内在逻辑。

二是推动产业形态从种养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升级。做足做活“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就是要推动农产品多样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从田间到餐桌，从初级产品到精深加工，从产地直销到品牌营销，产业链的纵向延伸与横向融合，正在系统重塑农业的产业形态。这种“产加销贯通”的发展模式，推动农业从低附加值的原料生产转向高附加值的全链条经营，这是农业成为现代化大产业的坚实基础。

三是推动增长动能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根本转换。当前，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从靠经验种地到靠数据经营，从人力畜力为主到智能装备主导，科技创新不仅持续提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更不断开辟农业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这是农业摆脱传统资源依赖、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

四是推动发展目标从保障供给向兴业富民持续深化。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不仅要解决“产得出”的问题，更要解决“富得了”的问题，让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形成良性循环，以兴业富民彰显产业温度。这既是产业发展的经济目标，更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治要求。

主持人：春节期间，乡村游持续升温，品土菜、看民俗……浓浓的乡土年味点燃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热点。可见，现代化越往前走，农业承担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等功能就越能发挥积极作用。上海如何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在构建现代乡村发展体系中，把大都市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到新水平？

张锦华：“乡土年味”的走红，本质上是消费升级背景下，社会对农业“非农价值”的一次集体再发现。对于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而言，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场空间功能重组与价值逻辑重构的实践，要立足“大城市、小农村”特点，在有限空间内实现生产、生态、生活功能的高度融合，主动将乡村塑造为不可或缺的战略空间和功能载体。

在生产维度上需以“知识密集型”产业逻辑提升农业科技含量。从研发端看，应依托目前领跑全国的农业科技实力，强化种源技术攻关与数字农业支撑；从产业链角度看，借助区位优势，推动农业向高溢价现代服务业转型。这种产业重构，本质上是农业从“物质保障”向“农业科技集成”转化的生产功能现代化。

在生态维度上需以“资产化”经营逻辑重塑大都市乡村的绿色底蕴。例如，紧扣“双环、九廊、十区”的生态格局，统筹田水林湿系统治理，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通过碳汇交易或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收益的转化。这种价值转化，本质上是乡村从“环境底色”向“稀缺城市资产”转变的生态功能现代化。

在生活维度上需以“等值化”价值追求重塑大都市乡村的文化软实力。以“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为抓手，通过公共服务的深度均等化，吸引高素质“新农人”与创意阶层实现城乡双向流动。这种空间重塑，本质上是农村从“边缘地带”向“城市软实力载体”演进的生活功能现代化。

程国强：农业的多元功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其积极效应。上海作为超大城市，乡村是极其珍贵的战略空间。

以空间重塑为牵引，构建城乡融合新格局。对上海而言，乡村是城市功能拓展的重要承载区。应通过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庭院示范户建设和和美乡村片区打造，推动乡村从城市单向辐射的接受者，转变为与城市功能互补、双向赋能的共生单元，使乡村真正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以资源盘活为抓手，激活沉睡价值转化新动能。着力推动沉睡资源向优质资产转化，创新机制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推广“共富工坊”等模式吸纳村民就近就业，通过规范有序的流转开发为闲置资源重塑生命力。

以产业融合为核心，创新乡村多元价值实现新机制。立足近郊、中郊、远郊的圈层差异，精准导入与城市功能相匹配的乡村新产业。推动农业与文化创意、科普研学、健康养生等深度融合，打造乡村旅游链条。同时，深挖江南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资源，让乡土文化在活化利用中焕发新生。

高帆：上海农业土地资源有限、农村户籍人口老龄化加剧，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高，城乡收入差距小，农业市场需求的多样化、立体化、层次化特征明显。同时，上海在科技创新、城市化水平、人才资源供给、国际市场扩展等方面优势明显，这些能够为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建设提供驱动力量，也为涉农创新成果应用等提供应用场景。此外，上海在涉农机制体制改革领域已积累了丰富经验，能够充分利用改革创新优势，在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先行探路作用。

一是加快产业融合，推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更多契合市场需求、具有显著成长性的农村经济增长点。二是增强科技赋能，积极推进种源农业、设施农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发展，在我国整体农业强国建设中发挥示范和牵引功能。三是推进组织创新，创新现代农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培育更多具有显著市场意识和现代经营素养的新农人。四是深化土地改革，依法盘活用好农村闲置土地和房屋，为农业经营者推进产业融合提供稳定预期。五是提升公共服务供给，依靠智能化、网络化等方式将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地区延伸，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公共服务资源片区化布局。

原标题：《学术圆桌 | “三农”工作重心已根本性转向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

栏目主编：杨逸淇

本文作者：文汇报 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