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破局，雷军背后的顶层设计

规则破局

雷军背后的顶层设计

如果法律规则和社会认知跟不上技术迭代的速度，带来的将不是便捷，而是混乱。

撰文┃赵 爽

编辑┃许 丽

设计┃良文文

出品┃汽车现场 AutoScene

从2022年关注大功率快充基础设施建设，到2023年呼吁构建汽车数据安全体系，再到2026年直指智能驾驶时代的交通安全文明体系，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的“汽车提案史”，几乎映射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电动化“上半场”向智能化“下半场”转型的完整历程。

2026年全国两会，雷军围绕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两大主线提交5份议案，其中，汽车提案包括《关于共建智能汽车时代交通安全文明体系的建议》和《关于进一步加快培育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复合型人才的建议》。

延续历年提案核心脉络，雷军近年来针对汽车领域的提案已形成了从技术量产、基础设施到人才支撑、安全治理、生态协同的完整产业建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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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提案“三级跳”

人机共驾时代的规则重塑

自小米入局汽车产业以来，作为掌舵人，雷军的全国两会提案不仅关乎企业发展，更直指中国智能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迈向“规则引领”的关键堵点，兼具行业针对性与顶层前瞻性。

2022年（1.0阶段“硬件基建期”），雷军聚焦补短板、强基础，建议完善大功率快充网络布局、建立新能源汽车碳足迹核算体系，解决产业发展初期的配套与低碳问题。彼时的核心矛盾主要是里程焦虑与环保，属于产业起步期的基本诉求。

2023年（2.0阶段“数据软实力期”），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普及，数据安全问题浮出水面，雷军聚焦强规范、塑文化，提出构建汽车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建议定义汽车数据分类分级规则，打破车企间的“数据孤岛”。

同年，他还提出了一个颇具前瞻性的视角——大力发展汽车文化，建议适度放开汽车改装限制、放开皮卡限制。这表明雷军已经意识到，汽车强国的标志不仅是技术输出，更是文化输出。

2024年雷军聚焦统标准、促互通，呼吁统一超充技术标准、车载硬件协议，推动充电设施全国互联互通；2025年聚焦推量产、建生态，建议加快自动驾驶全国测试互认、明确2026年智驾量产时间表、设立自动驾驶专属保险。

2026年（3.0阶段“人机关系重塑期”），当L2级辅助驾驶成为标配、L3级逐步迈入规模化商用试点时，雷军的提案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聚焦治安全、育人才，补齐智驾法治与人才短板，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底层支撑，核心的关键是人机共驾时代的规则重塑。

雷军的全国两会提案轨迹，恰恰反映出中国智能汽车产业正在进入规则制定关键期，其聚焦智驾安全处罚、责任划分，本质是推动汽车行业从“拼技术参数”转向“立全球通用规则”，避免因法治滞后拖累技术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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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提案“集大成”

Xiaomi Vision GT的一切体验，将不限于车内

不同于单纯为企业发声，2026年雷军全国两会提案直击智驾滥用、人才短缺两大行业共性难题，将企业发展与公共安全、产业长远利益绑定。

在共建智驾时代交通安全文明体系方面，雷军提到，汽车智能化和智能辅助驾驶的高速发展，给传统道路交通安全文明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驾驶培训未能及时匹配智能汽车新技术、新功能；智能化技术标准与技术路线不统一；多方协同治理机制有待优化，智驾安全宣传普及有待加强等。

尤其在完善智驾治理规则上，雷军建议将L2级辅助驾驶“脱手脱眼”纳入交通违法处罚，同时明确L3/L4级智驾责任边界与安全准则，并扭转“辅助驾驶=自动驾驶”的认知误区，构建人机协同安全驾驶共识。

此外，雷军还建议加快培育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复合型人才：设立“智能电动车辆”一级交叉学科，重构知识体系；推行“双导师”与“实战化”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政策引导作用，构建汽车行业协同育人新机制。

众所周知，小米汽车的核心优势是手机+汽车生态融合。所以，雷军的提案始终强调标准统一、学科交叉与生态开放，这既是小米汽车的发展逻辑，也是中国汽车产业转型方向——告别传统制造思维，以跨界融合打造智能终端新生态。

另在加快推动通用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中应用方面，雷军提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技术领域已经形成先发优势，但大规模工程化应用尚存在工艺稳定性差、单体硬件成本高以及车间工位数量少等突出问题，导致人形机器人还处于“学徒工”状态，尚未真正转向“正式工”。

对此，雷军提出三方面建议：加快突破工程化落地难题，形成规模化量产条件；扩大智能制造应用场景，提高人形机器人使用率；加强安全标准体系建设，促进人形机器人应用。

不难看出，2026年雷军全国两会提案是其历年汽车产业建言的集大成与升华：从最初解决“能不能造、好不好用”的基础问题，升级为“规不规范、能不能长久”的顶层问题。

从产品思维到社会思维

Auto Scene

在笔者看来，雷军的提案变迁，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技术突破，而是视角升维。过去，雷军谈快充、谈数据，本质上还是“产品思维”——如何让车更好开，让产业配套更完善。这种视角当然重要，但更多服务于产业“硬发展”。

2026年起，雷军开始谈驾考改革、谈违法界定、谈车企责任，很明显已经跳出了企业经营的藩篱，进入到“社会思维”。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如果法律规则和社会认知跟不上技术迭代的速度，那么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将不是便捷，而是混乱。

这一思维的转变，对于 当下中国汽车产业而言至关重要，不仅为小米汽车扫清规模化发展的政策、人才、法治障碍，更为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了技术领先、规则完善的完整发展路径，彰显出中国车企领军者的行业责任与全局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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