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都
文︱沈西城
郁达夫死于日本宪兵之手，现又有另一个版本，称他的死跟郭沫若有关。
新春暖和，日友奥田远洋来讯贺新春，并说：“近日跟日本文化人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相谈炽烈，清酒连绵，滔滔不绝。席间，庆应大学山田君忽地提及有关郁达夫先生之死，实跟中国另一文豪郭沫若有关连，素知兄台喜郁达夫数十年如一日，故致函相询是说可信乎？”
接信，失神，有关达夫先生之死，经已有不少名家追迹调查，确信是死在日本宪兵手中，作为宪兵队通译，日方军事秘密闻之甚多，恐彼泄漏，故下手诛杀，一缕忠魂，长埋异土。本以为乃定论，看到奥田君讯息，顿启疑窦，遂修一函向台中研究中日现代文化史的涂君讨教，承其不弃，寄来掌故专家高拜石大文《郁达夫与郭沫若》影印本，翻读一遍，颇有所得，其文言之有据，毋妨抄录一二以见其概。
高拜石读过静冈大学教授高杉一郎写的《郁达夫在东京一段往事》，颇有感触。高杉是日本改造社《文艺》杂志编辑，译载过郁达夫的处女作《沉沦》，对郁达夫萌生敬意。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前一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郁达夫从福建到了东京，投宿鞠町万年酒店，便驱车往访。他的印象中，郁达夫是“硕长的个子，脸色略带青白，头发剪得很高，是一个温良尔雅的绅士”。两人相谈甚欢，临别时，郁达夫忽然记起说：“这趟我想跟郭沫若君言归于好后，才返国呢！这些日子，我和他之间，一直就闹著蹩扭！”高杉心肠好，便代郁达夫传讯给当时住在市川的郭沫若，并告知改造社山本实彦社长，由山本招待了郁、郭二人，顺便做了“和事佬”。
高拜石说道：“郁达夫之死，在抗战胜利后被日本宪兵处决，起因就是在于这回的日本之行。日本军方因为郁达夫渡日安排郭沫若返国，认为郁达夫是‘大间谍’，所以对郁达夫害怕而要了他的命，说起来郁达夫多少总是受了他的累。”这个说法为前人所无，却有一定根据，这反映出日本军方早已怀疑郁达夫是中国间谍，有除去他之心，他游说郭沫若返国是导火线之一。
支那
说起来，郁和郭是创造社时期的战友，两人性格不同，郁个性爽直轻信，郭阴鸷多疑，一个君子，一个小人。郁达夫受聘北大任教，郭无由反对，郁写了一篇《离散之前》的小说述其志，郭看了不爽，便开始闹蹩扭，郭负气赴日，将《创造》停刊，郁达夫以事小不放心上。一九二五年还推荐郭沬若到武昌大学当文科主任，郭却不就，宁愿参加学艺大学，不久又离去。后来郭认识了毛泽东等人，这时郁达夫已经和他绝交了。达夫对人随随便便，择交不苛，曾和新月社的人交往，郭的一系人便对郁攻击，郁知是郭主使，一怒断交。不久，武汉政府倒台，国民党清党，郭沫若流浪至南昌，去不成苏联，化名“吴诚”逃往日本，渡其海外十年，这便是郁达夫所说的蹩扭经过。
一九三五年，郭欲谋一官半职，时郁正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心胸广阔的郁达夫便向陈仪主席谈起，认为应该把郭沫若请回中国，给郭发电。郭不忘作态，回信说不便详覆，请郁东渡面谈，这便有了文首郁达夫日本之行。那时，日本侵略中国野心日显，中国日本问题专家早已密切留意。郁达夫是日本通，跟日本文化界相熟，易于了解日本真实情况，表面是邀请郭沫若回国，实则怀探测日本政府意向。孰不知日本军方特务心目中早已把郁达夫看作“间谍”，埋下日后杀害郁达夫的种子了。
无可讳言，郁在日本的声誉远高于郭，郁和各文化巨头见面，郭只能以郁的朋友身份作陪，饱受冷落。郭自伤落寞，作出了酸葡萄式纪评，说“郁君所受的仅是中等优待”，尽显妒忌之心。同年十二月五日，日本文学工作者发起演讲会，邀请达夫讲演“中国诗的欣赏”，却被东京警方禁止。演讲题目并无政治气味，无由禁止，正好说明日本特务对郁的怀疑和忌恨，是和郭沫若源出一辙的。
君子与小人结交
七七事变，郭沫若回国在政治部第三厅任职，原定邀请达夫协助，后来却换了范寿康，郁也不在乎，不久，因为“毁家”创伤，一气去了南洋，白骨埋异乡，有家归不得。将高先生文章转寄奥田，奥田君看后，愤愤不平说：“你能说郁先生之死跟郭某无关？”我的想法是：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根据高拜石先生的文章，山田君说：“有理由相信达夫先生之死于他乡，或多或少跟郭沫若有若干间接关系吧？”若然，达夫先生真是死得太不值，由此可见君子跟小人结交，轻则贾祸，重则丧命，岂能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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