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徐旭生考古陕西

作者：刘宜庆

“九·一八”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更为学术界看重，当时夏、周、秦三代的起源与关系问题，令人关注，因此徐旭生决定从陕西着手，尝试通过考古发掘地下资料，构建中国古史体系。1933年春天，徐旭生毅然走向陕西大地，走向奔流不息的渭河，走向苍茫的历史深处。

01

一路向西行

1926年4月，徐旭生接替陈大齐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8月，徐旭生在学校教务长改选中当选。由此可以看出徐旭生在北京大学的学术地位。

徐旭生本可以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在象牙塔中研究高深的学问——哲学，风云际会，当时机降临，他又一次挺身而出，走向戈壁荒漠，踏上黄沙阵阵、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1927年5月9日，徐旭生担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乘坐从北京到包头的火车，奔向广袤的大西北。

考察团以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风餐露宿，从包头到额济纳河，由额济纳河到哈密，由哈密到迪化，漫漫长旅，困难重重。他们经历了严寒、酷暑、冰雹、暴雪等极端天气，经受了驼惊、驴坠（山谷）、蚊咬、虫扰、狼啸等考验，战胜了疾病、迷路、劫匪、被捕等重重障碍。踏破艰难险阻，一路向西行。

1929年的徐旭生

“我们在额济纳河时，预备不到四十日可到哈密，所以只带四十五日的粮，归结走了六十二天！并且走了四十八天不见人烟的地方！冒大风雪仍须前行！几乎可以说已经陷入‘粮尽援绝’的窘境！幸只损失骆驼，至于人虽忍饥，却并未损失一个，不可谓非不幸中之大幸。”徐旭生回顾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行程时，这样写道。

当西北科学考察团陷入困境，斯文·赫定团长病困沙漠时，徐旭生毅然决然地带队前进，他的沉着冷静和临危不惧的果断作风，增强了团员们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勇气。斯文·赫定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的景况愈是阴沉，而徐教授的自信和宁静也愈是强大，在我们经历的艰难时期中，他表现出完全能驾驭这环境的神情。”

真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到了新疆迪化，西北科学考察团因新疆军政方面不允许开通航线，考察团面临经费枯竭的难题，斯文·赫定返回欧洲，回到瑞典募集资金。正当各项考察工作深入进行时，新疆发生政变，杨增新被刺，金树仁上台，拒不配合，为气象、考古、地质等各项工作带来诸多人事方面的困难。团员们分散在沙漠、荒野、山坡工作，徐旭生硬顶着压力，拒不召回团员。而斯文·赫定从欧洲带来的新的考察团员，被新疆金树仁当局拒签入境。

西北科考，尽管各种各样的困难此起彼伏，但徐旭生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豪放的胸怀，他在这座流动的大学里，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合起来，学习德语，学习绘制地图，学习孢子学的知识。他说：“从前多少年的人，想求得知识，却专在斗室故纸堆中绕弯子，那怎么能行！”“自然界中何处不是学问？但非苦钻故纸之人所能知耳！”去自然界中求学问，在田野中考古，后来成了徐旭生人生道路的方向标。

西北科考，艰苦备尝，徐旭生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工作和见闻都写入日记中。他的日记，既有古代文人笔记的文雅和趣味，更有现代科学的视野和洞察，还有一位知识分子对家国的情怀，对时局的关注。

考察团在新疆与杨增新合影

《徐旭生西游日记》堪称一本小型的百科全书，还是民国边疆风云的晴雨图，1927年、1928年两年的时局，也被徐旭生摄入笔端。“不仅把一路行程见闻记得要言不烦，而且对当年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如蒋冯阎之战、勒科克劫掠新疆文物、张作霖遇害皇姑屯、马仲英袭扰新疆、苏联和日本势力对新疆渗透以及主政新疆多年的杨增新人格、政绩和遇刺经过，都有记载和分析。”

1929年1月，斯文·赫定和徐旭生回到北京，受到学术界和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一次报告会涌进1200人，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忍着寒冷，5个小时无人退场，盛况空前。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很快决定延长考察期2年。

鲁迅非常关心好友徐旭生的西游踪迹，他西游归来，就向他约稿，并敦促他尽早把考察日记整理出版。徐旭生写道：“东归以后，《东方》杂志的编辑由我的朋友鲁迅先生转请我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我当时答应了，可是迁延复迁延，直到一年多，这篇东西还没有写出来，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现在因我印行日记的方便，把这些东西补写出来，权当作日记的叙言，并且向鲁迅先生同《东方》杂志的编辑表示歉衷。”

02

在陕西调查古迹，
发掘斗鸡台拉开周秦考古的序幕

1932年6月，李石曾、李书华邀请徐旭生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后任研究员，旋即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并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所国文导师。

“九·一八”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更为学术界看重，当时夏、周、秦三代的起源与关系问题，十分令人关注，因此徐旭生决定从陕西着手，尝试通过考古发掘地下资料，构建中国古史体系。

1933年的春天，北平古城里春风吹拂杨柳，万千柔情的枝条，未能挽留住徐旭生。他毅然走向陕西大地，走向奔流不息的渭河，走向苍茫的历史深处。

这一次出发，对于徐旭生来说，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他要告别繁华都市舒适的生活，告别大学讲坛，告别自从1913年在巴黎大学选择的专业哲学。能够做出这样的抉择，可见徐旭生的决心和勇气。拥有北大教授、师大校长这样显赫身份的学者，甘愿到狼群出没的荒凉之地，进行田野考古，不得不说，徐旭生巨大的勇气在于敢于放弃，奔向起伏的山峦和奔腾的河流。

1933年，徐旭生接受北平研究院委托来陕西筹设分院。徐旭生对陕西进行了两次古迹调查。调查对象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周秦都邑所在地。大约东起西安，西至宝鸡。徐旭生共调查了七处古迹，其一为陈宝祠遗址，在宝鸡县东约十五里之斗鸡台。

1935年在陕西宝鸡的“古大散关”（右二为徐旭生）

1934年2月，陕西考古会在西安成立，当地文化名人张扶万出任委员长。代表北平研究院为此事奔波、协调一年之久的徐旭生出任（考古发掘）工作主任，他以研究史料稀少的周秦初期文化为首要任务。“近三十年，当代学者对于殷墟史料的搜集和研究，已由断片的到有系统的。对于商代后期文化的认识，已有长足的进步，而周秦初期的文化，尚委之于乡人及古董商人偶然的发现。吾人据经验之所知，乡民及古董商人因不明古物与古迹的性质，对于史料，残毁实多。河南洛阳附近古物古迹，几全被盗掘者毁坏净尽，是其明证。陕西前因交通不便，尚无大损毁。近潼关、西安，不久通车，如不急为调查、搜集、研究，则吾人本国历史，将有无从补救的巨大损失。所以对于周秦民族初期文化的探讨，实属今日学术界中急切万不容缓的一件工作。”这一番滚烫的话语、诚挚的告白，可以感受到徐旭生肩负的使命感，这也是他干考古这个苦差事的深层原因。

1934年，高阳人苏秉琦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来到西安，在徐旭生负责的北研院考古组工作。苏秉琦随徐旭生三次发掘宝鸡斗鸡台遗址，开启了中国考古学探究周人和秦人发展脉络的序幕。

通过苏秉琦的记忆，可以还原徐旭生率领的考古队艰苦的生活：

光景动人的陈宝(祠)，也式微得不堪了。只有不大的三间正殿，三间门洞，和四小间东西厢房。陕西考古会的临时办公处，就设在此地。

各屋都门窗洞开，立刻找来些高粱秆作窗根，用麻纸糊起来。然后，把行李铺在旅行床上就睡了。

夜间凉风阵阵，真有说不出来的凄清滋味！

徐旭生已经在西北科考中经受过极度艰难的考验，这样的环境已不足为奇。1934年4月26日，斗鸡台考古发掘定于八点正式开工，徐旭生为鼓舞士气，为陈宝祠作一对联：

流星耀光，兆秦族兴王之运，实即启全中国大一统之机，庙建陈仓，像设北坂，水涯于今存古祠；

雊雉来格，乃宗教祀物之胤，亦可为数千年群神祇之姊，栋宇无恙，雕绘如昨，村老岁时奉蒸尝。

据《史记》记载，秦文公获陈宝一事就发生在这里。“秦文公东猎，在陈仓得一神物，名曰‘若石’，将其供奉在陈仓北阪，并修祠曰：陈宝祠。”在地方志书中，“二童子名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陈仓人乃逐二童子，化为雉(野鸡)，雌上陈仓北阪，为石。秦祠之”。徐旭生的对联说得很清楚，这神话传说的来源是流星划过夜空，陨石坠落陈仓，惊起了一群野鸡的鸣叫。

斗鸡台一带，非常荒凉，有狼出没。“惧怕狼来，当晚考古队员上厕所时，令人在外守卫。”有一天，太阳刚升起，一只狼奔跑在渭河河滩上，惊起一群水鸟，在天空形成鸟浪。狼患如此，但村民迷信，说狼不伤人。徐旭生无奈感叹：“将来必有苦痛使他们梦醒之一日也。”

1934年，徐旭生在陕西斗鸡台考古期间，收到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的来信，“言汇来考古费五百元，我的薪水三百元”。由此可见，陕西考古的经费是北平研究院出资。但经费时有短缺，如何弥补并保证考古工作顺利开展呢？

苏恺之在《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书中披露：“在宝鸡斗鸡台工作的最关键时刻，经费许久不能到位，又恰有一位民工因墓坑坍塌伤亡，现场工作很难为继。为了让这个摊子不至散伙，父亲就毅然写了个条子，带上一名体格健壮的民工和防卫用的枪支，徒步三天直奔西安，去找那时在西安的三伯父。我的三伯父看完纸条让他俩休息一夜，第二天就把500大洋藏在几个麻袋的货物里，雇了两匹骡子。他俩日夜兼程，安全带回了斗鸡台。这笔钱相当于我父亲9个月的工资。但事后，他没有向研究所汇报这个事情，更没有申报（要回）这笔费用。”

到1937年6月，徐旭生主持斗鸡台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累计历时8个月左右。发掘面积达千余平方米，发现墓葬百余座，各类文物多达数千件，年代起自殷商，止于隋代。

斗鸡台考古发掘，对徐旭生来说，意义重大：由游走调查、实地考察转向科学田野发掘，也是其确立考古学研究方向的标志。

徐旭生长达四年的陕西考古调查发掘期间，“适陕省大灾刚过，关中农村经济凋敝，人民困苦，故整体活动备尝艰辛”。他在目睹关中的破败和遭遇同仁的误解之后，慷慨陈词，大声疾呼：“此地过去极伟大，前途弘远，徒因现在的小不景气，而视为畏途！今日的士大夫，洵属亡国的士大夫！尚将何言！尚将何言！”

在这样情形下，陕西考古会对关中古迹完成了大规模、全景式的调查。徐旭生以脚步丈量关中大地，行囊里的收获越来越丰富。学者罗宏才在《陕西考古会史》书中，这样概括徐旭生的工作：“田野考古工作者，艰难穿越关中地区渭河南北纵横数百里狭长地带，先后于陕西境内调查发现各类文物遗迹近千处，清理发掘古遗址、古墓葬数百处，获取各类文物数千件，同时对关中地区大量古遗址、古建筑以及散存各地千余通重要碑石与铜、铁古钟和戏曲、民俗、方言等，分别通过调查、测量、绘图、记录、捶拓、摄影等手段实施资料收集与不同程度的相关保护及研究。相继整修维护了西安东岳庙、宝鸡东岳庙及大王村寺庙等多处古代建筑；颁布下达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指令、函件。”

长期在野外工作，徐旭生养成了写考察日记的习惯。《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一书，翔实记录了徐先生在艰苦环境下筹建陕西考古会的过程，在陕西各地进行文物调查以及在宝鸡斗鸡台考古的历程。

阅读徐旭生的考古日记，可以看到他寻找“杨家城”（废弃的汉长安城）的身影：

问土人此处何名，答言万城门，即杨家城(汉长安城)当年之城门。

其所言与嘉庆《长安志》合，即汉之霸城门也。

入庙，出吾辈所带之馒头和咸菜，请人烧开水，在殿中大嚼。殿中甚凉爽。休息后出，仍甚倦。

过破庙照壁前，见上一石，石上有字，无多兴趣俯观。然一瞥间，见有“元和”字样，乃蹲下详读。知为元和十四年（819），知“翰林学士院事宣德郎内侍省内寺伯赐绯鱼袋李常晖”所书之《般若波罗蜜心经》。唐刻毫无疑义。

此石不见于著录，以此知前人著录尚疏略也。（1933年4月30日）

5月17日，徐旭生鸡鸣起床，雇车去杨家城考察，这次考察汉长安城的覆盎门，城门有汉代陶制五角形水道，徐旭生冒雨踏泥察视。又北行至汉长安城清明门、宣平门旧址考察。下午三点多，在回程的车上，徐旭生背部受风雨侵扰，回到城里，下身尽湿。风里来，雨里去，徐旭生留给关中大地一个考古的身影，这身影融入苍茫大地，融入渭河流水……

此情此景，真是应了徐旭生早年写的诗句：“时景虽严吾当行，猛进不需愁途穷！”

03

在西安的演讲，
他的声音留在古都的天空

20世纪20年代初，国内各高校开办暑期学校蔚然成风。1923年5月，陕西主政者策划“陕西省城之学术演讲会”，拟邀请国内名家来西安讲学。

1923年7月，陆费逵主编的《教育》杂志（商务印书馆出版）对此次学术演讲会设立的初衷、讲师情况、演讲题目与内容以及演讲地点，进行了详细报道：

陕西向以交通不便，故名流学者之在西安讲演者，向未之有。自去年西潼汽车路告成后，交通稍便。今年省长兼督军刘镇华于五月间函托傅佩青及北大陕生张之纲邀请现代学者数人，来陕演讲，以提倡西北文化，并鼓励陕人研究学术之兴味。傅张二氏当即邀请七人——即北大教授美人柯乐文，北大史学系主任朱逷先，哲学教授陈百年，理科教授王抚五，哲学教员徐旭生，美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吴新吾，女高师哲学部主任傅佩青——已于七月初抵西安。各界人士竭力欢迎。讲演时期由八日起。兹将诸学者讲演题目列后。至于讲演地址，闻在省立第一中学、教育厅及教育会三处云。

徐旭生氏讲演题目：

（一）概论科学与道德之关系；（二）科学之精神；（三）关于科学之误会；（四）道德之意义；（五）实践道德数则；（六）关于法国军政界感想；（七）张横渠之精神。

徐旭生这次暑假讲学，讲题范围为科学与哲学。1913年春至1919年春，徐旭生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专攻哲学。1919年，他到北京大学执教，担任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高擎“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大旗。从徐旭生在古城西安的讲题中，可以感受到时代的精神。

这次暑期讲学，是一次预演。1924年夏天，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讲学，邀请鲁迅、夏元瑮、王桐龄、李顺卿、李济、蒋廷黻、陈钟凡、王凤仪等十几名学者来西安讲学，师资阵容强大，对陕西学术、教育影响深远。

1937年初夏，徐旭生在西安应“胡厅长”之邀，在陕西政务研究会讲演，这次的讲题为《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讲演稿发表在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1934年1月28日。徐旭生在这次讲演的开场白中说，他以前教哲学，现在从事考古，对政治没有专门的研究。这是他的自谦，他翻译了《欧洲哲学史》，对欧洲的社会各阶层有深刻的洞察和认知。

徐旭生在西安演讲的声音，并未被大风吹走，仍留在古都上空。

从1933年春到1937年夏，徐旭生在陕西从事古迹调查和考古发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他对这项事业的热爱。1934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未征得徐旭生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单方面委任其为河南大学校长，但他在陕西考古第一铲已经挖下，田野考察胜过大学校长的委任状。他喜欢风餐露宿的滋味，喜欢古迹古物，“对办理学校行政颇感厌倦”。

徐旭生的这种精神和境界感染了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时任陕西考古会委员长张扶万在评价斗鸡台发掘即感言：“诸君舍弃高官厚禄与妻子儿女，经天南地北集秦中故地，肩披风霜、手执锹铲，莘莘然若农夫耕耘，痴迷于前朝古代文物史迹之追寻，其意盛矣！其功大矣！千百代后，必为有识之士所瞩目敬仰，谓予不信，则赖后世子孙起而作证。”张扶万这番滚烫的话语，可谓历史的证言和未来的预言。

如今，隔着90年的时空，读《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令后人对其风范钦佩不已。他的足迹，留在了陕西，是镌刻在大地上的另一种声音，不会消逝。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