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回顾：一起插队落户八年，当年的秋霞姐最终成了我爱人

1969年的春天，风里还带着料峭的寒意，我这个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和一群年龄相仿的同学，背着简单的行囊，一起坐上了离开上海的知青专列。那年我还不满十六周岁，个子瘦小，身子单薄，脸上满是少年的青涩与茫然，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千里之外贵州遵义山区里，一段长达八年的知青岁月。

乡亲们欢迎上海知青

我们一行上海知青，大多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彼此熟悉又亲近。分到马家沟大队第五生产队的一共十二个人，其中八个是我同班同学，另外三个也同校不同班。六名男知青里，我年纪最小、个头最矮、力气最弱，同学们笑着给我起了个外号——小猴子。这个称呼，从少年叫到青年，一叫就是若干年，成了我知青岁月里最亲切、也最难忘的印记。

刚到马家沟，眼前的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象。这里贫穷、落后，山路崎岖，土房低矮，处处都是艰苦的模样。我们没有专门的知青房，队里把三间存放农具、杂物的旧仓库收拾出来，给我们当住处。屋子四面透风，屋顶漏雨，六个人挤在一间房里，地上铺着秫秸和谷草，就算是我们的床铺。夜里风一吹，草屑乱飞，冷意直往骨头里钻，可那时候年纪小，再苦再难，也只能咬牙忍着。

初来乍到，我们这群城里孩子连生火做饭都不会。队长的婆娘陈婶心善，天天过来手把手教我们烧火煮饭，干粮蒸红薯，一点点把我们领进门。等我们勉强能自理，一年一度的春耕春播生产就轰轰烈烈开始了，山里的农忙时节，也就此拉开了大幕。

春耕一开始，陈婶就不再帮我们做饭，我们十二个人分成六组，两人一组轮流做饭。水井离住处很远，山路难走，挑水是实打实的力气活。队长心疼女知青，特意嘱咐：男女搭配，别让姑娘家去挑水。

自由组合那天，我站在人群里，心里又慌又自卑。女生们都挑身强力壮、个子高大的男生结伴，没人愿意选我这个又瘦又小、挑不动水的“小猴子”。我低着头，攥着衣角，难堪又难过，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就在我以为要落单、要被大家丢下的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我跟他一组吧。”

我抬头一看，是吴秋霞，心里满是感动和温暖。

初中毕业前她是我们学校五班的，我是二班的，在上海时倒是经常遇见，却从没说过一句话。那时候男女同学界限分明，路上遇见都不好意思打招呼。我后来才知道，她比我大一岁，个子比我还高一点，眉眼清秀，性格开朗大方，是六个女知青里最热心、最爽朗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我连话都没跟她说过的女生，在我最窘迫、最无助的时候，主动走到我身边，愿意和我组合一起做饭。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在陌生的大山里，有人愿意护着我、陪着我，这份温暖，我记了一辈子。

轮到我们做饭那天，我天不亮就爬起来，想抢着去挑水，我不想让同学们和吴秋霞看不起我。我刚走到井边，她就小跑着追了上来，气喘吁吁地喊我：“王春江，你能挑动两桶水吗？你会打水吗？别掉到井里去了……”

一句简单的叮嘱，在我心里却重千斤。那个年代，男女同学几乎不说话，像她这样主动关心、毫不避讳的女生，少之又少。我又暖又感动，暗暗咬牙，一定要把水挑回去。

可我身子太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水打上来，挑在肩上摇摇晃晃，没到半路，两桶水洒掉了三分之一。我满头大汗、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腿都在打颤。吴秋霞看我实在吃力，二话不说接过扁担，稳稳当当把剩下的水挑回了队部。

身边的男同学见我挑水费劲，都主动帮我；女生们也心疼我，常常过来搭把手一起做饭。那段日子，虽然苦，可人心暖，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在这遥远的马家沟，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

下地干农活，队长和乡亲们也处处照顾我。知道我年纪小、身子弱，从来不给我派重活，总是把最轻松的活儿留给我。评工分的时候，我心里过意不去，主动跟队长说，给我少记二分工。队长笑着拍我的肩膀：“全队就你最小，让你干这样重的农活大家心里都过意不去，哪能再少给你记工分？大家多干点，就把你的工分找补回来了。”

乡亲们朴实善良，没有半点嫌弃，只有真心实意的疼惜。而吴秋霞，更是时时刻刻把我放在心上。地里干活，她帮助我，收工回来做饭，她抢着干。我累得不想动，她就安慰我，让我慢慢来，慢慢适应。

细心的陈队长看在眼里，有一天笑着问她：“秋霞，你咋对小猴子这么好？”吴秋霞随口一笑：“他是我弟弟。”队长一愣：“他姓王，你姓吴，咋是弟弟？”吴秋霞不假思索：“表弟。”

一句随口的谎话，队长当真了，从此全队人都知道，我是吴秋霞的表弟。她就这样，以姐姐的名义，默默护了我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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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亲们的包容、同学们的照顾、秋霞姐的呵护下，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在悄悄长大。个子一点点拔高，身体一天天壮实，挑水不再摇晃，干活也有了力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弱不禁风的小猴子。可大家还是习惯叫我“小猴子”，这称呼里，没有嘲笑，全是亲近与疼爱。

1973年秋天，遵义化工厂来招工，一个无比珍贵的名额，落在了我们知青点。大家心疼我最小，一致同意让我进厂工作。可我拿着审批表，想都没想，直接塞给了秋霞姐。我心里清楚，这些年她照顾我最多、付出最多，好机会应该先给她。

秋霞姐说什么都不肯要，推来推去，知青组长周建新开口劝她：“吴秋霞，这次你去吧，下次有指标，再让小猴子走。”

她这才勉强接过招工审批表，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可命运弄人，政审没能通过。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祖父是民族资本家，大伯是被打倒的干部，家庭成分问题，像一道跨不过去的坎，拦住了她离开大山的路。

从那以后，再有招工机会，秋霞姐再也不敢填表。她怕自己政审不过，白白浪费宝贵的名额，耽误了别人。

1974年冬天，轮到我去参加招工体检、政审。我满心期待，以为终于能走出大山，可结果一样残酷——我外祖父是右派，我同样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审不合格，进厂的希望彻底破灭。

当时我失落又难过，秋霞姐反倒过来安慰我：“别急，慢慢等机会。真不能招工，一辈子当农民，也一样好好活着。”

她总是这样，自己受委屈从不抱怨，却处处安慰我、鼓励我。

时光一晃，到了1977年春天。当年一起插队的十二名知青，走得只剩下我和吴秋霞两个人。有人招工进了遵义化工厂，有人去了化工三分厂，有人去了供销社，还有一位女同学因为身体原因病退回了上海。八年朝夕相处，八年风雨同舟，我和秋霞姐早已不是普通同学，她是我心里最亲的姐姐，是我在大山里唯一的依靠。

她依旧叫我“小猴子弟弟”，照顾着我的吃喝起居，不许我抽烟，不许我打架，不许我逞强干活。有一回我忍不住，鼓起勇气跟她表白，说我真心喜欢她。她却轻轻批评我：“我是你姐，比你大一岁，别胡思乱想，以后不许胡说。”

我知道，她不是不心动，只是把感情藏在心底，一心只想护着我、陪着我。

那些年，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每天晚饭后，我也自学高中课程，天天看书学习到深夜，看到吴秋霞姐姐屋里熄灯了，我才熄灯睡觉。学习中遇到不明白的问题，第二天就问秋霞姐姐，高中课程她早就学完了，不管数理化还是语文，几乎没有她不会的题。

那年秋天，我忽然浑身乏力、脸色发黄，去遵义医院一检查，是黄疸肝炎，心脏也查出了小毛病。医生得知我是上海知青，劝我回上海治病，那时候病退政策相对宽松，只要符合条件，就能办理病退手续。秋霞姐陪我一起去的医院，她也劝我：“回上海吧，上海医疗条件好，回去好好治病，身体最重要。”

我不想走，是放心不下秋霞姐姐，知青点只剩她一个人，怕她孤单害怕。可她反过来安慰我，说自己早就习惯了，让我安心回去。

离开马家沟那天，我一步三回头，心里满是不舍与牵挂。陈队长知道我不放心，就笑着对我说：“你放心，回头让我家小女儿夜晚过来给她作伴。”我带着对大山的眷恋、对秋霞姐的牵挂，坐上了回上海的火车。

回到上海，我住进市医院，大姑又四处找中医给我开方调理。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的身体慢慢康复，血压、心率都恢复正常，可我也因此错过了1977年冬天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全国高考。

刚回到上海时，我以为我和秋霞姐很难再见面，除非她也能回上海。

令我没想到的是，1978年春天，我竟在上海街头，意外见到了我日思夜想的秋霞姐。她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回上海读书来了。

那一刻，我像做梦一样，又惊又喜，眼泪都流了下来。命运终究没有辜负这个善良、坚韧、好学的姑娘。

在她的鼓励下，我振作精神，参加了1978年夏季的高考，顺利考上了上海医学院。大学几年，我一次次向她表白，一次次诉说心意，她总是笑着推辞：“我是你姐，比你大一岁，老话说女大一不是妻，咱俩不合适。”

她嘴上拒绝，心里却一直惦记我、关心我。我知道，她不是不爱，只是太过谨慎，太过珍重这份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情谊。

大学毕业后，我没有放弃，继续用真心、用耐心、用陪伴，一点点打动她。终于有一天，她松口答应了我的追求。

那一刻，我心里像灌满了蜜糖，满满的幸福感。这辈子所有的苦、所有的等待、所有的坚持，全都值了。

水井和辘轳

从马家沟的地铺到上海的大学校园，从十六岁的懵懂少年，到学有所成的青年，从一句“我跟他一组”到半生相守、不离不弃。吴秋霞不仅是我知青岁月里的光，更是我一生的爱人、一生的依靠。

那段艰苦的知青岁月，没有磨灭我们的情谊，反而把最真、最善、最美的感情，深深种在了心底。马家沟的山风、土路、谷草地铺、井边的身影、田间的陪伴，都成了我生命里最珍贵、最温暖的回忆。

当下回望半生，我最想说的依旧是：谢谢你，我永远的秋霞姐。在我最年少、最无助的时候，你牵起我的手，从大山深处，一直走到白头。

讲述人：王春江老师（上海老知青，医学博士，心脑血管疾病专家，退休后定居杭州）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