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亲华的大平正芳会被日本右翼活活气死？

在历史上所有的日本首相中，大平正芳是最亲华的那一位，且没有之一。田中角荣时代，他是中日建交背后最核心的操盘手。在他自己的首相任期内，他开启了数万亿日元的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在我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中，他是标准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而，这样一位善良且有远见的政治家，最终却被日本人自己活活气死。为何如此？自民党内部的派系撕咬，比任何一出政治剧都要精彩。

大平正芳之所以会成为亲华派，是时代与经历共同塑造的结果。在冷战时代的日本，右翼政客普遍出身豪门，而亲华政客则普遍草根出身，田中角荣如此，大平正芳亦如此。他于1910年出生在四国岛香川县的一个贫穷农家，父亲早逝，家境艰难。凭借过人的学习天赋，大平考入东京商科大学，毕业后成为日本大藏省的一名小职员。

二战时期，大量日本本土官员被派往殖民地。30岁的大平当时被派往日本控制下的伪蒙疆张家口工作。与那个将中国东北搞成人间地狱的岸信介不同，大平没资格在战略层面做规划，这反而让他有机会接触更多战争中的中国人民。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也亲身感受到中国民众的苦难。这在他心中埋下了对华赎罪的种子，也成为他日后选择亲华路线的源头。

战争结束后，大平回到大藏省工作。机缘巧合下，他成为时任大藏大臣池田勇人的秘书官。池田非常赏识大平的文笔与思维，借池田勇人的关系，大平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搭上了线，并一步步成为日本自民党的骨干之一。

1957年，池田勇人创立属于自己的党内派别“宏池会”，大平是该派别的创始成员之一。池田勇人成为日本首相后，更是将大平提拔为内阁官房长官。对大平而言，池田勇人就是自己的伯乐。池田勇人重视经济的方针，在其逝世后，自然也被大平一脉相承。

宏池会并非天然亲华派系，其核心纲领更准确地说，是“轻军备、重经济、日美轴心”。作为东亚一员，日本经济必然无法绕开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这才让宏池会在务实基础上有了亲华的可能。

大平正芳不是无脑亲华的人。在当时的日本，比他更亲华的人，在左翼社会党中也有不少。事实上，他的亲华自始至终都以赎罪为外衣，以利益为导向。但与岸信介等右翼政客不同，大平正芳真诚地相信：只有一个富裕的中国，才能实现东亚的稳定与和平；中日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可以合作共赢。

在右翼政客眼中，中国是日本安全的最大威胁，中日竞争只有你死我活。在中国眼中，我们反感那些身为加害者却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右翼政客，因为他们混淆是非；我们同情但不认可那些只喊亲华口号的左翼政客，因为他们大多昙花一现。只有大平这种既有亲华情感基础，又清楚中日关系本质是经济合作的清醒者，才是中国最好的合作者。而且，自民党大佬的身份，也意味着大平的亲华不是口头说说，而是真能转化为资金与资源。

在这种务实氛围下，大平正芳在20世纪70年代推动中日关系取得一系列双赢成就。中日建交期间，作为外务大臣的他，先是顶着右翼的死亡威胁，与台当局彻底切割；又在田中角荣访华期间，与姬鹏飞外长反复磋商，用“痛感日本国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经典表述，在战后首次正式承认侵华责任。

中日建交后，他又趁热打铁，于1974年1月访华，与中国签署《中日贸易协定》。这不仅将政治破冰转化为经济实惠，也为日后改革开放时代日本企业大规模投资中国奠定了法律基础。

1978年上任首相后，他主动提出对华援助三原则，并利用政府开发援助，在之后43年间累计为中国提供了3.6万亿日元、以低息贷款为主的经济援助。若没有大平正芳，不仅中日建交可能推迟，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崛起速度也可能延缓1到2年。

然而，大平正芳能一以贯之对华友好，根本立场在于经济，而非单纯亲华。若拿放大镜挑刺，仍能在他身上找到许多被视为“反华”的黑点。20世纪60年代，他是《日韩基本条约》的主要推手，该条约当时被视为美日韩反共军事同盟的一环，曾遭我国猛烈抨击。

中日建交前后，他在钓鱼岛问题上未承认中国主张，仅与中国达成“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成为首相后，他更在靖国神厕合祀战犯的第一年，代表自民党参拜了靖国神社。

但这些黑点无法改变他作为亲华政客的底色。日本自民党自建党起，便是日本的核心执政党，也是右翼的大本营。在此背景下，亲华政客在日本国内的地位相当尴尬：若将亲华理念贯彻到底，不可能被自民党接受，自然也无实权；若想被自民党接纳，就得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站队。大平那些被视为“反华”的行为，无一不是为保住政治地位的不得已之举。

但这种“两面派”做法让他在自民党内部饱受质疑，甚至得了个“阿欧将军”的外号，讽刺他唯唯诺诺。最终，他在一次政治风暴中被不安分的右翼政客活活气死。

一个性格温和的老好人，为何落得如此结局？日本右翼的蛮横，早已非一日之寒。时间回到1976年，三木武夫倒台后，一个被搁置两年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代表鹰派的岸信介、福田赳夫一系，与代表鸽派的池田勇人、大平正芳一系，究竟由谁领导自民党？

两年前，正因为这个问题无解，才让三木武夫这个“小人物”侥幸当了两年首相。如今再遇此问题，三木的例子让自民党内部意识到：选小角色不仅无法平衡各派，反而会节外生枝。若公开选举，有田中角荣支持的大平正芳当时略优于福田赳夫。但福田派扬言：若大平胜出，他们就脱党。

为避免自民党分裂，福田与大平达成君子协定：先由福田赳夫任首相，大平任干事长；待福田任期结束，再将政权禅让给大平。福田在前，只因大平比他小5岁，更能等待。

然而1978年，福田两年任期将满，按协定应让位时，他却仗着民调不错，准备毁约连任。消息传出，大平被福田的背信弃义彻底激怒，决定正面硬刚。有田中角荣支持，大平与田中势力本就占优，最终在自民党全党员预选中，他正面击败现任首相福田，以强硬方式夺回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力。

在大平看来，这是合法维权；但在福田派眼中，却是奇耻大辱，不仅是被直接击败的痛苦，更有“东大毕业的精英竟被草根击败”的阶级羞辱。于是，大平上任后，福田一系开始不顾自民党大局，疯狂给他找麻烦。

为解决福田执政时大搞基建导致的财政赤字，大平提出引入一般消费税的构想。这本是有长远眼光的财政改革，但作为党内同僚，福田派议员不仅不支持，反而公开在媒体抨击大平的增税计划是“乱命”。

1979年众议院大选中，福田派竟不顾党派大局，打出“反对大平增税”的旗号，试图从大平手中抢票。自民党内斗导致此次选举结果极不理想，大平明知非己之责，拒绝辞职。福田派则借题发挥，疯狂攻击大平本人。即便如此，大平仍凭较高支持率，通过首相指名选举，于1979年11月9日继续连任日本首相。

但福田派的捣乱才刚开始。1980年5月16日，万年反对党社会党按惯例给首相找茬，提出不信任案。此前27年，针对自民党的不信任案从未通过，可这次，福田派竟选择与死敌社会党站在一边，针对大平的不信任案意外通过。在自民党看来，这是明确的叛变。

摆在大平面前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重新选举。他当然不会认输，立即宣布解散众议院并重新选举。然而，选举尚未开始，大平便被这群“叛徒”气得心肌梗塞，于6月12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