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我家盖新房时,一个乞丐上门要饭,他临走前:这是个风水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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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那会儿,我记得村里稍微富裕些的人家,都开始扒掉旧土坯房,盖起红砖大瓦房。在那个年代,盖一栋新房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倾尽所有的大决战。父母为了这栋新房,整整攒了五年的钱。那五年里,家里几乎没见过荤腥,母亲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添置过,父亲更是白天在砖厂扛活,晚上还要回来借着月光打土坯。

到了九五年开春,地基终于打下了。那是一段充满希望却又让人疲惫不堪的日子。没有搅拌机,所有的砂浆都要靠人工和;没有吊车,沉重的预制板全靠村里的青壮年用肩膀和粗麻绳往上抬。那时的农村,盖房子是不请专业包工队的,靠的全是亲戚邻里的“帮忙”。主家不需要付工钱,但必须要在中午管一顿实实在在的好饭。

我那时刚上小学,每天放学回家,看到的就是院子里热火朝天的景象,以及母亲在临时搭起的露天灶台前忙碌的背影。那段时间,母亲的头发总是被油烟和灰尘糊成一绺一绺的,粗糙的双手被洗菜的凉水和石灰水浸泡得全是裂口,一碰就钻心地疼。但她的眼睛是亮的,只要看着那砖墙一天天变高,她就觉得一切苦累都值了。

随着工程的推进,家里的积蓄也如流水般花了个精光。到了准备“上梁”的关键时刻,父亲甚至厚着脸皮去大伯家借了五百块钱,才勉强凑够了买大梁和置办上梁酒的钱。



上梁,是农村盖房最隆重的仪式。可是那天偏偏天公不作美,从清晨开始,天空中就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春雨虽然贵如油,但在盖房子的时候下雨,不仅影响干活,还让人心里觉得有些添堵。

院子里泥泞不堪,帮忙的乡亲们踩着泥巴,喊着号子,小心翼翼地将那根系着红布的粗壮主梁往房顶上拉。母亲在灶台前急得团团转,那天是大日子,她咬牙割了十斤猪肉,炖了一大锅白菜豆腐粉条猪肉炖菜,还蒸了白白胖胖的大馒头。这在平时,是过年才能吃上的席面。

就在主梁稳稳落在墙头,父亲点燃了长长的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喜庆声音响彻半个村子的时候,一个人影默默地出现在了院门外。

那是一个极其落魄的老乞丐。他穿着一件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破棉袄,里面的棉絮早已发黑结块,半截露在外面。他的一条腿似乎有些残疾,拄着一根光秃秃的柳木棍,手里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大碗。雨水顺着他花白的头发流进那张沟壑纵横的脸颊里,整个人在春寒料峭的雨中瑟瑟发抖。

当时,鞭炮声刚停,正准备往下撒寓意吉祥的“上梁馒头”,大伯眼尖,一眼就看到了门口的乞丐。在农村的传统观念里,上梁这样的大喜日子,如果遇到要饭的,被认为是非常晦气的事情,预示着这家人以后可能会受穷。

大伯立刻沉下脸,大步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纸币,塞进乞丐的破碗里,挥着手不耐烦地说:“走吧走吧,今天家里办事,不方便招待,拿着钱去小卖部买点吃的,别在这儿站着了。”

老乞丐看了看碗里的两毛钱,又看了看院子里冒着浓郁肉香的铁锅,没有说话,也没有走,只是用一种极其渴望却又卑微的眼神望着那锅热气腾腾的炖菜。他干咽了一下口水,喉结艰难地上下滚动着。

大伯见他不走,有些急了,声音也高了八度:“你这老头怎么不知好歹?主家今天上梁,你在这儿杵着算怎么回事?赶紧走!”说着就要动手去推他。

就在这时,正在切菜的母亲擦了擦手,赶紧跑了过去。她一把拉住大伯的胳膊,轻声说:“大哥,算了算了,大喜的日子,别动粗。”

接着,母亲转过头,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个老乞丐。乞丐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眼神里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和饥饿。母亲的心一下子软了。她知道,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春天,如果不是饿得狠了,谁愿意冒着雨在别人家大喜的日子来讨嫌?

“大爷,您饿了吧?”母亲的声音温和而平静。

乞丐微微点了点头,嘴唇哆嗦着挤出几个字:“女菩萨,三天没正经吃口热乎的了。”



大伯在旁边皱着眉头阻拦:“弟妹,这锅里的肉菜是给干活的兄弟们准备的,咱们家自己人都没舍得留一口,你总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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