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建勋（上）：为了捍卫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特朗普上台几乎是必然的

学人简介：王建勋，河南南乐人。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旨趣包括宪法理论、政治哲学与思想史；著有《审慎是一种美德：保守主义导论》《用野心对抗野心： <联邦党人文集> 讲稿》《驯化利维坦：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论》，译有《美国联邦主义》等。

采访人：王琦、魏思雨、阎聪聪，学人Scholar志愿者团队成员。访谈全文分为上、下两期发布。

01

抛弃了犹太-基督教传统，自由民主制度也会轰然倒塌

学人：您曾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且在既往访谈中提及《联邦党人文集》等美国宪政文献及相关研究对您产生了深刻影响。请问您早期的学术经历与研究重心，与您此次著作《审慎是一种美德》之间存在何种思想关联？该著作是否旨在回应特定的现实问题？

王建勋：从学术经历上讲，我先学习了九年的法律，又学习了六年的政治学，阅读也比较杂，兴趣主要集中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这几个领域。

从专业或者学科的角度讲，我研究的是“宪法”，但是，我从来不把自己局限于那个法条或者法教义学意义上的“宪法”，因为在我看来，要想更好地理解“宪法”，必须得通晓其背后的东西，领会是什么因素造就了那个所谓的“宪法”，造就了它的精神、它的气质、它的寿命等。人们需要弄明白，为什么一些“宪法”能够长命百岁，而另一些“宪法”却昙花一现；为什么一些“宪法”有效地保障了基本权利和自由，而另一些“宪法”却不过是装点门面等等。

所以，我在念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就读了一些跟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关的著作，包括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以及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等。

早期我的兴趣和研究偏重于古典自由主义，部分是因为我主要研究制度，研究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或者说，研究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这在我前两本书《驯化利维坦》与《用野心对抗野心》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但过去这十年来，自觉不自觉地，我越来越多地转向保守主义。

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在慢慢从制度研究转向思想或者观念研究，也就是说，研究制度背后的那些思想或者观念。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保守主义是一种博大精深的传统，是一种思想更加深厚的传统，因为它对超验秩序和宗教信仰的强调，对道德、传统和习俗的重视，让其对制度的根基有着更具穿透力的解释。当我们思考良好的制度是怎么来的以及如何确保其得以有效运作的时候，就会发现观念或者思想的根本重要性，而这种思想或者观念离不开道德、传统、宗教等深层次的维系社会存在的因素。

另外一个原因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突显了美国的左右之争以及西方文明的危机，围绕着大选和特朗普的争论，也让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出现了大分裂。这一分裂可以被视为（现代）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对峙的结果，大致而言，支持美国民主党及其候选人的，大都是（现代）自由主义者，而支持美国共和党及其候选人的，大都是保守主义者，可能也包括一些古典自由主义者。

2016美国总统竞选候选人希拉里（民主党）、特朗普（共和党）

现代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区别很大，前者更加倾向于平等主义、福利国家、堕胎自由、同性婚姻自由等。当然，也有一些古典自由主义者支持堕胎和同性婚姻。而保守主义者则大都不会赞同这些东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尤其是保守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而且，在保守主义者看来，西方文明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物质主义的产物。在这种背景下，我认为保守主义对应对西方文明的危机至关重要，倘若西方抛弃了其犹太-基督教传统，抛弃了其传统价值观与道德观，那么，建立在这一传统基础之上的自由民主制度甚至西方文明也就轰然倒塌了。

差不多十年前，一些对保守主义感兴趣的朋友发起了一个“保守主义读书会”，书友们一起读了不少保守主义经典，包括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和《法国大革命补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拉塞尔·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和《美国秩序的根基》、斯克鲁顿的《保守主义的含义》、奥克肖特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斯蒂芬的《自由·平等·博爱》、梅因的《大众政府》、白璧德的《民主与领袖》、维沃的《思想的后果》以及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等。 通过跟无数的书友们一起阅读和探讨这些经典，我自己逐步加深了对保守主义的认识。读了这些经典作品之后，当然有对保守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的冲动，正好这几年知识界的论争与撕裂，让我觉得有必要写一本梳理和澄清保守主义思想的入门读物，于是就有了这本《审慎是一种美德》。

《审慎是一种美德：保守主义导论》

王建勋 著

之间·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

一方面，我希望它为“左右之争”提供一点儿思想或者观念依据，避免鸡同鸭讲或者打口水战，另一方面，我希望它对于国人认识和理解西方文明的危机有所帮助，避免将来重蹈覆辙。因为种种原因，国人对保守主义的了解十分有限，甚至不少人看到这个概念就会对其持敌视态度。我总觉得，无论一个人是否认同或者接受保守主义，都应该对它有基本的了解，知道保守主义者到底主张什么，以及它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等。可以说，这就是我写作这本小书的初衷。

学人：在您提到的读书会中，有没有哪一本书大家尤其关注，或者引起的反响比较大？

王建勋：我们读的基本都是经典，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著作，而且很多作品不是那种“纸上谈兵”式的，而是关注现实问题的，很多作者（包括柏克、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等）不仅是一流的政治理论家，而且是一流的政治家，他们的作品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

作为保守主义读书会，埃德蒙·柏克的书当然很受欢迎。托克维尔以及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的著作，大家也非常喜欢。柯克的两本书在2018—19年被翻译为中文，一本是《保守主义思想》，另外一本是《美国秩序的根基》，出版之后我们读书会马上就读了。柯克的著作思想深邃，穿透力强，文笔优美，很多书友爱不释手，反响比较大。

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1918年—1994年），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

02

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自治的社会

学人：类似于大多数以“主义”二字结尾的概念一样，保守主义像是一个“大箩筐”，很多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那么，当我们在谈论保守主义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普通人要认识保守主义，需要抓住哪些核心特质？也就是说，普通人如何把握这一概念？

王建勋：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几乎就是整本书的内容，这里只能简单说几句。保守主义者一般都不愿用三言两语概括保守主义，因为它不像其他“主义”那样有一两个信条或者原则，譬如，自由主义就是崇尚自由或者自由至高无上的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高于个人的主义等。保守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林肯说，保守主义就是喜欢旧的和已经尝试过的事物。奥克肖特也说，保守主义就是热爱熟悉的事物。还有人说，保守主义就是反对剧烈的变化。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通俗易懂，但是都不全面，都只是道出了保守主义的部分内涵。因为保守主义的复杂性，一些理论家给它总结了若干条原则，比较有名的包括柯克的十条原则。我自己在这本书里总结了保守主义的十四条原则，包括它强调超验的、永恒的道德秩序；主张自然法；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尊重传统、历史和习俗；认为人性有缺陷且不变；主张社会变革应当恪守审慎原则；追逐秩序下的自由；认为权威和忠诚不可或缺；珍视家庭和婚姻；强调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推崇混合政体；捍卫私有财产；卫护国家认同；支持正义的战争；等等。

这么多的原则恐怕还是会让试图了解保守主义的人望而生畏，如果一定要提炼一下，给出一个简单明了的保守主义定义，或许可以这样说：保守主义就是一种以超验秩序为根基，认为人性有缺陷，主张社会是个有机体，尊重历史和传统，强调社会变革要审慎的思想体系。我希望这样一个粗线条的界定，能够有助于普通人理解。

其实，对平民百姓而言，保守主义并不陌生，因为很多人天生有保守的倾向，甚至可以说，很多人都是天生的保守主义者。譬如，人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喜欢从小就吃的食物，对社会中突然的变化感到无所适从等，都表明人们有保守的一面。这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处世态度。只不过，理论家们讲的保守主义，通常指的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与人的天性其实是比较吻合的，只是人们在过去这些年受了激进主义的教育和影响之后，对保守主义产生了抵触心理。

英国光荣革命

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很多共同之处，譬如，都主张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等，甚至一些理论家可能既被视为古典自由主义者，也被视为保守主义者，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自由的保守主义者等，比如托克维尔。但是，细究起来，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也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在对待超验秩序方面。当然，这些大的概念都是一些标签，未必适用于每一位理论家，因为其主张往往是复杂的、多面的。所以，还是应当看一个人具体的主张。

学人：落实到具体治理层面，保守主义者提倡在上帝律法之下社会的自治，警惕将权力过度让渡于国家利维坦。这种期待是否过于“乌托邦”？是否只有在小共同体、小型民族国家才有可能？

王建勋：那倒不是，保守主义者恰恰是最警惕也最反对“乌托邦”的。他们之所以强调上帝律法之下社会的自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深谙人性恶的一面，人必须受到上帝律法的约束，否则他们容易为所欲为，另一方面，他们又认识到人有善的一面，因而人们能够自治，能够自主治理，而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主权者”，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利维坦。按照托克维尔的看法，民主的本义就是自治。当他在1831年踏上美国的土地时，他发现，那里看不到政府，社会却治理得井然有序，那是因为“社会在为了自身的目的而自治”。因此，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自治的社会。这里所说的“民主”，当然是受到自由或者宪政约束的民主，而不是凡事多数决意义上的民主。

其次，社会自治当然不是只有在小国家、小共同体才能实行。其实，美国国父们在制宪的时候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在十八世纪的理论家看来，一个共和国只能在一个小国建成，因为历史上的共和国都是小国，而一个大国不能建立共和国。孟德斯鸠曾经说，如果一个共和国太小，它容易为外部力量所吞噬，如果一个共和国太大，它容易为内部结构所腐化。也就是说，太大或者太小的共和国都很难存续下去。但在美国国父们——尤其是麦迪逊——看来，建立一个大共和国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可欲的（desirable），因为他们找到了克服大共和国难题的办法。

《用野心对抗野心： <联邦党人文集> 讲稿》，王建勋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3月版

麦迪逊指出，通过实行代议制，完全可以在一个大国建立一个共和国，而且，通过实行联邦制，在一个大国建立共和国会更佳，因为在一个大的联邦共和国中，每一个州（邦）都是一个共和国，而联邦是一个更大的共和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复合共和国（compound republic）——也叫“扩展了的共和国”（extended republic），共和国里套着共和国；跟单一制共和国相比，在这样一个复合共和国中，利益更加分散、更加多元，给派系的形成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而可以更好地避免派系之争，避免多数的暴政，更加有利于建立一个自治的共和国。

实际上，在任何存在政府或者国家权力的地方，社会自治都是困难的，因为权力机构和官僚群体总是试图攫取更多的权力，从而压缩社会自治的空间。所以，通常的情形是，不是自治太多，而是太少。保守主义的社会理想当然有赖于特定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有限政府的基本架构。建立一个有限政府的关键在于分权制衡，这是两千多年来人类最重要的政治智慧之一。分权制衡的要义在于用权力制约和平衡权力，用麦迪逊的话讲，就是用野心对抗野心。我第二本书的书名（《用野心对抗野心： <联邦党人文集> 讲稿》 ）即取自于此。分权制衡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横向的分权制衡——三权分立，即在立法、行政、司法之间分权制衡，另一个是纵向的分权制衡——联邦主义，即在联邦政府与各邦政府之间分权制衡。这种双重的分权制衡，对自由可以提供“双重保障”（麦迪逊语）的作用。凡是没有分权制衡的地方，权力都很难受到约束。

03

没有特朗普也会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叫万斯，或者叫卢比奥

学人：您刚刚提到保守主义根基深厚，并且我们注意到近年以来，保守主义重回人们视野，右翼主导的社会运动风靡欧美，比如“特朗普主义”的崛起，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王建勋：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等左翼思潮的流行过去这些年在西方国家带来了太多的问题，造成了西方文明的危机。无论是那里的政治正确，还是那里的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堕胎、变性、DEI、同性婚姻等，都让人感到西方社会已经误入歧途，甚至病入膏肓，因为他们背离了造就西方自由、繁荣和强大的文化基因——犹太-基督教传统，滑向了道德相对主义，把自由等同于放纵和为所欲为，把逆向歧视等同于平等。

从2000年到现在，我在美国生活加起来大概有八年左右的时间，中间来往很多次。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过去这25年之间，在美国人看来美国最大的变化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在我上学的时代，变性、同性婚姻的问题还是非常小众、隐型的问题。到现在，在美国的大学中，甚至在整个社会当中变成如此大的一个问题，这是不可思议的，对我个人来说冲击都是巨大的。

还有现在争论激烈的移民问题，在我念书的时代，移民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一方面是规模比现在要小得多，另一方面非法移民要少很多，或者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忧。今天，美国的移民问题——特别是非法移民，争论异常激烈，不仅因为美国短时间内难以消化如此多的移民，很多人拒绝同化，会危及到国家认同，还因为非法移民带来了治安、就业、福利欺诈等方面的问题。最近发生在明尼苏达的例子就是明证，可能涉及到上百亿甚至更多的钱。这些给美国人带来的冲击可以说是巨大的。

2025年12月，多家美国媒体曝光明尼苏达州联邦政府拨款资金诈骗案，涉案金额达90亿美元，涉案者多为索马里裔美国人

去年我去了一趟美国的“铁锈带”，就是俄亥俄州跟宾夕法尼亚州交界的地方。那地方过去钢铁工业非常发达，现在还能看到很多巨型雕塑，那是时代辉煌的印记，但今天彻底衰落了。那里的房子很多现在都空着，甚至连房子玻璃都被砸碎了。当我们开车经过那里的时候，我们家孩子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这里的加油站比人还多。”就是大街上有很多加油站，但几乎看不到人，因为人几乎已经走光了。那里已经彻底衰落，没有工作机会。在那里生活或者生活过的人，他们不可能不支持特朗普。他们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没有人关心的一群人。在过去这二三十年中，大家都关注高科技和东西海岸，而这些地方的人是完全被冷落了的。

现在美国的大城市治安非常差，去过旧金山、底特律、芝加哥、纽约等地的人恐怕都有感受。去年我在芝加哥待了几天，晚上都不敢出来，早早地回到宾馆。特朗普为什么要派国民警卫队到这些大城市去改善治安，因为这些地方已经让人心生恐惧。我在20多年前去这些大城市的时候，根本没这种感觉，晚上出门一点儿都不害怕。

所以说，特朗普的上台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没有特朗普，也会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叫万斯，或者叫卢比奥，或者另外任何人。为了捍卫那样一些被遗忘的人，以及捍卫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捍卫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人必然会挺身而出。所以在我看来，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几乎都是必然的，是美国社会剧烈变化的一个产物，是文化战争的一个产物。

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中获胜

学人：文化战争也会涉及到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问题，如女性平权。例如，部分美国州府坚决反对女性堕胎。保守主义对这种“性别视角”的态度是什么？

王建勋：坦白地说，保守主义者不喜欢“性别视角”这样的说法或者观念，对“女性平权”这样的诉求也颇有顾虑，部分是因为这与保守主义者看待社会政治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保守主义者的基本出发点是要承认“男女有别”，他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或者，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他们“分工”不同。造物主为他们安排了不同的位置，他们要扮演好各自的角色，而不是事事追求“平等”或者“平权”。如果说男女之间存在平等的话，那也不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义上的。譬如，在体育比赛中，通常分为男队和女队，这就是认识到了男女有别，不能讲求平等。这个时候讲求平等，反而是不平等了。比如，变性者参加变性后群体的体育比赛，会被认为很荒唐，因为这违背了男女有别，造成了真正的不平等。

至于堕胎问题，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它根本就不是一项“权利”，或者说，在法律上，根本就不存在“堕胎权”这种东西，因为这涉及到另一个人或者胎儿生命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堕胎涉及到另一个人的生命权。他们认为，生命权与自由权、财产权一样是基本权利，对生命权的侵犯或者剥夺需要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如果生命权在一个国家不受有效的保护，那么，其他权利在这样的国家也很难受到有效的保护。堕胎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就是剥夺一个人或者胎儿的生命，所以必须对其进行严格限制。

而且，保守主义者之所以主张限制堕胎，还有其他的一些考虑。堕胎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是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权主义和性解放运动出现的，很多未婚女性，甚至不少未成年人，在未经审慎考虑而怀孕后选择堕胎。他们认为这不仅是对生命权的剥夺，而且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一种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限制堕胎也是十分必要的。跟自由主义者不同，保守主义者不从自我的角度出发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从家庭、社会的角度出发思考这个问题，认真对待堕胎带来的社会后果。

有人可能会说，限制堕胎对女性“不公平”，问题在于，这里所谓的“不公平”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女性在法律上被“歧视”了？意味着女性没有了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按照保守主义者的看法，任何人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都受到诸多的限制，尤其是伦理的、风俗的限制。限制堕胎更不是什么歧视，因为它没有违反平等保护原则。当然，保守主义者大多也不主张完全禁止堕胎，而是允许一些例外情形的存在，譬如，如果不选择堕胎，母亲的生命就受到威胁等。

2021年，美国支持堕胎权的游行

04

蔑视灵魂的物质主义者，正在掏空西方文明的核心

学人：您刚刚提到“文化战争”这一概念，在如今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并行的情况下，您在书中也直言“很多深层观念和信仰问题无法调和，没有中间地带，没有妥协余地”。很多读者会好奇，文化战争最终会撕裂社会，还是会诞生新的主义来调和现状？是否还有多元思潮对话或互补的可能性？

王建勋：当下西方社会的情形表明，“文化战争”已经撕裂了社会。我们看到，那里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人，支持和反对变性的人，支持和反对同性婚姻的人，支持和反对非法移民的人等，已经让那里出现了严重的撕裂和对立。不像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双方存在妥协的余地，而文化和信仰层面的分歧，是没有中间地带的，比如，要么支持变性，要么反对变性，不存在第三种选择。就连当下的（非法）移民问题，都与历史上的移民不同了，一方面是因为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移民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拒绝被同化。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问题，而国家认同又与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密不可分。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美国的国家认同是建立在昂格鲁-新教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如果越来越多的移民根本不认同这一文化传统，那么，美国的国家认同危机就会发生，美国就会“巴尔干化”或者“部落化”，就会四分五裂。其实，这种现象已经相当严重。目前，英国、法国、德国等因为移民问题也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和撕裂。

萨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年—2008年）

无论如何，文化和信仰层面的分歧是很难甚至无法调和的，社会的撕裂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和宗教信仰层面的对立和撕裂，党派斗争和政治极化也日趋严重，并最终会通过政治上的冲突表现出来，甚至很多人感觉到，如果不能通过政治过程和平地解决，内战恐怕难以避免。

会不会诞生新的“主义”来调和现状，我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即使会诞生新的“主义”，也很难弥合现在的撕裂状况，因为这种撕裂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用利益重组可以调适的，它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说得直白一点儿，它是一个涉及到“三观”的问题，涉及到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问题。这在西方国家二百年来还是第一次，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第一次在西方国家遇到如此巨大的挑战。欧陆启蒙运动后流行的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物质主义、平等主义以及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哈耶克所说的“伪个人主义”）等推动了西方社会的观念变化，是造成今天这种撕裂局面的长期和深层原因。

当下的这种状况不是因为思潮不够“多元”，相反，是因为思潮太多元了，以至于人们无法找到共识。或者说，“共识”已经死亡。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不约而同地变成了文化相对主义者和道德相对主义者，人们只要“多元”，而不要“共识”。人们迷恋“多元”或者“多样性”，甚至把它变成了一种价值和目标，为了它不惜牺牲更重要的价值和目标。这样一种倾向，打破了“多”与“一”之间的平衡，为人们之间的冲突和撕裂埋下了祸根。西方社会目前面临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共识缺失造成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不少国家都出现了践行保守主义的政治家和活跃人士，他们试图遏制西方社会的堕落。在这样一个时期，重读柏克、托克维尔、联邦党人、柯克、斯克鲁顿等保守主义思想家的作品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作品能够帮助我们诊断西方社会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等。譬如，柏克和托克维尔都反复强调，人是天生的宗教动物，宗教是公民社会的根基，民主社会中的人们不能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今天西方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世俗主义的盛行，很多年轻人抛弃了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的宗教信仰，变成了无神论者，对于超自然的力量没有敬畏之心，对于超验的道德秩序没有任何认识，颠覆了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传统。这样一群蔑视灵魂的物质主义者，正在掏空西方文明的核心。保守主义者有一种使命感，他们想力挽狂澜，唤起人们对古老传统的记忆，挽救西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