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鲜开厂的两年：他们穷得吃不起肉，却把最好的给了我

2012年春天，我过了鸭绿江。

那时候丹东这边炒得热闹，都说朝鲜要开放了，新义州要搞特区，地价便宜，人工便宜，政策优惠。我在老家开了十几年服装厂，被查环保查得头疼，听朋友一忽悠，心动了。

过境那天挺简单。找朝鲜那边的贸易会社办了手续，交了钱，就过去了。桥不长，走几分钟的事，可这两边，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丹东那边高楼大厦，晚上灯火通明。新义州这边灰扑扑的，最高的楼五六层，墙上还有掉皮的地方。路上跑的车多是七八十年代的日本二手车，冒黑烟。路边有小孩在玩，穿着洗得发白的衣裳，看见外国人就盯着看，眼神怯怯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地方，能行吗？

厂子开在新义州郊区的工业区。租了一间旧厂房，从丹东拉过来四十台缝纫机，就开张了。

招工那天来了好多人。男的少，大部分是女的，二十来岁的姑娘多，也有四十多岁的阿妈妮。她们排着队，手里攥着介绍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裳洗得干干净净，就是旧，有的还打着补丁。

我挑了三十二个人。挑中的，有的当场就哭了。翻译小金说，她们高兴的。

后来我才知道，朝鲜普通工人的工资折合人民币才四五十块钱一个月。可就是这四五十块钱，能让一家几口人多吃几顿干的，少喝几顿稀的。

第一个月发工资那天，有个叫朴顺女的阿妈妮，拿着那几张朝元，手抖。她拉着小金说了半天话，小金翻译给我听：“她说她三年没挣过现钱了，以前在农场干活，分粮食，分柴火，就是分不到钱。她说谢谢老板。”

我说不用谢，好好干活就行。

她听不懂中国话，但看我的表情，一个劲儿鞠躬。

朝鲜人爱吃带鱼。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以前供应过，习惯了。

开工第二个月，我从丹东拉了一批冻带鱼，中午食堂加菜。一人一块，炸得金黄。开饭的时候，我看见好几个工人没吃，拿塑料袋包起来，揣兜里。

我问小金怎么回事。小金问了，回来说：“她们舍不得吃，带回家给老人孩子。”

朴顺女的儿子十三岁，在平壤上学。她每个月把工资攒下来，托人带去给儿子。那块带鱼，她也没吃，说要留着，等儿子放假回来。

后来我就改了规矩：食堂的菜，必须当场吃完，不许打包。可还是有人偷偷藏，藏在饭盒底下，藏在兜里，趁人不注意塞进包里。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心比心，要是我的孩子一年到头见不着荤腥，我也藏。

没肉的日子

2012年那时候，朝鲜普通人家吃肉是真的难。

不是买不起，是根本没地方买。国营商店的柜台空空的，市场上倒是有卖的，可那价格，一般人哪舍得。一斤猪肉折合下来，顶得上工人半个月工资。

厂里有个姑娘叫金美香，十九岁，瘦得风一吹就要倒。她干活特别卖力，踩缝纫机踩得飞快，可到了下午两三点，就脸色发白，手发抖。我知道，这是饿的，低血糖。

我跟食堂说，每天中午给她多加一份饭。她不肯要，说大家都一样，不能搞特殊。我说这是命令，她才吃。

后来小金告诉我，美香家里七口人，奶奶瘫痪在床，三个弟弟妹妹，全靠她妈和她挣钱。她每天中午那份饭，吃一半，留一半，晚上带回去给弟弟妹妹分着吃。

我说那怎么行，你告诉她，晚上食堂再做一份，她带回去。

小金说了，美香哭了。

朴顺女是厂里年纪最大的，大家都叫她朴大姐。她手巧，什么活都难不倒她，还热心，谁有难处她都帮。

有一回，我感冒发烧，躺宿舍里不想动。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中午端了一碗热腾腾的泡菜汤来，还带了一碟子咸菜，一碗米饭。她比划着让我吃，我说没胃口，她急了，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小金翻译：“她说你不吃饭怎么行，你是我们的老板，你要是病倒了，我们怎么办。”

那碗泡菜汤我喝了，浑身出汗，第二天就好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把自己那份午饭省下来的米，给我熬了粥。她自己饿了一下午。

2012年下半年，风向变了。

先是海关那边卡得紧了，原料进不来。然后是朝鲜方面的合作方来人，说要重新审核合同。今天要这个文件，明天要那个证明，后天又说手续不全。

我请他们吃饭，饭桌上喝了几杯，他们拍着胸脯说没问题。第二天又来了，说还得补材料。

就这么拖了小半年。

到了年底，正式通知下来了：外资服装加工厂必须与朝鲜方“重组合作模式”。翻译给我解释了半天，我听懂了：要么把厂子交给他们管，利润对半分；要么关门，设备折算成朝元给你，朝元不准带出境。

我算了算账，对半分等于白干。设备折算朝元，那钱在朝鲜花不出去，带不回来，等于废纸。

思来想去，我选了关门。

关门那天，我把工人们叫到一起，说了实情。

没人说话。沉默了半天，朴大姐先开口了，叽里呱啦说了一长串。小金翻译的时候，眼睛红了。

她说：“老板，我们知道你难。这两年，你对得起我们。你给我们发工资，给我们管饭，病了还给买药。你是个好人。回去的路上慢点，以后有机会再来。”

我说不出话来。

美香挤过来，塞给我一个包袱。打开一看，是一条围巾，灰蓝色的，针脚细密。她说这是她妈织的，让我戴着，冬天暖和。

我上了车，从后视镜里看，她们还站在那儿，三十多个人，站在灰蒙蒙的天底下，一动不动。

朴大姐在最前面，一直挥手。

回到丹东，算了算账，这两年赔了三十多万。

老婆埋怨我，说早知道不让我去。我说算了，权当交了学费。

可有些东西，交学费也买不来。

比如那条围巾，我一直留着。冬天出门就戴着，暖和。

比如那碗泡菜汤，有时候发烧了，就想起那个味儿，自己熬一锅，喝完了，浑身出汗。

比如那些脸——朴大姐的脸，美香的脸，那些吃不饱却拼命干活的脸，那些把最后一口饭留给家里人的脸，那些站在灰蒙蒙的天底下目送我离开的脸。

2012年那会儿，网上老有人说朝鲜这不好那不好。可我只记得，在那片土地上，有一群吃不起肉的人，把最好的东西给了我。

她们穷，可她们富。

她们饿着肚子，却问我吃饱了没有。

她们自己的家都顾不上，却惦记着我这个外人。

现在有时候刷手机，看到朝鲜的新闻，说又发射了什么，又核试验了什么。我总会想起2012年，想起新义州那个破旧的厂房，想起那些踩缝纫机的背影。

政治是政治，老百姓是老百姓。

在哪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