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烈士赵一曼儿子写信讽刺毛主席，主席看后只回复了6个字

说起烈士赵一曼，没人不佩服她的抗日风骨，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留下的独子陈掖贤，一生走得比普通人还要坎坷。从小没在母亲身边长大，连母亲牺牲的消息都是很久之后才知道，直到工作后才亲眼看到母亲留给自己的遗书，谁能想到，他会在1960年给毛主席写下一封直指问题的信。

赵一曼奔赴东北抗日战场前，把刚生下不久的儿子托付给了自己的兄长，之后陈掖贤就一直在姑姑家长大。那时候任弼时夫妇刚好也住在附近，他就跟着堂兄一起摸爬滚打，姑姑忙工作，他还会主动帮着做家务。直到赵一曼牺牲好几年后，父亲陈达邦才告诉他，母亲早就已经牺牲，连尸骨都没能找回来。

1942年他才第一次在上海见到父亲，两个人没相处多久，父亲就忙工作去了，后来还去了法国再婚组了新家庭，父子俩联系一直不多。他靠着自己努力读书，后来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日子慢慢走上正轨。1956年他去北京东北烈士纪念馆，意外看到了母亲赵一曼留给自己的遗书，这才实打实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他当场红了眼，后来还用钢针在自己胳膊上刺下了母亲的名字。

1957年他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女儿，毕业之后分到北京工业学校当政治老师，本来日子不算差，可生活上的烦心事一件接一件来。1959年他和妻子张友莲离婚，女儿送到姨妈家抚养，离婚之后妻子精神出了问题，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他还时不时跑去探视。1960年春天，他收到老家湖北宜昌寄来的信，说老家闹了饥荒，日子过得特别难。

他当时工资不算高，物价也涨，本来手头就紧，后来父亲带他去政协食堂吃饭，看着桌上的肉菜，他吃着却心里发堵，满脑子都是老家百姓吃苦的样子。后来单位组织烈士子女聚会，大家坐在一起闲聊，他越听越火，忍不了一帮人对民间疾苦视而不见，当场发了火转身就走了。回去之后他填了一首《忆秦娥》，直指当时大跃进存在的公私不分问题，整理好就直接寄给了毛主席。

信寄出去快半年，才转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刚看到的时候确实挺生气，还问秘书写信的人是谁。秘书一听就说明了身份，这是抗日烈士赵一曼的儿子。毛主席沉默想了好一会儿，最后只说了六个字：算了，不予追究。

陈掖贤没因为这件事被追究责任，还是继续在学校当老师，没多久就下放到朝阳区的公社劳动。白天跟着老乡干农活，晚上还要开会，每天能吃的就只有窝窝头，他也没喊过一句苦。1961年学校党委安排他去治疗抑郁症，住了几个月院出来，他又和张友莲复了婚，之后还又生了一个小女儿。

张友莲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医院，两个女儿基本都是岳母帮忙照顾，他有空就过去看看，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后来父亲陈达邦去世，他去送了父亲最后一程，身边更没什么能依靠的亲人了。1969年原来的学校解散，他被分到第六机床厂当工人，每天就是操作机器装配零件，下班回宿舍，日子过得单调又沉闷。

妻子住院要花钱，两个孩子要养，他那点工资根本不够花，平时只能能省就省，有时候饿得都爬不起来。1974年夏天，同事见他好几天没出门，进去才发现他饿晕在床上，赶紧喂了东西才救回来。之后他就办理了病退，一直住在单位宿舍，直到1981年单位建家属楼，他才分到了一层的单元房，总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

谁也没想到，搬新家才一年，1982年八月，同事见他一直没出门，进屋一看才发现他已经自缢身亡，年仅五十三岁。他的屋子里，除了赵一曼的照片和一些旧信件纸张，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其实陈掖贤从小寄人篱下，哪怕姑姑和任弼时夫妇对他都不错，他骨子里一直带着点疏离感，性格也比普通人更内向敏感。

知道母亲身份之后，他心里既觉得光荣，又走不出身世带来的压抑，平时生活里也不怎么打理自己，宿舍总是乱糟糟的，可他教政治课的时候，学生们都特别爱听。1960年老家饥荒的消息戳中了他，政协那顿有肉的饭，更让他觉得心里不安，才忍不了写了那封信，虽然用词尖刻，可也没说半句脏话，全是他心里想说的实话。

毛主席放了他一马，他也没因此变得偏激，一直本本分分干活生活，只是家庭的重担压了他一辈子，一辈子都没怎么享过福。他一辈子没靠母亲的身份谋过什么特权，哪怕是烈士之后，也一直安守本分过普通人的日子，最后落得这样的结局，说起来真的让人唏嘘。

参考资料：人民网 《赵一曼之子陈掖贤的人生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