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谢觉哉传》《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红军长征回忆录》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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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6月15日，北京圆恩寺的院落里，一切都归于了沉寂。
这一天，谢觉哉走了。
这位出生于1884年的老人，走完了他八十七年的岁月。
从湖南宁乡的私塾先生，到辗转革命数十年的老战士，再到共和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名字，始终与"延安五老"这四个字连在一起。
谢觉哉与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并列，是那个时代里极少数从革命的最初阶段一路走过来的见证者。
他做过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做过内务部部长，做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这个国家的法制建设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的离世，没有大规模的公开仪式，没有通告，没有送行的队伍，骨灰也只是悄然安放。
圆恩寺的那个带着院子的住所，留下了他的夫人王定国。
六十岁的王定国，在那个闷热的夏天送走了相伴三十四年的丈夫。
那套住所配备了秘书、司机，院子宽绰，是按照谢觉哉部长级、院长级的规格配下来的，与北京同类住所相比，已经是相当高标准的配置了。
王定国在圆恩寺没有待太久。
就在谢觉哉去世后不久，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传来消息，有位老太太径直走进了院子，要见周恩来。
西花厅那两扇青灰色的铁门，见惯了来往的要人，却很少见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妇人，神情笃定地穿过那道门，在周恩来面前坐下来，说出那样一句话......
【一】1913年，四川营山，茅棚里的童养媳
1913年2月4日，王定国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的一户贫苦农家。
那个年代的营山，军阀混战，苛捐杂税一年叠着一年，饥荒说来就来，穷苦农民的日子越过越难。
王定国家里没有土地，没有房屋，全家栖身的，是一个借着别人家山墙搭起来的茅棚，四面透风，挡不住寒冬，挡不住夏雨，却是一家人唯一能遮蔽风雨的地方。
就在这个茅棚里，王定国从出生开始，把自己的童年一点一点地耗尽。
家里最难的时候，妹妹因为饥饿活活饿死了。
父亲染病身亡，家里凑不出安葬的钱，最后不得不把年仅三岁半的弟弟卖掉，换回了四块做棺材用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
王定国在后来的岁月里，数次回忆起这段往事，语气始终平静，像是在讲述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旧事。
这种平静，既不是麻木，也不是刻意压制，更像是一个历经了太多的人才能打磨出的某种东西——她早就把那些苦难放进了记忆的最深处，藏好了，锁上了，再不轻易去开。
1928年前后，家里再也支撑不下去，母亲将十五岁的王定国送给李姓人家做童养媳。
在婆家，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
王定国隔三差五从婆家逃回娘家，又被母亲一次次送回去，如此反复，持续了数年。
这样的日子，在那个年代的乡间并不罕见，却依旧是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着人。
改变从她舅舅的加入开始。
舅舅参加了农会，开始带着同志们在她家里开会。
王定国一次次坐在角落旁听，看着那些人说话时脸上发着的光，感觉到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东西——一种她当时说不清楚、但身体已经本能感受到的东西。
1931年，王定国开始组织秘密农会，承担起中共地下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她的家成了秘密联络点。
1932年，她跟随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行动。
1933年10月，她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两个月后，在中共营山县委于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先后担任营山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营长。
她剪掉头发，解开缠在脚上多年的裹脚布，退出那段强加给她的婚姻，改名王定国。
她原来的名字叫王乙香。
从这一天起，这个名字就从她的人生里彻底消失了。
【二】1934年至1936年，三过雪山草地，九趾红军
1934年10月，王定国随红四方面军踏上了长征。
1935年，她被调入川陕省委领导的新剧团，后改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随剧团随军行动。
文工团承担的任务，是用歌声、舞蹈和戏剧为行军途中的战士们鼓劲。
她们走在队伍前面，边走边演，让那些拖着伤腿、饿着肚子赶路的红军战士们，在歌声里暂时找到一点支撑走下去的力气。
长征路上，王定国三过雪山草地。
雪山上空气稀薄，气温骤降，战士们脚下的地面冻成了冰板，双手被冻得几乎握不住木棍。
翻越雪山的那几天，王定国的脚完全冻僵了。
等到休息时，她俯身用手去摸，才发现一根脚趾头已经脱落。
她后来提起这段往事，语气平淡——"也不疼，也没有流血，脚都冻实了。不能停，还得走，就继续跟着队伍走了。"
这段经历后来被写进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叫《九趾红军》，主人公的原型，就是王定国。
行军途中，她的右腿被流弹击伤。
剧团到达甘肃凉州时，右腿又中了一枪，腿完全麻木，流出的血在零下的气温里遇冷凝成了冰。
她简单包扎，继续随队前进。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两支队伍暂时驻扎在雪山脚下的卓克基，为翻越下一座雪山做准备。
就在那几天，王定国正蹲在河边洗衣服，一位留着八字胡的红军老同志走过来，请她帮忙把两件单衣合在一起，中间装上羊毛，缝成一件能御寒的"羊毛衣"。
老同志临走时叮嘱她，要多准备一些辣椒带上山，因为在雪山上嚼辣椒可以抵御寒气。
第二天，王定国把缝好的衣服送了过去。
那位老同志，就是谢觉哉。
但当时的王定国并不知道他是谁，只记住了一个留着八字胡、说话斯文的老红军，仅此而已。
1936年10月，三支主力红军在会宁实现会师，长征宣告结束。
随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做出决策，组织部分兵力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战略任务，史称西路军。
1936年11月，王定国随红四方面军过黄河西征，所在的文工团改称"红西路军前进剧团"，随西路军总部行动。
西路军一路向西，沿途与马步芳部队在河西走廊展开连番激战，伤亡极为惨重。
1936年12月5日，剧团奉命前往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在途中与马步芳的骑兵遭遇。
激战持续了一整天，最终弹尽粮绝，剧团余下的三十多人被俘，全部押入马步芳的俘虏营。
【三】1937年，从俘虏营到兰州，营救与重逢
在马步芳的俘虏营里，局势极为险峻。
马步芳历来对红军战俘采取屠杀政策，在整个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的过程中，大量被俘人员惨遭杀害。
这一次，因为剧团有演出价值，马步芳决定暂时留下这批人，强迫他们为自己的部队演出，并着手扩大剧团规模。
趁着剧团扩编的机会，王定国和战友们着手把一些尚未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了剧团。
其中最紧要的一个，是时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张琴秋。
张琴秋是马步芳悬赏三千大洋捉拿的红军将领，被俘后她机敏地化名苟秀英，装扮成炊事员，一时没有被识破。
王定国与战友商量后，以剧团没有人会做饭为由，提出让"苟秀英"来剧团担任炊事员。
这个请求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张琴秋顺利转入剧团，身份得以掩护，躲过了一劫。
之后，王定国申请到张掖的福音堂医院担任护工，以此为掩护，在敌占区继续秘密营救西路军的散落人员。
她在那里帮助刘瑞龙、魏传统等人隐蔽并转移，等待地下党组织的接应。
这段被俘的日子，王定国后来曾写下几句诗描述当时的处境："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
1937年7月，谢觉哉奉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一个名字："张掖有地下党，支部里有个女委员叫王定国。"
经过一系列联络和营救行动，刘瑞龙、魏传统等西路军高级干部被秘密转移出张掖，辗转经兰州、西安到达延安。
1937年9月，王定国也离开张掖，来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她见到了谢觉哉。
谢觉哉认出了她——两年前那个在懋功蹲在河边洗衣服、帮他缝过羊毛衣的女战士，就是眼前这个人。
相认的那一刻，两人都沉默了片刻。
岁月的间隔，战事的辗转，让那次短暂的相遇变得遥远，却又像是命运的某种伏笔，让此刻的重逢多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分量。
王定国受组织安排留在兰州，担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管理科科长，专门负责接待和转送西路军流散人员。
不到多长时间，经她手先后接送了五六百名西路军失散人员前往延安。
在兰州办事处，谢觉哉开始教王定国识字、写字、学算术。
王定国幼年时从未进过学堂，此时已是二十四岁，从完全不识一个字的起点重新开始，到能独立阅读文件、处理事务，其中付出的功夫，远比外人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
但她从未提过这件事的艰难，只说是学了，学会了。
1937年10月，经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处长彭加伦介绍，经组织批准，王定国与谢觉哉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简陋平房里正式结为伴侣。
那一年，谢觉哉五十三岁，王定国二十四岁。
此后，从兰州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从未离开过谢觉哉左右。
【四】延安岁月、北京生涯，以及1963年之后的那八年
1939年底，谢觉哉离开兰州回延安，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随后转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王定国留在兰州继续营救工作，直到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兰州的局面不再安全，才不得不撤离，踏上前往延安的路。
1940年3月，王定国带着与谢觉哉的第一个孩子，随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一道，从兰州回到延安，与谢觉哉团聚。
在延安，王定国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行政秘书、延安市妇联主任等职。
在大生产运动中，她带领生产小组开荒种地，养猪、养鸡鸭，养出了当时延安最大的一头猪，重达三百多斤，因此获评生产模范。
伟人亲笔为其题写"再接再厉"四个字。
谢觉哉和王定国共育有五男两女。
谢觉哉对子女的家规，一向严格。
他在延安时期就对孩子们反复强调：共产党人的亲属不能有特权思想，不许随便使用他的车，不许向他开口谋取职位，家中亲戚托关系托情面，一律严词拒绝。
延安时期的物质条件有限，谢觉哉把这个原则贯彻得彻底，从没有为子女走过一次后门，开过一次便利之门。
解放战争期间，王定国随党政机关辗转，积累起了处理机要文件的丰富经验。
1948年9月，王定国出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机要秘书，从此踏入新的工作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机要科科长、文书科科长，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按部就班，从未以谢觉哉的名义为自己争取任何额外的便利。
内务部的同事们有时提起，王定国在办公室里做事极为认真，凡是交到她手上的文件，从来不会出差错。
这一时期，谢觉哉已是内务部部长，在北京的政界位置举足轻重。
但王定国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与他的职位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她有她的工作，他有他的工作，两个人在各自的轨道上分别运转。
1959年，谢觉哉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王定国随后调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担任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司法行政处副处长。
这是按照她本人的资历和表现确定的职务，与谢觉哉的院长职位并不相同，也从不相混。
1963年5月，谢觉哉突发脑血栓，倒下了。
他的病情从一开始就不乐观。
右侧肢体瘫痪，语言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生活几乎完全不能自理。
就在他发病不久，他的专职秘书也染病住院，一时无人照应。
王定国一边处理自己的工作，一边开始承担起照料谢觉哉的全部任务。
为了能让谢觉哉得到更好的护理，她专门系统地学习了打针、化验、按摩和护理等专业技能，与医护人员一起，日夜轮流守在谢觉哉身边。
谢觉哉就这样卧床整整八年，身上没有生过一处褥疮。这一点，在当时的护理条件下，是极为不易的。
到了特殊年代，冲击接踵而来。
1969年2月6日，王定国被关押，一关就是四十二天。关押期间，连炊事员都被撤走，日常连喝水都成了困难。
圆恩寺家中，卧病在床、年近八十五岁的谢觉哉，在没有任何人照料的情况下独自支撑着。
关押进行到实在难以支撑的时候，谢觉哉咬着牙，拖着半瘫的身躯，亲自将一封写给周恩来的信送到了中南海的收发室。
三天后，王定国获释，回到圆恩寺与谢觉哉重逢。
从1969年2月重逢，到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病逝，他们又相伴了两年零三个月。
这两年零三个月里，谢觉哉的病情反复恶化，身体每况愈下。
王定国一边照料他，一边处理必要的事务，生活越来越收缩，圆恩寺那个带着院子的住所，也从一个充满人来人往的地方，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安静的所在。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岁。
那一年北京的圆恩寺，消息传开之后，董必武从病床上撑起身来，赶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拿起毛笔写下挽词："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
写完，他把挽词放在谢觉哉的遗体上，久久凝视。
谢觉哉走了，他身后的一切，静静地留在了圆恩寺那个院落里。
就在谢觉哉去世后不久，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接到消息，有位老太太，要进来见周恩来。
西花厅那两扇青灰色的铁门，见惯了来来往往的人，却很少见到一位年近六旬、刚刚送走丈夫的老妇人，带着这样的神情，以这样的步伐走进这个院落。
她在周恩来面前坐下来，说出了那句话，她说：我是什么级别。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这位老太太身上。
而当周恩来听完王定国说出的那句完整的话，沉默片刻后缓缓开口，说出自己的答复时，王定国却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举动。
而正是这个举动，让这件事在此后数十年间，被所有知情者反复提起，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她做错了。
因为她说出的那句完整的话，远比这六个字本身，分量更重，也更出人意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