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忆往谈旧录》《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全集》、美国学者艾恺访谈录、全国政协会议相关史料、百度百科"梁漱溟"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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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北京，一间陈设简朴的书房里，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正在接受一位美国学者的访谈。
这位美国学者名叫艾恺，来自芝加哥大学，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这位老人为"最后的儒家"。
这次访谈后来被整理成文字，收录在梁漱溟自述的《忆往谈旧录》当中，其中有一段关于周恩来的评价，在此后数十年间被反复引用、广泛传播。
这位老人就是梁漱溟。
1893年10月18日出生于北京，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原籍广西桂林，先祖为元世祖五子忽哥赤。
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五岁。
在那次访谈中，当艾恺问及他对周恩来的看法时，梁漱溟给出了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评价体系中分量极重的词——"完人"。
他说，周恩来是从前叫做"完人"——完全的人，论人品他是最好的。
他还说，周恩来是天生给伟人做助手的人，几乎随时、任何一件事情他都请示，伟人一点，他就明白了，不要多说。
"完人"二字，在儒家话语体系中，指的是道德品行、处世为人各方面都达到完全、无所缺失的人。
梁漱溟一生与各方人物交往甚广，从蔡元培到伟人，从蒋介石到周恩来，从韩复榘到李济深，阅人无数，却只对周恩来一人用了这个词。
这段评价的背后，是梁漱溟与周恩来长达四十余年的交集——从1937年国防参议会上的初次相见，到1946年重庆谈判中的激烈冲突，再到1953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那场震动全国的争论。
梁漱溟经历了被周恩来严厉批评的风波，却在晚年给出了如此之高的评价。
而要理解这两个字的真正分量，得先从梁漱溟这个人的经历说起，然后一步一步走进那些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具体事件当中。
【一】梁漱溟其人：从北大讲师到乡村建设实践者
要理解梁漱溟对周恩来评价的分量，必须先了解梁漱溟这个人的经历。
梁漱溟1893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世宦之家，父亲梁巨川（原名梁济）在清代光绪年间曾任内阁中书。
梁漱溟6岁入中西小学堂，8岁后先后就读于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
13岁那年，他考入了地安门外的顺天中学堂。
1911年，18岁的梁漱溟从顺天中学毕业，同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
1912年，他任京津同盟会《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他拟了"漱溟"这个笔名，此后他便以此名行世。
同年他开始研读佛典，一度有出家为僧的念头。
1913年7月，他甚至向父兄正式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
这篇文章引起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注意。蔡元培不拘一格，聘请这位只有中学学历的年轻人到北京大学任教。
1917年12月5日，梁漱溟正式到北大报到，为哲学门三年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1918年3月，他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
同年10月，又在研究所开设了孔子研究。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北大，梁漱溟通过杨昌济的关系，认识了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青年伟人。
两人同为1893年生人，梁漱溟比伟人大了约两个月。
他的学生李兢西后来回忆梁漱溟讲课的情形："无论在什么场合，自叫他站在讲台上，永远不会使听者的注意散失。
他是那样慢腾腾一句一字的重复述说，好像铁弹般一颗一颗地从嘴里弹出来，打在各个人心的深处。"
1921年，梁漱溟在北大和山东济南的讲演被整理出版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这部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之作，也奠定了梁漱溟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
他讲"儒家哲学"时，因听者踊跃，除一般学生外，还有三四五十岁的前辈学者，甚至包括一些当时及后来的知名人物。
可就在名声日隆之际，梁漱溟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1924年夏天，他辞去了北大的教职。当时也有几所大学请他去，但他都谢绝了。
多年以后，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解释了原因："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他说自己"处处皆有责任"，而他最挂在心上的，是"中国问题"。
辞去北大教职后，梁漱溟先后辗转山东、广东、河南办学。1928年至1929年，他任广州广雅书院院长，提出了"乡治"主张。
1929年，他在北平接办了《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创办了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
1931年，在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与梁仲华等人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了刊物《乡村建设》。
1933年7月，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召开，推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士廉六人为主席团，至此"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梁漱溟在邹平一待就是数年，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乡村建设的根基被战争彻底摧毁。
1935年8月20日，梁漱溟的发妻黄靖贤因难产去世，年仅42岁。
两人于1921年成婚，育有两子——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梁漱溟先后担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为推动团结抗战，他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任常务委员，并前往香港创办同盟机关刊物《光明报》，任社长。
1944年1月，梁漱溟与桂林教员陈淑芬结婚，婚礼由李济深主持。
同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6年，梁漱溟出任民盟秘书长，第二次访问延安。同年10月，因在国共谈判中提交了一份"折中方案"，引起各方不满，梁漱溟辞去秘书长职务，退出民盟，回到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专注于讲学和著述。
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的撰写工作。
就是这样一位经历丰富、交游广泛、性格耿直的人物，他对周恩来的评价才显得格外有分量。
对黄炎培"外圆内方"的自我标榜，他只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外圆内也圆。"蒋介石派人传话请他，他不去，晚年回忆说："我不能因为他派人传这么一句话，我就自己去呀。"对伟人，他敢于当面争论。
在他九十五年的人生中，能让他用"完人"二字来形容的，只有周恩来一人。
【二】1937年至1950年：从初识到深交
梁漱溟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有确切的时间记录。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国防最高参议会在南京召开。
梁漱溟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会，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出席。这是两人的首次正式会面。
此后，由于梁漱溟在国共之间充当调停角色，他与周恩来的接触逐渐增多。
1938年，梁漱溟第一次访问延安，见到了伟人。1939年，蒋介石委任他为军事委员会特派员，2月1日离开重庆，10月22日返回。
1946年，他第二次访问延安。
在1946年的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梁漱溟与周恩来之间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国共谈判陷入僵局，民盟等第三方面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但因为时局紧迫，这个方案事先没有征求国共双方代表的意见。
梁漱溟与李璜、莫德惠三人一同前往梅园新村，将方案交给周恩来，由梁漱溟逐条讲解。
梁漱溟刚讲到第二条，只说了两句，周恩来的脸色骤然大变，以手制止梁漱溟继续往下讲。
周恩来说："不要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十年交情从此算完。"态度极为激动。
随后他用力推门而出，拿回来一份电报，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何不在事先关照？"
梁漱溟后来回忆说，他想起之前确有与中共方面事先沟通的约定，自觉理亏，当时茫然不知所措。
此后，梁漱溟退出了和谈，也退出了民盟，回到重庆北碚。
这件事记录了一个事实：周恩来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看得极重。
这份折中方案事先未经沟通就提交了出来，在周恩来看来，之前建立的信任关系被打破了。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从南京到上海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
11日夜，梁漱溟乘火车返回南京。次日早晨下车后，他在报纸上看到国军已攻占张家口的消息，对记者说了一句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时间到了1950年1月，梁漱溟应邀从重庆经武汉抵达北京。
当时伟人和周恩来正在莫斯科访问。
相关部门提前做了细致的接待安排，食宿十分周全。
1950年3月10日，伟人和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北京。
中央统战部特意将梁漱溟安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第一位。
伟人一下火车就发现了梁漱溟，大步走过去，握住梁漱溟的手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梁漱溟紧紧握住伟人的手，笑着说："好，一切都好！"
第二天晚上，举行了盛大宴会，庆祝访苏成功。梁漱溟应邀出席。
席间，伟人特意走到梁漱溟坐席旁边，说："明天请您到中南海我家里，我们好好叙一叙。"梁漱溟答："好，我一定去府上拜访。"
从1950年到1952年，梁漱溟多次到中南海与伟人长谈，内容涉及国事、学术以及梁漱溟个人的工作安排。
在此期间，北京解放后，梁漱溟曾给伟人和周恩来去信，称"三年内对国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
后来他又发表了《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声明："我就要求做一诤友。"
1952年8月7日下午1时，梁漱溟与伟人进行了一次谈话。
梁漱溟当时对苏联巴甫洛夫学说很感兴趣，提出想去苏联做学术研究。
伟人不赞成，认为不合适，说："像你这种情况，我看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这些往来构成了梁漱溟日后评价周恩来的事实基础——他不是道听途说，而是在长达十几年的亲身交往中，近距离观察了周恩来的为人处世。
1953年9月，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
梁漱溟作为列席者之一参会。9月8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
梁漱溟在小组讨论中发表了看法后，周恩来主动找到他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漱溟答应了。
9月11日下午，梁漱溟在大会上做了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和乡村问题。
他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九天九地"的说法。这番话一出口，满座皆惊。
伟人当天就在讲话中做出了回应，梁漱溟坐在台下，听出这番话是冲自己而来。
他感到委屈，当场给伟人写了一封信。此后几天会场上的争论不断升级，周恩来在9月17日作了长篇发言，第一次点了梁漱溟的名。
9月18日，梁漱溟上台要求充分发言时间，与伟人产生了直接冲突，最终被二百多人举手表决要求停止发言。
在那几天的激烈争论中，会场气氛"如同爆炸一般"，几乎没有人出面缓解僵局。
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悄悄拨了一个电话到上海，找到了书法家沈尹默，托他赶赴杭州去邀请梁漱溟的好友马一浮进京来劝。
这件事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梁漱溟本人在当时可能也不知情，直到多年以后相关史料陆续披露，1953年那场争论的全部细节才逐渐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