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茅以升"词条、《我们家的人和事儿》茅青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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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12日，北京，一间医院的病房里只剩下点滴嘀嗒的声响。
93岁的茅以升躺在病床上，身旁只有小女儿茅玉麟一个人守着。他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投向房门，像在等什么人来。
他和发妻戴传蕙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可这六个孩子，没有一个人出现在这间病房里。
他写了好多封信出去，一封回信都没收到。
护理人员常常听见老人在深夜里低声说着什么，凑近了才听清是两个字——"报应"。到了弥留之际，茅以升的手里多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大儿子茅于越的名字。
老人摩挲着信封，脸上终于露出一丝安宁。他就这么走了。没有人告诉他，这封信是茅玉麟编的。
真正的茅于越，早在十年前就和父亲断了一切来往……
1896年1月9日，茅以升出生在江苏镇江。
镇江这座城，自古就是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之地，水网密布，桥梁众多。
茅以升的祖父茅谦是清末举人，在当地颇有名望，做过不少公益之事，还曾创办《南洋官报》。
茅以升的父亲同样饱读诗书，一家人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在镇江也是受人尊敬的书香门第。
茅以升出生后不久，全家从镇江迁往了南京。
南京是六朝古都，城里城外到处都是桥——有的是几百年的石拱桥，有的是简陋的木板桥，还有跨在秦淮河上的那些古老的砖石桥。
茅以升打小就喜欢看桥，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看见一座桥，他就要站在边上左看右看，从桥面看到桥墩，从桥墩看到桥基，连桥底下的石头缝里长了什么草他都要瞅一瞅。
他的父亲觉得这孩子有点古怪，但也没往心里去——小孩子嘛，什么东西都稀奇。
真正改变茅以升一生的，是他10岁那年的一件事。
那一年端午节，南京秦淮河上照例举办龙舟赛。
这是南京的传统，每年这一天河面上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两岸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河上有好几座桥，其中最热闹的要数文德桥——这是一座老桥，年头不短了，平日里走走人过过车倒也没什么问题。
可端午节这天，龙舟经过桥下的时候，看赛的人全往桥上挤，里三层外三层，把桥面堵得水泄不通。
茅以升本来也约了小伙伴一起去看龙舟，可偏偏前一天晚上他闹了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第二天实在爬不起来，只好留在了家里。
结果当天下午，消息就传回来了——文德桥塌了。
桥面承受不住那么多人的重量，整座桥轰然垮塌，桥上的人连喊都来不及喊就掉进了河里，当场砸死、淹死了好些人。
端午过后，秦淮河两岸尽是前来吊唁的家属，哭声传遍了整条河。
茅以升因为肚子疼逃过了一劫，可那些哭声却深深刻在了他心里。
他从那一天起就暗暗立下了一个志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造一座最结实的桥，绝不能再让桥塌了砸死人。
这一年他10岁。
从此以后，茅以升的那个记事本里就多了一个主题——桥。
凡是书本上看到跟桥有关的文章、段落，他都一笔一划地抄下来；凡是报刊杂志上有桥的图片，他都仔仔细细地剪贴收藏。
时间一长，光是跟桥有关的笔记，他就攒了厚厚好几本。他的同学都知道茅以升有个外号，叫"桥迷"。
1911年，15岁的茅以升考入了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唐山交通大学，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
他选的专业，正是土木工程。
这所学校是当时中国工科教育的翘楚，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
茅以升进校后更加发奋，白天上课做实验，晚上泡图书馆啃外文教材，寒暑假还跑到铁路工地上去实地观摩桥梁施工。
在唐山求学的这几年里，茅以升打下了扎实的工程学基础。
1916年，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紧接着参加了清华学堂的留美官费研究生考试——这场考试全国只招极少数名额，竞争极其激烈。
茅以升一举考了全国第一名，获得了官费赴美留学的机会。
在那个年代，能够公费留洋的年轻人凤毛麟角，每一个被选中的人身上都担着整个国家的期望。茅以升带着行囊，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
他不知道自己将在那片大洋彼岸待多久，但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去——学最好的桥梁技术，回来给中国造最好的桥。
1916年秋天，茅以升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他先进入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攻读硕士，这所大学坐落在纽约州的伊萨卡小城，校园依山傍水，风景极美。
但茅以升无暇欣赏什么风景，一头扎进了桥梁力学的研究中。
康奈尔大学的工科在全美排名靠前，师资力量雄厚，实验设备先进。
茅以升这个从中国来的年轻人，在一群美国同学中间并不起眼，可他的用功程度却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图书馆里他总是最后一个走的，实验室里他总是第一个到的。
一年后的1917年，茅以升顺利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土木工程硕士学位。
拿到硕士学位后，茅以升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选择继续深造。
他转入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这所学校在工程领域享有盛誉，对博士生的学术要求也更加苛刻。
茅以升选定的博士论文方向是"桥梁桁架的次应力"——这个课题在当时的桥梁工程学界是一块硬骨头，很少有人敢碰。
所谓"次应力"，说白了就是桥梁结构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内力。
一座桥建好以后，不光要承受车辆行人的重量，还要承受温度变化、风力震动等各种力的作用，这些力在桥梁的钢架结构里会产生很多复杂的内力分布。
如果设计师只计算了主要的受力情况，忽略了这些"次要"的应力，桥梁在长期使用中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轻则变形开裂，重则垮塌出事。
茅以升在大量实验和计算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桥梁结构中的次应力分布规律。这套理论后来被国际工程学界称为"茅氏定律"。
他的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康奈尔大学还为此授予他"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这是该校给优秀研究生的最高荣誉。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茅以升的学术表现太过出色，以至于卡内基理工学院做出了一个破例的决定：从今以后，凡是唐山交通大学毕业的学生申请该校深造，一律免试录取。
一个中国学生，硬生生地为母校赢得了这样的待遇，在当时传为佳话。
1920年，茅以升获得博士学位后决定回国。
当时不少在美国学有所成的中国留学生都选择留在美国，那里有更好的薪酬、更好的实验条件、更安稳的生活。
可茅以升压根儿就没犹豫过。
他清清楚楚地记得10岁那年端午节文德桥塌了以后秦淮河两岸的哭声，他出国就是为了学造桥的本事，本事学到了，自然要回去。
1920年12月，茅以升回到了中国。
回国之后，茅以升先到唐山交通大学当了教授。教书的同时他也没放下实践，一有机会就往工地上跑，看桥、量桥、画桥、琢磨桥。
他总觉得光在课堂上讲理论是不够的，一个工程师必须到现场去，用手去摸、用脚去量、用眼睛去看，才能真正搞明白一座桥是怎么立起来的。
此后十多年间，茅以升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等多所高校任教或担任负责人。
每到一处，他都不遗余力地推动工科教育改革，主张"先习后学、边习边学"，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工地。
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经常带学生去铁路工地、桥梁工地实地考察。
这十多年的积累，让茅以升从一个书本上的学者，变成了一个既懂理论又通实践的工程师。他就像一把淬过火的钢刀，等着遇上真正的硬仗。
这一仗，很快就来了。
钱塘江，天下闻名。
这条大江以潮水凶猛著称，每年秋天的钱塘潮更是声势浩大，几千年来无数人在江边看潮，也有无数人在江里丧命。
钱塘江的江底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流沙深厚，水流湍急，潮涨潮落之间水位变化剧烈，是出了名的"桥梁禁区"。
在茅以升接手之前，外国工程师曾经考察过钱塘江，结论是"这里不可能造桥"。
当时中国的铁路、公路大桥几乎全部由外国人设计建造，中国工程师在自己的土地上连发言权都没有
很多人觉得，在钱塘江上造桥这种事，就算外国人都说不行，中国人更不用想了。
可偏偏有一个人不信这个邪。
1934年，浙江省决定修建钱塘江大桥。
这座桥的意义不仅仅是交通——它是连接沪杭甬铁路和浙赣铁路的关键节点，如果建成，将大大改善东南沿海地区的铁路运输能力。
茅以升被任命为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全权负责大桥的设计和施工。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茅以升心里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钱塘江的江底是厚达四十多米的流沙层，打桩机往下打，桩子像插在豆腐里一样，根本固定不住。
江面上潮水来的时候，几分钟之内水位就能涨好几米，施工人员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而且，大桥的预算非常有限，没有多少钱可以浪费在试错上。
茅以升带着他的团队，一头扎进了钱塘江的工地。
他们住在江边简陋的工棚里，白天测量、勘探、计算，晚上开会讨论、修改方案。茅以升几乎每天都泡在施工现场，亲自监督每一道工序。
最大的难题就是桥墩的地基。四十多米深的流沙层，传统的打桩方法根本行不通。
茅以升和团队经过反复研究，创造性地发明了"射水法"——用高压水枪将流沙层冲开一个洞，趁着沙子被水流冲散的瞬间把桩子打下去。
这个方法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中却要精确控制水压、打桩速度和沙层反应，稍有偏差就前功尽弃。
除了"射水法"，茅以升还发明了"浮运法"来解决巨型桥墩的安装问题。钱塘江江面宽阔，潮水凶猛，用传统的吊装设备根本没法把几十吨重的桥墩构件运到指定位置。
茅以升的办法是利用潮水的涨落——在涨潮时用驳船把构件浮运到桥墩位置上方，等潮水退去，构件自然下沉落位。这种借力打力的方法，把大自然的"敌人"变成了施工的"帮手"。
整个建桥过程中，茅以升和团队先后攻克了八十多个技术难题。三年苦战，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终于正式建成通车。
这是一座全长1453米、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路铁路两用桥——上层走汽车，下层跑火车。
它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桥梁工程的局面，在中国桥梁建设史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通车的那一天，钱塘江两岸挤满了人。多少年了，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工程师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了这样一座大桥。
欢呼声、鞭炮声沿着江面传出去很远很远。
可谁也没想到，这座桥的寿命只有短短89天。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11月，上海沦陷。日军沿着沪杭线向杭州推进，钱塘江大桥成了敌军南下的必经之路。
如果大桥落入日军手中，不但铁路运输线会被敌人控制，而且大批物资和人员都将无法向后方转移。
茅以升接到了一道命令：炸桥。
他亲手建起来的桥，现在要他亲手炸掉。
1937年12月23日下午，茅以升站在钱塘江南岸。
他早在建桥的时候就在桥墩里预埋了炸药孔——那是以防万一的准备，可他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的桥面断裂、钢梁坠入江中。
茅以升后来在笔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
建桥，炸桥。这四个字是茅以升前半生的缩影。
抗战胜利后，1946年，茅以升再次受命主持钱塘江大桥的修复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
从建到炸、从炸到修，十一年的时间里，茅以升和这座桥的命运绑在了一起，也和整个时代的命运绑在了一起。
然而，就在这段修桥的日子里，茅以升个人生活中的另一座"桥"，正在悄悄出现裂缝。
这道裂缝一开始很小，小到几乎看不见，可它却在暗处不断地扩大、延伸，直到最后把他整个家庭拦腰截断，再也无法修复……
茅以升这个人，在事业上是出了名的较真和拼命。修建钱塘江大桥的那几年，他几乎住在了工地上，吃饭凑合、睡觉凑合，什么都可以凑合，就是工程质量不能凑合。
后来参与武汉长江大桥的技术论证，再后来主持设计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茅以升在桥梁工程领域一路走来，倾注的全是心血。
可他投入在事业上的这份心血，是从哪里挤出来的呢？
很大一部分，是从家庭里挤出来的。
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那个家——在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丈夫和父亲，而是一个永远在赶路、永远在忙碌、永远"顾不上"的人。
这份长期的缺席到底给这个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等到茅以升终于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而那些后果，远比他想象中要沉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