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潘 玥
西爪哇省（West Java）是印尼的人口大省和工业中心，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人均收入处于印尼中上水平。尽管如此，该省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
去年12月中旬，《贫困的终结（印尼语版）》一书在雅加达举行发布会。中国学者在会上分享了将这部关于中国减贫实践的著作引入印尼的初衷。但真正让我们理解这本书深层价值的，是在印尼爪哇农村的田野调查经历。从云南河边村到爪哇偏远乡村，我们见证了两个国家在减贫道路上的相似困境与不同探索。
到达印尼的第二天，我们踏入西爪哇省茂物县的塞图村。这里距离茂物县约60公里，交通条件远比想象中艰难。从城市出发，颠簸了近两小时才抵达。初到村里，我们就拜访了村办公室，村长德莎是一位50多岁土生土长的女士。
村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每户人家平均拥有0.5到1公顷土地，主要种植水稻、木薯和少量经济作物。但农业产出极其有限。水稻一年两季，每季每公顷产量约4吨，按照当时市价每公斤4000印尼盾（1元人民币约合2450印尼盾）计算，一公顷土地全年毛收入约3200万印尼盾。扣除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成本，一户四口之家全年农业净收入不到2000万印尼盾，人均月收入不足200元人民币。
这样的收入水平使得许多村民的生活极其简朴。我们观察到，村民的一日三餐以大米、木薯和少量蔬菜为主。孩子们的衣服多是旧的。村里虽然有小学和中学，但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继续深造的相对较少。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逐渐理解了这个村庄贫困的深层原因。基础设施落后是首要制约因素。村里的主要道路是土路，雨季泥泞不堪，车辆无法进入。农产品只能靠摩托车运到主路上，运输成本高且损耗大。村里没有农产品收购站，农民只能将产品卖给流动商贩，价格被压得很低。
灌溉设施的缺失进一步限制了农业产出。村里的农田主要靠天吃饭，虽然附近有小河，但没有灌溉渠道将水引入农田。旱季时农田缺水，水稻产量大打折扣。我曾问村长为什么不修建灌溉设施，她苦笑着说：“政府说要修，但一直没有资金。我们自己修的话，光材料费就要几亿印尼盾，村里拿不出这笔钱。”
医疗条件同样令人担忧。村里设有卫生站，但主要作用是接生，最近的社区医疗中心在镇上。村民生病了只能买点便宜的成药，严重的才会去镇上看医生。
在爪哇乡村的田野调查让我们对李小云教授在云南河边村的扶贫实验有了更深的理解。河边村通过精准识别、产业扶贫、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投入等方式实现脱贫。河边村的很多困境与我所在的爪哇村庄何其相似：偏远的地理位置、落后的基础设施、单一的产业结构、匮乏的公共服务。
但中国的减贫实践展现出系统性解决路径。政府通过精准识别建立贫困户档案，对每户的致贫原因进行分析，然后因户施策。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修建硬化公路直通村庄，解决农产品运输难题；发展特色产业，引入乡村旅游、特色种植等项目，增加农民收入来源；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保贫困家庭子女完成义务教育；健康扶贫防止因病致贫，建立医疗保障体系。
我们在塞图村分享中国减贫经验时，村民们听得很认真。村长对精准扶贫理念特别感兴趣。她说：“我们这里也有政府扶贫项目，但往往是撒胡椒面式的，每家分一点钱或物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位年轻村民对产业扶贫很感兴趣。他说：“我们村里也有资源，比如风景不错，可以发展旅游。但没有资金修路、建设施，游客很难过来。如果能像中国那样有专项资金支持，我们也可以试试。”
田野调查让我们对印尼农村贫困有了切身体会。减贫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它需要政府的决心、制度的保障、资源的投入、基层的执行，更需要对贫困人口的深切关怀和尊重。中国的减贫经验对印尼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绝非简单复制，印尼有其独特的国情。这决定了印尼需要探索适合自身的减贫道路。中国的做法可为印尼提供思路。印尼在社区参与、非政府组织动员等方面的经验，同样值得中国借鉴。
离开爪哇村庄时，村民们热情送别。村长握着我们的手说：“希望你们能常来，也希望我们的村子将来能像中国的村子一样富裕起来。”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人民的共同心声。从云南到爪哇，跨越山海的不仅是地理距离，更是发展理念和实践经验的交流互鉴。减贫是一场需要长期坚持的攻坚战，也是一项需要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合作的共同事业。（作者是暨南大学印尼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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