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那些事儿

小说中的事儿不叫事儿，大多都要体现典型性，即便是作者胡编乱造的，也要符合人们的接受观念，不然就不能畅销。

不管是古典小说，还是现当代小说，都要写一些比较新奇的事，而这种新奇并不是刻意求新求怪，而是要从生活中来，写高于生活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就是作家加工了生活中的一些事，把这些事揉合到一块写，或者把很多事儿放到一个人身上，让这一个人经历很多事。就像余华的《活着》一样，里面的主人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故，好像所有的悲惨事都让他遇到了。他是几个时代的亲历者，好像时代的悲痛和苦难全都让他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似乎不存在，只是作家虚构的人物，当然事件有可能是真实的，只不过放到了这一个人身上而已。这些事具有典型性，并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每个人似乎都经历过，没必要写进小说，即便文笔绚烂，用词精彩，也不一定引起人们的兴趣。事件是小说的内核，而语言只是外表。当然作家在写作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用这样的风格来创作，就会吸引很多读者。不管是莫言的小说，还是阎连科的小说，都有独特的语言风格，而且这种风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有经验的读者读小说的时候会注重小说语言，自己喜欢的就去读，不喜欢的就换一本，没必要非得在一部小说上纠缠。小说的语言要优美一些，哪怕写得非常土，就像赵树理写的那样，也一样可以讲故事。

小说的内核是故事，也就是那些事。作家究竟怎样讲，涉及到叙事学的问题。作家有可能用乡土语言来讲故事，也有可能用华丽的语言来讲故事，有可能用非常个性化的颠覆人们认知的语言来讲故事，但都得通过文字来表达，让读者看到，还要力求让读者接受，而不可能曲高和寡。当然也有曲高和寡的小说。作家有自己的说法，说是留给后代人看的，实际上当代人接受不了，或者说他的思想太超前，他的语言太超前，读者根本看不懂。外国出版行业比较开放，言论比较自由。当然一些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小说可以出版，而国内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小说就不一定能出版，因为出版社顾及销量，还要看作家的名气。倘若一个籍籍无名的作家想要写一部小说出名，就要剑走偏锋，写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小说，用了一些荒诞派的手法，或者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虽然出新出奇，但出版社看不上，很有可能认为他们模仿某个外国作家。其实很多作家都在模仿外国作家，总是用外国作家先进的创作技法来写作。莫言的小说就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还借鉴了象征主义的写法，并不能说是他自己的独创。事情就是那些事情，就看作家怎样发现，怎样加工。作家把很多事情加工到一块，放到一个人物身上，那么这个人物形象就变得立体了。

现实生活中，人们认识一个人，要和这个人一块做事，就会发现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倘若只是他自己表白，并不能服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通过事件来体现的，有的事件是离奇的，有的事件是惊悚的，有的事件是玄幻的，有的事件是平平无奇的，但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有一些区别。作家在叙事的过程中，会运用叙事学的原理，同时用了颇具个人风格的语言来叙述，当然会把故事讲得比较精彩。有蹩脚的作家写故事的时候，总是注重语言的优美，结果产生了很大的歧义，把一个好端端的故事写坏了。倘若别的作家来写，就很可能把故事写好。国内重视现实主义，国外重视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或者叫做国外重视现代主义。国内的文学大奖大多颁给了现实主义作品，而用来炫技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作品，却往往落选。纪实文学叙事无所谓风格，所谓的叙事风格，只是作家们自己确定的。同样一件事，让不同的作家来写，就会写成不同的事。因为作家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一件事，选择最适合自己写作的角度，还要选择最适合自己写作的语言，当然会出现叙事方面的分歧。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处在事情当中的人和处在事情外面的人看法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们看到的事情虽然是同一件事情，但却产生了认识方面的畸变。

作家写作也是如此，要选择具有典型性的事件，而这种典型性，只是他们杂取很多事情，或者改编很多事情之后获得的。有的作家没有学习过叙事学，只是浑浑噩噩来写，感觉有什么想写的，拿起笔来就写，居然可以发表，那么这样的作家就算有一点写作的天才。其实每一种天才都可以做客观理性的分析，作家的叙事更是如此。作家从某一个角度来命笔，总是有自己理由的。虽然有时候他们也糊里糊涂，并不知道这种理由是什么，只能说明受到灵感的牵引，实际上仍然有一定的创作规律可以摸索。一些作家模仿别的作家来写作，居然以假乱真，就像明清的书生模仿唐人写唐诗一样，居然以假乱真，有的甚至可以选入《唐诗三百首》，一直流传到现在，等于以讹传讹。国内作家想要获得捷径，就要模仿外国的作家，还不要模仿一个，模仿好几个，把他们的风格杂糅到一块儿，尤其是那种叙事风格，杂糅到一块就变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不叫抄袭，而是借鉴或发展。有的作家深入生活，到农村中生活一段时间，搜集一些素材，但他们并不会把看到和听到的事原原本本的写地作品里，而是有了一定的意义变化。或者说经过了主观意识的加工，按照叙事学的原理来写作，当然这样的事情就具有了一定的典型性。马克思说，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小说中的事情就是如此，只是很普通的事儿，就没必要写进小说，需要有一定的新奇特征，但故意求新求奇求怪，就要不得了，会超出现实太远，读者接受不了。

小说写作是一门艺术，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家主要展现那种高于生活的部分，也就是注重马克思所说的典型性，这才是叙事学的根本。